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世纪的印度文化

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是广博精深、高度发达却又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但是它们在南亚地区中共存并且融为一体了，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葩。我们可以看到穆斯林朝廷中兴起研读、翻译梵文经典的热潮，穆斯林传教士们研究印度哲学，学习瑜珈，探讨印度的医学和天文学。反之亦然，印度教徒学习穆斯林的经纬度计算法、日历及十二宫的推算，借鉴他们在化学和医学上的成就。

在文学方面，承袭印度古典传统的梵文文学及后来兴起的印地语文学，都得到一定的发展。约1300年，米斯拉写了几部关于弥曼差派的著作。另外还有一些论著是研究瑜珈派、正理派与胜论派的。戏剧方面有贾章苏里的《扫荡哈米尔》，瓦乌纳·巴纳的《雪山女神出嫁》（1400）等。鲁巴·哥斯瓦米的梵文剧作多达25部左右，较为出色的有1532年的《靓丽的马陀瓦》、《智慧的马陀瓦》等。

较之梵文文学，中世纪印度的印地语文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印地语文学是用不同的方言撰写的。16世纪的盲诗人苏尔达斯是虔诚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用布拉贾语写作，以朴实和生动的语言创作了《苏尔诗海》。杜尔西达斯（约1532—1623）用印地语阿沃提方言写的《罗摩功行录》，看似译本，实际是创造性的改写本，渗入了对人性的同情以及对人心的探讨，这是北印度最为盛行的文学著作之一。17世纪印地语诗人哈里拉尔以《七百对句诗集》称著于世，他在凝练的诗体中，显现出对自然的沉思，新颖并充满美感。此外，埃克纳特促进了马拉塔语文学的发展，他撰写了对《薄伽梵歌》的评注。米拉·巴伊的布拉贾语诗歌是人们乐于传唱的。金迪达斯和维迪亚帕蒂是孟加拉语文学的有功之臣。瓦里斯的《希尔与郎卡》（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旁遮普语写就的浪漫故事的典范。

随着伊斯兰教入印，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于印度文坛。波斯语文学在朝廷的赞助下，一路顺风顺水。阿米尔·胡斯劳（1253—约1325）是一位多才多艺且多产的学者，也是早期最有名的波斯文作家。他成名于巴勒班统治时期，后成为哈勒吉王朝的宫廷诗人，他也是德里图书馆的管理者和负责人。阿克巴时期的吉扎利是韵文作家中最著名的。马利克·贾亚西在1540年写了《莲花公主》，那是哲理性很强的叙事诗。为吸取印度传统文化的精华，许多经典被译成了波斯文，阿布拉·法兹勒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波斯文作家、书法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和史学家，受阿克巴指令，全权负责将梵文及其他语文的重要文献译成波斯文的工作。1589年巴道尼历时四年翻译了《罗摩衍那》；萨尔欣迪将《阿闼婆吠陀》译成波斯文；史诗巨著《摩诃婆罗多》的一些篇章也被译成波斯文。此外，数学、天文学等一些科学名著一一被译解了。伊斯兰教历来有修史的传统，这传统也引入了印度。由于修史大多得到朝廷的赞助，因此史书多以波斯文撰写。早期较著名的有菲鲁兹沙本人写的《菲鲁兹王朝的胜利》、胡斯劳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史》、西拉杰的《纳西尔通史》、阿菲夫的《菲鲁兹王朝史》、萨尔欣迪的《穆巴拉克王朝史》等。莫卧儿王朝时期有阿布拉·法兹勒的《阿克巴本纪》、巴道尼的《历史选集》、拉霍里的《帕德沙本纪》、伊纳亚特的《沙·贾汉本纪》、哈菲的《精华录》等；翻译的历史著作有阿卜杜尔·拉希姆译《巴卑尔传》、沙哈巴迪译《克什米尔史》等。

