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经过吠陀时期和史诗时期以后，古典梵文文学迅速形成为印度文学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梵文文学在笈多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辉煌顶点。在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的碑铭基本上是俗语，一度压倒梵文；巽伽王朝重升梵文的地位，但仅是装饰，收效不佳；到贵霜的迦腻色迦王时，一改巴利文佛典的前貌，梵文写经大盛；以后，两大史诗也定型为梵文。笈多王朝时，梵文戏剧、诗歌和散文等通过王室的赞助，达到独霸文坛的地步。

印度的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从吠陀时期的舞蹈和哑剧发展而来。相传公元前后问世的《舞论》，就提到了有关戏剧的各方面，如音乐、唱歌、舞蹈、韵律及各方言的应用等。可见当时印度的戏剧艺术已相当成熟。马鸣被誉为梵文戏剧的“开山祖”，他的《舍利弗品类论》原作抄本片断20世纪初在吐鲁番一座寺院中发现，内容为佛陀两个大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皈依佛教的故事，这是现存最早的梵语戏剧残卷。在新疆还发现同时代的另两种佛教戏剧的残卷，其中之一是佛陀生平的戏剧改写本。公元3世纪时有名的梵文戏剧家是跋沙，1910年在南印度波德摩那帕附近一座寺庙的藏书中发现13个剧本，它们被认为是跋沙久已失传的作品。他的戏剧风格朴实，其内容或者依据史诗故事，或者来自历史上的传奇，绝大多数描写阿槃底国王乌代因的恋爱艳遇。他的《婆须达多梦中记》常被后人奉为楷模。梵语戏剧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剧情中上层社会身份的人讲梵语，社会地位卑下的人物讲俗语。这显然把社会中的等级关系，搬到了舞台上。

迦梨陀娑是最杰出的古典梵文文学家，是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宫廷诗人，在戏剧、史诗、抒情诗等诸方面都有杰作存世。他著有三种梵文剧本，《沙恭达罗》、《勇健与广延》和《摩罗毗伽与火天友》。其中最著名的是七幕爱情剧《沙恭达罗》，该剧由于歌德的赞扬而闻名于欧洲，迦梨陀娑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沙恭达罗》描写了杜斯阳太王与山林女神的女儿沙恭达罗的浪漫故事。这位君王打猎时遇见沙恭达罗，一见钟情后成婚并赠戒指为证。由于沙恭达罗沉湎于思念君王而无意中得罪了天神，因此当她去宫中找杜斯阳太王时，他却因神灵的诅咒而不认识她。唯一能驱除魔力的戒指却一度不慎为鱼所吞，最后渔人发现戒指，终使有情人团聚。《勇健与广延》则是凡世的国王与天国女歌伎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喜剧。《摩罗毗伽与火天友》在剧情及诗上都逊色于上述两剧，但其独特的优点是较为写实地描述了巽伽王朝的宫廷生活和社会情形。富有创造的幻想，细腻的柔情描述，对自然的同情心，这些使迦利陀娑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很高地位。

首陀罗迦与迦利陀娑的时代相距不应太远，据传曾一度为王，他的十幕剧《小泥车》是一部受到众人追捧的剧本，他把落魄商人与有钱妓女的爱情喜剧，描述得生动、活泼、充满生气。有剧本传世的另一君主是戒日王，他的《璎珞传》、《龙喜记》和《妙容传》深受民众喜爱。《璎珞传》是一部反映宫廷生活的戏剧，叙述乌阇衍那国王与王后的侍者海女的恋爱故事。女主角最后证实为锡兰的公主，在渡海覆舟以后，栖身于王宫为侍女。

有吉在梵文戏剧方面的声望仅次于迦梨陀娑，他出生于8世纪上半叶，是毗陀巴的一个婆罗门，有一段时期受到曲女城君王耶肖伐尔迈的庇护。他的剧本有三种流传至今，尤以诗的美妙而著称。《茉莉与青春》描写了柔弱而高尚的情感，故事讲述乌健城国的大臣的女儿茉莉与在城中求学的文人青春相遇后堕入情网，但国王却将茉莉赐婚于他的宠臣，此人恰为茉莉所不齿，历经磨难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的另两出剧本是《大雄本行》和《后罗摩本行》，显示了作者描写“伟大”和“雄壮”的功力。

其他还有许多为人称道的梵语戏剧家与优秀作品。如人生本的崇拜黑天的名剧《结发辫》。又如约800年的氏宿授的《罗刹婆与指环印》，那是一部政治剧，有关孔雀王朝的政事，尽管剧情复杂，但处理得充满生气和动作，所以仍饶有趣味。黑君的《智月的兴起》大概是独树一帜的。这是约公元1100年的作品，是一出讽喻剧。其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抽象的观念或象征的形体，剧中有力度的常是托谕的人物诵唱道德及哲学的诗歌。这种形式后人常有仿效，但无出其右。

《本生谭》或《佛本生故事》是一部佛教寓言故事集，由547篇故事组成，讲述释迦牟尼前一辈子的事，并且在插入故事时又往前推了好几代，该书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反映。《五卷书》是古典寓言、童话的又一部力作，更多的是婆罗门教气息，全书由五个主要故事组成，分为五卷，故名。它是一种类书，始于笈多时期，以寓言、故事及箴言形式为主，言明哲理，用以教人。因为常用寓言写，亦称禽语文学。印度的故事以及叙述故事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世界的许多民族，如意大利薄伽丘、英国乔叟、德国格林兄弟、法国罗封丹等人的作品，又如阿拉伯人的《天方夜谭》等，都曾受到印度童话和寓言的影响，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与印度寓言有着明显的相互交流的痕迹。

