英国殖民者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管理的欠缺和军事力量的不足，所以采用“直接或间接由英国主宰整个印度”的方法，即在军事征服后，使用直接兼并与订立“辅助金条约”的不同策略，这样就产生了直辖殖民地和附属国两种统治形式。

但是这两种形式，尤其是附属国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殖民政府视形势的需要，恣意将其改变。哈斯丁斯在将奥德等附属国作为“篱笆”来缓冲马拉塔人等强劲对手的攻击时，以所谓的“平等”、“友好”对待它们。为使附属国能俯首帖耳，他甚至在1775年2月26日，上书英国罗斯首相，建议欲长久保持权势及强化与附属国关系，莫过如使附属国与皇家政府建立制度上的直接关系，这会令土邦主们觉得地位提高，权位也获得了保障。随着大局初定，当殖民当局稍有余力时，他们就将那些在经济上、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附属国兼并了，如贝拿勒斯、加尔那迪等。但此时对一般附属国，大多数意见认为应予以保留，只是英国政府应加强对其控制。根据这一精神，韦尔斯利总督就曾迫使附属国成为“从属同盟”的关系，它们的军事、外交等，都受到东印度公司的监察和严控。英人还派遣驻扎官常驻它们的都城，因此这些附属国只是在形式上仍保持着内部的主权。

随着征服印度的大局已定，存在众多附属国的弊病渐渐显露出来。这些附属国在领土上与英属印度交错在一起，随着印度成为英国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在货物运输与征税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如公路、河运等交通要道都要穿越一些附属国；尽管英属领地之间已取消了过境税，但一些王公依然有自己的关卡税。在政治上，这些附属国承袭着旧传统，内部王位之争的事端层出不穷，造成一邦或多邦的政局动荡，战乱不已。这对英国在全印度的商品销售及原料收购，形成很大威胁，如那格浦尔是著名的棉花产地，内乱一起，棉花就很难如期如数地收购上来。因此殖民政府在1834年和1841年制定方针，采取有选择兼并的策略，即衡量利弊后，择其重要的予以兼并。例如1853年大贺胥总督在兼并那格浦尔时，认为当地的棉花对英国纺织业的繁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它是孟买到加尔各答的主要交通枢纽。同年，在兼并富裕的比拉尔地区时，他认为这是扩大英属领地政治体制的需要，并且对国库收入大有裨益。总之，有选择地兼并一些附属国，有的是为了扩大政治势力，有的是为全面通商，增加税收，有的是为增强军队的机动能力，有的是为了对其他附属国形成一种威慑力量。

为了使兼并附属国师出有名，殖民当局制造了种种借口，“转属说”是当时常用的怪诞借口之一。所谓“转属说”，意即王公无嗣，死后其领土由殖民当局收归并统辖，其养子和他人都无权继承。1832年8月，本廷克总督以卡恰尔土邦王统断绝为由加以兼并。奥克兰总督先后以此借口对曼达维（1839）、科拉巴（1840）、贾劳恩（1840）实施了兼并。苏拉特有着众所周知的优良海港，为殖民当局垂涎已久，1842年奥克兰总督终于等来机会，以“转属说”为借口而将其吞并。大贺胥总督在这方面更是“业绩显著”，他凭借此说而兼并的重要附属国有萨塔拉（1848）、桑巴普尔（1849）、巴加特（1850）、乌代普尔（1852）、加色（1854），等等。

殖民当局兼并附属国的另一借口是英人“善政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王公“治理不善说”。对奥德的兼并就是援用这条标准。奥德尽管是最早签订“辅助金条约”的附属国，但它地处殖民帝国的中心地带，当英国对印度的占领基本完成时，殖民当局迫不及待地着手解决这一“时代的错误”。英人指责王公行政败坏，民众承受着莫大的痛苦，所以必须有良好的政府替代，以便给“千万人民带来幸福”。1856年2月13日，英国代表乌特勒姆正式宣布兼并奥德，将奥德王室的最后统治者移居加尔各答，靠殖民政府的年金度残年。其他以治理不善为由兼并的附属国众多，主要有“对人民暴虐”的库尔格（1834）、“支持人祭”的贾提亚（1835）以及阿豪姆（1838）、齐塔亚（184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