随着乌尔都语的产生，乌尔都语文学也蓬勃发展起来。阿米尔·胡斯劳被认为是乌尔都语的第一位诗人，他用还未定型的乌尔都语写了抒情诗《莱赫达》。1308年，萨姆纳尼写了一本小册子，阐述苏菲派思想，这是现存的乌尔都语最早的散文作品。尼扎米是巴玛尼王朝时的诗人，他以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和经历写了一首题为《巴达姆与拉奥》的诗，这是乌尔都语的第一首叙事诗。大诗人沃利（约1668—约1707）特别擅长抒情诗，他的大胆改革使乌尔都语抒情诗摆脱了波斯抒情诗的影子。尽管沃利不是第一位乌尔都语诗人，为确立其地位，人们还是称他为乌尔都语诗歌的开山祖。较杰出的散文家还有凯苏德拉蒙（？—1325），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长者，其代表作《崇高的爱》是介绍苏菲派思想的作品。穆拉·沃西的名著《趣味大全》写于1639年，它取材于著名的波斯故事《心与美》，是现存的乌尔都语文学中的第一篇故事散文。中世纪后期，有两人值得一提，米尔（1722—1810）被尊为乌尔都语的诗圣，他的抒情诗首屈一指，超越了前人并且后无来者，他一生中写了六部乌尔都语诗集。拉非·绍达（约1705—1781）擅长写颂诗，所以称“颂诗之尊”，他的诗韵律优美，用词洗练，又被誉为“语言巨匠”。

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吸引，兼容并包，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又一景观。一些穆斯林用印度方言书写印度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作品，乌尔都语诗人阿米尔·胡斯劳就撰写了好几部印地语著作，马利克·贾西亚也写了有关巴德米尼的作品。反之，印度教作家拉伊·马尔用波斯语撰写了伊斯兰传统的编年史。而比贾普尔苏丹的国家档案一般是用马拉塔语书写的。

细密画，莫卧儿时期

在绘画方面，“本土的”和“外来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莫卧儿画派。它是波斯细密画、印度传统画和西方写实画的融合，而移入印度的波斯细密画中又有中国工笔重彩画风的影响，那是蒙古征服者传到波斯的。巴卑尔和胡马雍对绘画艺术精心扶植，并把这份遗产传给了阿克巴。阿克巴统治时期，17位主要画家形成了莫卧儿画派的早期核心，其中13人是印度教徒，但最负盛名的却是胡马雍复国后从伊朗召来的画家米尔·萨伊德·阿里和阿卜杜勒·萨马德。由于胡马雍的早逝和阿克巴对绘画等艺术的大力扶持，因此一般认为阿克巴是莫卧尔细密画的奠基人。查罕杰和沙·贾汉时期绘画进一步发展，达到了高峰。由于奥朗则布的宗教狂热及对艺术的漠视，莫卧尔的绘画与建筑都趋向式微。

莫卧儿绘画的早期作品《鹦鹉故事七十则》，是画家们不同风格作品的汇集，既有波斯和印度风格的融合，又有异于两者风格的创作。阿克巴时期的代表作是《哈姆扎传奇》及《阿克巴本纪》两书的插图。1567年前后，米尔·萨伊德·阿里和阿卜杜斯·萨马德等约一百名画家开始为阿拉伯史诗十四卷本的《哈姆扎传奇》的波斯文译本绘制插图。历时15年，共绘出1 400幅插图，这些作品崇尚活力，充满动感。宫廷画家也为印度两大史诗绘制了插图，如印度教徒达斯万特为《摩诃婆罗多》波斯文译本绘制的插图带有浓浓的印度传统，色彩亮丽，画风细腻。以后各时期也是大作迭出，如查罕杰时代的《吐绶鸡》、《猎鹰》、《斑马》、《巴尔维兹与女人们》等细密画，崇尚自然，栩栩如生。此时西方画风东渐，细密画的平面表现风格发生了变化，引进了透视法并注重对光的描写。沙·贾汉时期的绘画更强调色彩和装饰，因此《沙·贾汉本纪》等传纪的插图及《沙·贾汉的三个儿子》等作品，鲜艳亮丽，笔触细腻。

拉贾斯坦画派别树一帜，它的形成时间大致与莫卧儿画派相同，其民间艺术色彩更浓，呈现印度西部风格。拉贾斯坦画派与崇尚自然主义的莫卧儿画派形成对照，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印度古典文化，以夸张的手法创作，因此该派的风格更抽象，更多带有宗教的神秘性和象征性，在印度教观看者的心里较容易引起共鸣。

