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征服之初，东印度公司就在孟加拉的占领地直接征收田赋。1765年公司从莫卧儿皇帝处取得了孟加拉的财政管理权，他们扩大了征税的区域，加大了榨取田赋的力度。1765—1777年间，公司实行五年、三年甚至一年为期的短期包税制。英国人不考虑原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将包税权进行拍卖，谁出的钱多就包给谁，所以投机者竞出高价。由于包税人在土地上没有长远利益，因此对农民凶狠搜刮，如1770年印度大饥荒，饿死约1 000万人，孟加拉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可是1771年的净税收甚至超过1768年。这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不可能持久。以后几年，就难以收到足够的田赋了，而无田地牵挂的包税人也常常捞到一笔钱后逃之夭夭。于是，1777—1786年间，殖民当局酝酿着田赋制度的改革，他们允许原来的柴明达尔（意为“土地所有者”）有优先包税权。因此这十年可视为田赋制度的过渡时期。1786年以后，公司在征服土地上的田赋制度逐渐走上正规，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主要实施“固定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及“马哈尔瓦尔制”三种田赋制度。

“固定柴明达尔制”最先在孟加拉实施，它是一种永久性的田赋制度，就是确认包税的柴明达尔为土地所有者，田赋一经估定，永久不变。1776年四人参事会之一的弗朗西斯提出这一制度的初步建议，1786年新任总督康沃利斯指派参事会成员肖尔进行地权、地租等问题的调查研究，以便按公司董事会意图，推行“固定柴明达尔制”。1789年9月18日、11月25日、1790年2月10日新的田赋制度分别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试行，为期十年。然而仅过了三年，1793年总督就宣布“固定柴明达尔制”正式实行。

肖尔在调查报告中提出土地税制度的两条原则：保证政府税收；耕田者应受到保护。他又指出，要实现第一条原则，应有柴明达尔包税，因为他们是原土地、耕田及财产的所有者。这避免了过去包税者疯狂掠夺或完税前逃遁而难以追缴的弊病。至于第二条原则，尽管田赋的定额相当高，试验区1790—1791年的田赋总额是1765—1766年度的近两倍（该年度是公司取得征税权的第一年），但由于此定额是永久不变的，这给柴明达尔留下了余地，因为生产的发展以及开垦荒地等产生的效益，则留给包税人处理。1795年、1801—1807年这一制度又分别推行到贝拿勒斯和马德拉斯管区的北部各地。由于永久固定的田赋制度被认为对殖民当局的财政不利，以后实施的地区（主要在今北方邦西部）改为临时柴明达尔制，一般每五年重订田赋额度。

“莱特瓦尔制”主要实施于马德拉斯管区（除了北部大部分地区）和孟买管区。“莱特瓦尔”是阿拉伯文，意为“农民”，“莱特瓦尔制”就是以农民为征收田赋的对象。政府对农民的土地进行测量、定级、估税。田赋额度通常30年修订一次。农民只要按时足额向政府纳赋，就可永久占有及使用相应土地。

“莱特瓦尔制”1792—1808年首先试行于马德拉斯管区的一些地方。1808—1820年间对于是农民、还是村社为直接纳税者，产生过激烈争论。1820年5月省督宣布该田赋制在全区（除柴明达尔制实行的地区外）实施，农民与政府直接订约，耕种多少土地由农民自愿决定。相对试行期，正式实行的“莱特瓦尔制”在田赋税率上略有降低。1861年马德拉斯在全区进行一次新的土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1864年田赋税额再次降低，从净产量的三分之二，降为二分之一，时间仍是30年不变。1819年孟买省督艾尔芬斯顿将“莱特瓦尔制”引入孟买管区，经土地调查和核实田赋后，1835年正式在孟买管区实行，方式与马德拉斯管区基本相同。

“马哈尔”是印地语，意为“村庄”、“庄地”，“马哈尔瓦尔制”就是以村庄为单位制定田赋额度。村庄及其田地为农村公社集体共有的，由该公社为纳税者；庄地为封邑主占有的，该受封者为纳税人。两种纳税主体的税率不同，公社纳税者较之封邑主纳税人，其田赋税率要高出20%左右。纳税主体有土地所有权。1822年马哈尔瓦尔制在北印度中部一些省份正式实施。

一系列地税制的实行，除了英国殖民者获得较稳定并且相当高的田赋收入，部分柴明达尔从中渔利，印度农民遭受掠夺普遍贫穷外，它更对印度农业社会带来了强大冲击。从柴明达尔制来看，包税人在法律上成了地主，而世代耕作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占有权，他们有的成了佃户，有的举家出走，农民成分发生了变化。就“莱特瓦尔制”而言，在其实行的南印度和德干地区，原先农村公社集体土地所有制根深蒂固，现在以莱特瓦尔为纳税人，并在法律上承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这就形成了土地的集体共有制（另一种是农村公社的土地分有制，即土地各家占有，田赋各家分纳，但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和转让）向农民土地私有制的转化。还有，殖民政权在实行柴明达尔制时，有意识培养了一批新型地主。莫卧儿时期的收税员是世袭的，现在包税者能按时足额纳税就当下去，不然就撤换掉。于是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地主，一种是柴明达尔本身；另一种是商人、高利贷者、官员，他们以钱拿下包税权，这些人往往是“不在地主”，即不居住在包税土地上，因此中间层次比较多，农民的负担更重。几十年后“不在地主”成为一股较大的力量，后来他们对印度大起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总之，殖民政府一整套地税制的实施，对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印度农村社会体制，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作为农业社会主体的农民遭受着莫明的掠夺，印度的农村社会正处于痛苦的转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