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教的演化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原始佛教时期，指释迦牟尼及其直传弟子时期的佛教，约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370年；部派佛教时期，由于对教义、戒律等方面产生不同看法，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以及分属两部的十八派，时间跨度约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后50年；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分裂时期，约公元50年至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消亡，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6、7世纪佛教密教化为界线。

佛像　笈多时期

在部派佛教时期，受在俗信徒们的支持，以偶像崇拜、菩萨运动和梵文写经为特征的大乘佛教逐渐兴起。“乘”即“车”，大乘即大车子，意为“普度众生”；小乘即小车子，只能坐一人，意为“修身成佛”。小乘佛教实际是大乘佛教对其的贬称。为了表示独自的思想，大乘佛教编纂了新的经典，相继出现了《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华严经》、《阿弥陀经》及净土经典等。《般若经》是基本教典，它阐述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理，确立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立场。它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玄奘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也仅是《般若经》最后的总论部分。其他各经典也从不同的视野，对各自推崇的教理进行了详细阐述。

从历史的角度看，公元2世纪龙树提出中道观，弘扬“缘起性空”说，大乘佛教的教理发生了飞跃，富于逻辑地奠定了“空”思想的理论基础，建立了大乘佛教第一个派别中观学派。公元4至5世纪时，无著、世亲宣扬“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学理，形成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后来两派逐渐融合，形成瑜伽行中观派。

5世纪初，佛教在笈多王朝宽容的宗教政策支持下，在那烂陀建立了大寺院，它是大、小乘兼学之地。佛教中心又回到了发迹的故乡摩揭陀。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基地主要在恒河流域，克什米尔和犍陀罗一带。

5世纪末，哒人侵扰北印度，尤其是密希拉古拉对佛教徒的迫害，这给予克什米尔地区的佛教以毁灭性的打击。戒日王时期，印度北方出现短暂统一，佛教有所复兴，那烂陀寺作为佛教研究的中心曾一度兴盛。此后，西印度的佛教除了伐拉毗地方外，已基本消亡。

从玄奘留学印度结束（645年）后的约三十年间，佛教正迅速地密教化。“密教”是“秘密佛教”的简称，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相对宽松的祈祷或咒术的仪式，二是神秘主义。所谓祈祷或咒术，即对神、命运及自然现象等能对人们幸与不幸产生重大影响的对象，通过祈求或某些定式咒语对它们施加影响，以使人们祈福禳灾的愿望能够实现。神秘主义则是人们能够直接感知神祇，能够向佛、菩萨等诸神直接倾诉和祈求。此外，密教还含有其他一些混合因素。如金刚霹雳乘中，称为“多罗”的“女救世主们”是男性菩萨的配偶，她们也受到崇敬，这显然是“女性性力”崇拜的影响。又如，密教的有些仪式无疑来自于西藏的习俗，甚至祷词用的就是西藏语，“om mani padme hum”意为“看，宝石落在荷花里”，这是神圣的性交的象征性表述。

性力派神像

巴拉王国是最后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度。立国者瞿波罗（约750—770在位）在摩揭陀建立了飞行寺，相传它十分华丽，西藏的桑耶寺就是仿照它建立的。约780年，达摩波罗在恒河沿岸建立了超岩寺，它不仅是佛教寺院，而且也教授哲学、逻辑、文法学等一般学科，该寺的佛教组织、佛典等几乎原封不动地传到西藏，对西藏佛教的形成有密切关系。那烂陀寺、飞行寺和超岩寺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但三寺院的佛教教义已全然密教化了。1203年作为佛教最后据点的超岩寺被伊斯兰教教徒破坏，这标志着佛教在印度本土消亡了。

“印度教”，这是穆斯林入主印度后，对原有的主导宗教的称呼，现已通用。此时这称呼的意义有二，其一，表示在印度的与伊斯兰教相对立的宗教；其二，一种根深蒂固且又源远流长、但以新面貌示人的宗教。

印度教可溯源到吠陀教。雅利安人入印，定居于印度河流域，经与当地文化数百年的冲突和融合后，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逐渐形成了吠陀教。它以《梨俱吠陀》等为圣典，将各种自然现象神化并予以崇拜，以繁杂的祭祀为中心，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推行种姓制度，这些构成了吠陀教的特征。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由于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尤其是受到佛教、耆那教等新兴宗教的冲击，吠陀教发生变革，逐渐演化成以婆罗门至上、吠陀天启和祭祀万能为纲领的婆罗门教。由于婆罗门祭司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据有至高至尊的地位，以及名目繁多、程式烦琐、规模庞大的祭祀仪式，使得婆罗门教越来越脱离民众，越来越落伍时代，其主导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甚至几次被替代。

在婆罗门教向印度教的演化过程中，受崇拜的神祇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土著雅利安化的同时，雅利安社会也吸收了一些土著的信仰。有些吠陀教和婆罗门教的神无声无息地湮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位一体的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神。梵天是“创世者”，毗湿奴是“保护神”，湿婆是宇宙间罪恶横行时的“摧毁者”。创世、维护和摧毁是事物的自然顺序，三位一体概念与自然循环观联系起来了。