由于反对偶像崇拜，并且穆斯林入主印度后对各地寺庙、塑像大肆破坏，所以这一时期印度雕塑艺术一片萧条。

建筑艺术恰恰相反，从德里苏丹到莫卧儿帝国，许多帝王对建筑艺术情有独钟，十分内行，并大力赞助，而且印度、伊斯兰教两种风格融合互补、相得益彰，所以精湛的杰作层出不穷。穆斯林入印之初，没有大量清真寺，但每天五次觐拜是必须的，因此最早的觐拜地是由印度宗教的寺院改造的。德里的古瓦特清真寺大概是最有趣的范例。该清真寺的前身是一所10世纪乔汉王朝时的印度教庙宇。庙中央偶像林立的圣殿被移去，只留下四侧垣墙，按照穆斯林朝麦加方向觐拜的规矩，壁龛建造在庙的西翼。待到清真寺改造初成，入寺觐拜的穆斯林却看到那些回廊柱上尽是印度教款式的雕塑，这令他们大为不快。为了掩盖这一点，统治者又让印度工匠建造有五个拱门组成的一道大屏饰，横跨西翼正面，以遮住朝拜方向的印度雕塑。但工匠们仍然“偷梁换柱”，他们用印度式的梁柱支撑拱门，以替代伊斯兰风格的放射性契形拱门，并且在装饰花纹方面也顽强地显示印度文化的根源，因为花纹是莲花漩涡饰与阿拉伯书法体饰的混合物。

穆斯林根基初定，需要建造清真寺时，不得不大量使用印度工匠。印度传统建筑风格通过工匠之手，赫然进入伊斯兰教建筑中。其间，有些是印度工匠在无意中渗入了他们习惯的风格，有些是由于宗教隔阂，故意在建造清真寺时，融入印度传统，以此作为无声的反抗。以后，两者相互融合的建筑风格不断扩散，从而开创了建筑学上的“帕坦风格”，亦即印度—伊斯兰教风格。

印度中世纪的建筑主要包括陵墓、清真寺、宫殿及城堡，建材一般采用红砂岩和白色大理石，既古朴浑厚，又清新雅致。库特卜高塔及相关建筑是早期德里风格最著名的建筑之一，高塔是12世纪末奴隶王朝的开创者库特卜-乌德-丁·艾伯克始建，坐落在德里南郊，是一座象征性的凯旋塔，以独立的塔楼、工整精练的书法铭刻及钟乳石支撑柱为显著特点。这座圆形石塔原为四层，1370年第四层被雷电击毁，菲鲁兹·图格鲁克修复高塔，并增加了第五层，高度达到近73米，塔的第四层以白色大理石为贴面，其他四层由红砂岩砌成。塔的一侧是艾伯克修建的印度第一座大清真寺，它是在捣毁的印度教神庙原址上修建的，为就地取材，艾伯克下令摧毁了27座印度教和耆那教寺庙。高塔的另一侧则是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时留下的著名的不锈铁柱。1993年这一杰出的建筑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阿塔拉·德维清真寺

帕坦风格的建筑在印度其他各地也是屡见不鲜。1377年奠基、1408年落成的阿塔拉·德维清真寺，是江普尔风格的典范。它的拱门特别高大，整个前部建筑看似凯旋门，厚重而敦实。江普尔建筑风格强烈显示出印度传统建筑的影响，诸如坚实宽厚的倾斜墙、方形石柱、狭窄的走廊以及殿内繁复而精致的装饰等。西部的古查拉特原是印度传统技艺的中心，在加米清真寺（1325）及卡济清真寺（1333）等建筑中，印度风格的片段结构比比皆是。东部孟加拉的阿迪纳大清真寺（约1368年）最早盖有378个圆顶，这类圆顶以及雕刻有莲花的边饰等，显然都是印度艺术的产物。布尔吉斯在其五大册的《西印度建筑一览》中，对德里苏丹时期的建筑评论道：“糅合了本地建筑的一切精美优点，表现出他们自身的创作能力，由而形成完善的建筑艺术。”

莫卧儿时期印度—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新颖、精致，其中不乏惊世杰作。1573年竣工的胡马雍陵由伊朗建筑师设计，显示出波斯风格，但这座大型建筑的外表大量使用白色大理石，而不是波斯风格惯用的彩釉砖装饰，这显然含有印度建筑的因素。而且，这肃穆、古朴的陵墓坐落在幽静安谧的方形花园中央，独具一格并成为后世陵墓的样板。阿克巴时期的著名杰作还有亚格拉城堡和法特普尔城。亚格拉城堡既是皇宫，也是军事堡垒，城堡主要用红沙石建造，所以也称亚格拉红堡。法特普尔城，意为“胜利之城”，建于1569年，现已荒废，但最初建成时气势磅礴，城内宏大的建筑有：乔德巴伊宫和比尔巴罗宫，这两座形式别致的建筑是皇后和贵妃们居住和游玩的地方；勤政殿和枢密殿，是皇帝主要的办公场所，均为印度式的设计，装饰也都具有印度传统的特点；凯旋门，为彰显阿克巴武功而修建；称之为“潘基·摩诃尔”的，那是金字塔形的五层建筑，是仿照佛教的精舍的形式；加米清真寺，建筑评论家弗格森形容为“一座浪漫主义的石材艺术品”。整个城堡被评论为“反映了一位伟人的伟大心灵”。阿克巴时期另两座杰出的建筑物是阿拉哈巴德的“四十柱宫”和锡坎达拉的阿克巴陵。据建筑史家芬奇估计，前者就凭“有四十根印度式的大石柱支撑的皇宫”，其修建、雕琢等，至少需要5 000至2万人工作40年。阿克巴陵墓是阿克巴在世时设计的，1605年始建，1613年竣工，陵墓共有五层平台，渐高渐小，加之带有广阔花园，十分壮观。

