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印度的手工业、商业一度走在世界前列。自古以来，印度的工业及手工艺术产品一直是各国商人追逐的目标，也是印度巨大财富的来源之一。西方专家在《工业委员会报告》中感叹：“欧人东来初时，印度工业的发达决不逊色于西方国家，有些方面甚至更为进步。”在对外贸易上，印度也处于出超地位，即便在1708—1756年，纯金块构成孟加拉进口货物价值的75%，而孟加拉出口商品主要是棉织品、丝织品、糖、黄麻、鸦片等，细棉布，尤其是达卡细布行销世界各地。

普拉西战役成为转折，印度原有的商业、手工业开始遭受冲击，备受摧残。英国军队击败了印度王公，占领其国土，有些王公为取得原有王位，不得不付出大量钱款，如孟加拉王公贾法尔和卡西姆支付赔款150万英镑，而后在1757—1765年的八年间，另支付给东印度公司500万英镑以上。从1765—1780年的15年间，东印度公司得到了征税权，它将超过1 000万英镑的得益，或购买印度货出口，或将金银直接输出（当时有一部分输往中国），或以各种方式转往英国。这造成印度财富大量外流。在1757—1780年的23年间，孟加拉净流失6亿卢比，“血”被抽干，贸易和工业发展的后续资金枯竭了，这曾经富裕的地区变得极为贫穷。印度其他地方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东印度公司利用特权以及歧视性税收等手段，排挤、打击印度城镇各行各业。印度的海外贸易古来发达，由此带动金融业的活跃和城镇的繁荣。但此时东印度公司攫取对外贸易的专营权，享有外贸的免税特许证，有的公司职员甚至将特许证卖给印度商人，直接渔利。在对内贸易方面，公司除了垄断一些如盐、烟草等重要商品的贸易外，还利用不同的税收来挤垮印度商人。例如，孟加拉的印度商人得不到孟买地区的棉花，因为那是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当他们转而从北印度输入时，就要加付30%的入境税。许多遭受排挤的印商，为了生存，只能充当东印度公司的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而他们原有的商业网络，自然无偿地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资源了。

印度的布曾经行销天下，大量输往欧洲，输往中国部分地区，几乎独霸东南亚市场，如此发达的一个手工行业，此时全然凋零了。印度棉纺织业的衰败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东印度公司为得到足量及有保证的棉织品，就以定购包销的方式，与织布工订立合同，要求他们按时按量交付产品。有的甚至将织布工集中起来，汇于商馆生产。若以生产方式本身而论，它将分散经营的织户组合起来，集体化生产，这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但公司以一种极不公平的条件与织布工订立合同，其收购价远低于市价，有的甚至低于成本。公司有时还运用手中的政权机器谋取利益，如他们动用警察强行摊派，对于反抗者、违反合同者，甚至处以鞭打等肉刑。织户在如此压榨下，生存难以为继，许多人抛弃了这一职业。丝织等其他手工业，莫不如是。其二，对织布工场和个体织户来说，更严厉的打击来自英国商品的不公平竞争。为阻止大受英国民众欢迎的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进口，英国议会在1700年与1720年分别通过法律，“自印度进口的棉织品和丝质货品，不准在英国国内穿着或作其他用途”。1780年，又紧急停止从印度进口印花布四年等。提高进口税，这是英国阻止印度纺织品进入英国的常用手段，如1842年棉织品的进口税率为50%，棉布为67%。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积极鼓励纺织品出口。一方面工业革命提高了纺织品的产量和质量，降低了成本，使英国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英印殖民政权降低英国布的入口税，如1863年各类棉织品的入口税率仅为2%—3.5%。在印度境内，殖民政权对过境税实行不同标准，英国布征税5%，印度布为20%。自1782年第一批英国布进入印度，在1786—1790年间，英国棉纺织品输入印度年均120万英镑，至1809年增加到1840万英镑。相反，1813年印度棉布由加尔各答出口英国为200万英镑，到1830年变成净输入英国棉织品200万英镑。曾经繁荣兴盛的印度纺织业，就这样遭到了灭顶之灾。其他如丝织业、运输业、造船业等，也都循此覆辙，一一衰落。

从古代起，印度就有诸多手工业的种姓，他们逐渐汇集于城镇。现在受此沉重打击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生存，回到了农村，在那儿艰难度日。另外，孟加拉与德干地区自古以来商品流通繁忙，此时由于英人歧视性的苛捐杂税，沿途已是车马稀疏。

印度本土的工业没落，商业衰败，金融业成了无源之水，更主要是英国人利用统治权力，用各种手段尤其是非经济手段搞垮了印度的金融信贷业。殖民政权一方面关闭印度金融行的铸币厂，停止他们办理政府的汇兑及信贷业务；另一方面，它支持英人创办银行，授权他们发行钱币，在信贷和汇兑业务上予以扶持。1770年英人创办的印度斯坦银行开业；1806年孟加拉银行投入运营。反之，孟加拉的贾格特·塞特家族，一度是印度金融业的巨无霸，孟加拉约70%的税收是经他的钱庄而归入国库的。此时在殖民政权及英人银行的夹击下，不得不宣布破产。

总之，曾经的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构成了印度中世纪城镇赖以存在的基础，三者的颓废，使许多城市萧条了，更有一些中小城镇连同它们的传统体制和曾经的繁荣一起消失了，只留存于尘封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