印度教解释说，梵天大神创造了世界，他“造虚空，虚空造风，风造水、地，水地造丘山草木，如是有世间”。

毗湿奴曾在远古的大洋中，沉睡在千头蛇盘成的卷圈上，此时他苏醒了，升腾到天的最高处，从那儿观察世界。当罪恶蔓延时，他就以化身进入人类世界，从罪恶中拯救众生。赋予毗湿奴以化身，这是印度教的一大特点，化身说既宣扬了一神的信仰，同时又可吸收其他各种信仰方式，成为印度教发展的有力武器。深受民众崇敬的《罗摩衍那》中的持斧罗摩，《薄伽梵歌》中的勇者克里希纳，先后都纳入毗湿奴显现凡世的化身。当佛教不断融入印度教时，佛陀就成了毗湿奴第九个化身，印度教也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许多教义教规，就这样诸佛、菩萨在万神殿中与印度教的众神和安相居了。第十个即最后一个化身目前正在到来，他将以骑着一匹白马的迦尔吉形象到来，这个设想是弥撒亚思想与大乘佛教弥勒佛到来的一种结合。

湿婆从吠陀的风暴之神、土著的山神和泰米尔神摩鲁伽演化而来，同时吸取了不少民间信仰的形式，尤其是生育力崇拜，如林伽崇拜和公牛神崇拜，以及延伸到推崇与生育力联系在一起的女神。

祭祀万能大大淡化，这是印度教的另一特征。此时，从祭坛仪式唯一，已转移到信徒与神之间可有完全的个人沟通。信徒们可自行到供奉三大神及其化身的庙宇中祭拜，也可以去朝拜毗肯塔山和凯拉萨山，因为这两座山分别供奉毗湿奴和湿婆，还可以通过各种瑜珈修行道路去领悟“绝对者”或“宇宙灵魂”，甚至掬一把恒河之水也可得到神佑，因为恒河水从天国降下，具有纯化的效能。

由于神祇发生了变化，信徒们在祭拜的实际活动中形成两个主要派别。梵天大神无形无影，远远退隐于天幕之中。因此对毗湿奴神和湿婆神的祭拜，形成了毗湿奴派和湿婆派。对毗湿奴神的崇拜在北印度较为盛行，而湿婆神的祭拜者在南方人数众多，至今如是。由于密宗信仰在印度教崇拜中的作用，又衍生出一派，称作“夏克提”或“性力派”。他们认为男性只有与女性结合在一起，才能受激而活跃起来。所以，众神获得了妻子，这些妻子同样受到祭拜，如毗湿奴的妻子拉克什米。湿婆的妻子雪山神女更以多达十种化身示人，有伽利、德迦等，她们各有自己的职能，并且都受到崇拜。

毗湿奴

《薄伽梵歌》场景

一般认为，公元8世纪，宗教改革家和哲学家商羯罗对婆罗门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终完成了婆罗门教向印度教的过渡。商羯罗出生于卡拉迪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他谋求对吠陀哲学的晦涩和难懂之处，予以清晰明了和通俗易懂的阐述，由此使吠陀圣典普遍地为民众所理解，为民众所接受。婆罗门祭司声称，只有他们能与神沟通并有能力操纵看不见的力量，从而独占高位并蒙上神秘的面纱。针对这一情况，商羯罗宣传，人们只要坚持如苦行主义这样的虔诚修行，就能直接感悟“绝对者”。他反对不必要的典礼，从印度教的祭祀中清除许多无意义的仪式。他还借鉴佛教的“僧伽”的组织形式，建立自己的“摩塔”，实施一种简单化的朝拜。“摩塔”发展很快，不久到处都建有分支机构，成为商羯罗指导中心。

印度教民众化，这使得宗教经书发生了变化。除了四吠陀、梵书和奥义书外，《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典》、《薄伽梵歌》及多部《往世书》，此后都成为印度教的主要经典。印度教民众化也使印度教神殿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来。

7世纪以前，耆那教在德干和南方的一些地区，受到当地王室的赞助，7世纪以后这类赞助渐渐终止，他们从迈索尔等地区被撵出来了。在西印度，耆那教的势力维持不变，他们大体上是一个小而繁荣的社会，从商业中取得利润，再投资于商业活动中。耆那教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常常得到古查拉特王室的支持。佛教的两项变化，即梵文写经和偶像崇拜，在耆那教身上同样发生。耆那教一度在阿布山大兴土木，用白色的大理石建造了许多庙宇，这成为西印度建筑群的代表作。庙中安置着众多雕塑，大雄及其圣徒们略有僵硬的直立像和盘腿的坐像是耆那教神像的基本模式。但到此时，耆那教已成为次要的宗教，几乎被看作是印度教的一派。

公元1世纪，基督教随着商船来到了印度。圣·托马斯遵从天主教会的旨意，两次来到印度传教。据说，第一次他到达西北印度的帕提亚国王冈多法勒斯处。第二次传教是可信的，约公元52年圣·托马斯到达马拉巴，沿海岸建立了一些叙利亚式教堂。而后，他取道陆路去东海岸，到达马德拉斯城附近的一个地方，此地后来称作“Beth Thuma”，即希伯来语“托马斯之家”。他的传教遭到强烈反对，公元68年他被杀死在马德拉斯城附近的麦拉波尔。尽管基督教在古代印度没有大的发展，但一直存留下来了。据记载，孟买附近的卡利亚纳海港曾有过一位波斯基督教会任命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