查罕杰的建筑成就稍稍逊色，但他对花园情有独钟，他的花园“设计得就像一块波斯地毯”。王后努尔·贾汗为其父亲伊第默德-乌德·道拉在亚格拉修建了一座豪华的陵墓，该建筑被认为是莫卧儿早期的雄浑古朴风格向以后优雅静穆风格的过渡作品。

道拉的陵墓

沙·贾汉时期，莫卧儿王朝的建筑艺术达到辉煌的顶点。亚格拉城堡中心的珍珠清真寺通体为白色大理石，素雅、纯净，其艺术造诣令人叹为观止。1639年，德里红堡始建，漫漫城墙用巨大的红砂岩构建，峻拔雄伟，十分大气。同时期建造的德里大清真寺矗立在德里红堡斜对面，它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寺内广场可容纳2万余人。它的通体白色与红堡相互辉映，反差的颜色冲击着人们的视觉。

沙·贾汉奉献给爱妃的泰姬陵已属世界一大奇观，泰姬陵的总体设计方案汇集了各民族建筑智慧的精粹。印度、波斯及中亚各地的建筑师们拟订了众多设计方案，最后波斯（一说土耳其）建筑大师乌斯塔德·依萨一举中的，然后他采用了其他各方案的长处，因此泰姬陵是博采众长和融合众多智慧的结果。整个工程费时22年，耗资4 000万卢比。

从总体建筑看，洁白明亮的大理石构筑了陵墓的主体，整体布局平衡工稳，强调庄严和谐的对称结构，然后加上精雕细刻和镶金嵌玉，这就把简洁明朗的伊斯兰风格与富丽工巧的印度风格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了。整个陵墓为长方形，东西长580米，南北宽305米，四周采用印度传统建筑常用的红沙石为围墙。泰姬陵主体建筑位于陵园中央，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砌成，浑然一体，丝毫不见斧凿之痕，就像一整块白玉石雕出来似的。陵园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附属建筑，东为聚会堂，西为清真寺，两者均由红沙石砌就。它们与白色的主体建筑色彩对比鲜明，相得益彰，宛若一对棕红肤色的宫女，侍立冰肌雪肤的皇后左右，愈显皇后的白皙晶洁。主体建筑群前面是正方形花园，一碧狭长池水和两边若干平行拓展的石径，把个花园切成有棱有角的数个小花圃。花园正南方则屹立着高达30米的红沙石拱门。

眺望整个建筑的外形，对称工整的几何图形，以及局部的方形、圆形、三角拱形、圆柱形等，十分悦目，显然是简洁明快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当仔细观摩、细细欣赏时，就会发现那豪华、富丽、细致、工巧蕴于其间，恰恰体现了印度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

定神凝视，就会看到寝宫的拱门上镌刻着《古兰经》经文，四周的围边不是伊斯兰式明快的线条，而是镶嵌着五颜六色宝石的装饰性花边。此外，门扉窗棂也不是几何图案饰，而是各种花卉透雕，黄金作梗，翡翠为叶，各色宝石、玛瑙、水晶为花、为蕊，精雕细刻，色彩缤纷如锦绣，泱泱显出的显然是印度传统工艺。

沙·贾汉朝廷另一举世闻名的精美艺术品是孔雀宝座。一天，沙·贾汉突发奇想，欲制造世界第一宝座，令其价值和艺术远超其他各国皇帝的御座。他自行设计图纸，而后用时七年，花费1 000万卢比，才铸成孔雀宝座。此座状如卧榻，四腿用纯金铸造，彩色的华盖由12根绿宝石柱子支撑，每一柱上有两只宝石镶嵌的展翅孔雀，孔雀栖息玉雕金嵌的树下，树的枝干、叶子都缀满钻石、红绿宝石、珍珠等。1739年纳迪尔沙将宝座掳去波斯，后竟不知所终。

珍珠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