公元6世纪时，故事集形式的浪漫文学一度流行，其中有功德富的《故事广记》和民间故事集《鬼语二十五则》，可惜两书的原本已佚。所幸11世纪的梵文作家月天编写了《故事海》，那是传奇的现代风格处理，其中包括上述两书，并且还有《五卷书》的摘要。此后较著名的还有《御座三十二故事》、佚名者的《鹦鹉七十故事》等。

戒日王的御用文人波那被认为是梵语散文的杰出大师，《戒日王本纪》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种浪漫的传记文学，叙述青年戒日王如何成就王业。他的撰写是事实与小说的混合，文中充满谐语和双关语。另一部散文著作是《伽旦波利》，叙述一位公主因羞涩而失去良缘的遭遇，对心理的描写有独到之功。波那的书被赞誉为“传记鲜明凝重，小说巧妙流畅”。

在诗歌方面，印度盛行叙事诗和抒情诗。马鸣的《佛本行赞》和《美难陀传》是古典风格的早期叙事诗。《佛本行赞》是一部用梵文写成的最早的佛教著述，是用长诗写就的佛陀的传记，从释迦牟尼的诞生直至涅槃，歌颂伟人并弘扬佛法。迦利陀娑的《云使》被誉为抒情诗的楷模。《云使》是格律长诗，由一百二十首四行诗组成，而每行诗又是以十七音节的慢进韵构成。《云使》描写中印度的一个流亡者，望着向北漂浮的黑云，心中充满思乡恋妻之情，他就托付云为使，将这一片深情捎给住在喜马拉雅山中的妻子。他以优美、悲怆、充满力度的文辞向云叙述北行的各种情景，叙述他山居故宅的美丽，叙述妻的可爱、处境的悲哀，以及期待团聚“在秋天的满月下，享受荣辉而爽明的良夜”。《云使》的诗句在当时非常流行，许多铭文也深受影响。迦利陀娑的抒情诗集《季节的循环》分为六章，描写印度人习惯的一年六季即春季、夏季、雨季、秋季、旱季、冬季。作者将人类情绪、男女爱情与自然景色之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迦利陀娑也创作宫廷体叙事诗，如《罗怙的家族》及《战神之出生》等。

7世纪上半叶的伐致呵利是抒情诗的佼佼者。他的诗集《三百咏》从古至今脍炙人口，而在《情诗一百首》中，其名言：“灯光伴随着火炉的焰光，日光或者星月之光，众多光中却无爱人双眼明光，此世对我而言黯然无光”，常被用作印度抒情诗范例。阿摩鲁著有《一百首诗》，他善于把握情人的感情，善于描写快乐与忧虑、愤怒与诚挚。12世纪，胜天的长篇抒情诗《牧歌》是古代晚期的经典之作，内容描述黑天与罗达间发生的爱情、离异及最后和好的故事。他将优美的道白与复杂的韵律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以表达丰富的恋爱感情。该诗被认为是梵文诗歌前后古典风格的承上启下之作。

南印度及边缘地区的文学循着自身的轨迹发展，呈现出梵文文学与方言文学共盛的局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南方梵文文学的典范。这就是日辉的《山民与有修》和檀丁的《十王子所行记》。日辉生于公元6世纪，《山民与有修》是史诗类作品，叙述伪装成山民的湿婆与有修之间的战争。《十王子所行记》的成书时间约为公元6世纪，檀丁喜好文饰，驾驭词藻的能力超群，这在他的一首诗中达到了极端。这首诗能够正读和反读，一方叙述《罗摩衍那》的故事，另一方讲着《摩诃婆罗多》的故事。

方言文学使用的是南印度当地的自然语言。《俱罗尔》和《纳罗底耶》是古代泰米尔语文学的名篇。前书是织匠提鲁华鲁瓦所著，此书是属于人生三大目标（关于法、情、政事三者）的1 330首箴言诗的集合本。提鲁华鲁瓦并非个人名字，而是南印度贱民的宗教导师的名称，“俱罗尔”是一首箴言诗的诗名，也被用来作为全书的书名。《纳罗底耶》也是箴言诗集，共有四百首箴言诗，内容涉及轮回、报应、超脱、法律、尘世生活和爱情等诸多方面。稍后时期，出现两篇泰米尔语史诗《宝石脚镯》和《马尼梅加莱》，这两篇史诗本是梵文作品，但原作已佚，却意外地在泰米尔语的书中保存下来了。

出于地方性忠诚的感情，边缘地区出现了一些历史性传记。形式上有诗篇、有散文，但以散文更普遍；内容上是传奇加历史加感情色彩加臆造。例如帕马笈多的马尔瓦国王传记，比兰纳的《超日王四世传》，更为著名的是12世纪卡兰纳写的有关克什米尔历史的《诸王流派》。

耆那教僧人金月生于1089年，是一位博学的多面手。他既是耆那教长老，也以学者及诗人闻名。他在宗教上建树颇丰，因他而使瞿折罗成为耆那教的主要城市。同时，他也写有众多世俗著作，如文法、辞典、诗学、诗集等。《六十三完人传》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尤其是此书的“附录补充部分”，更成为经典，其中的故事明显是采自民间流传的素材，金月将它们由俗文译成梵文。

此外，梵文大盛与这一时期的文法学家的成果是密不可分的。诸多后人对《波尼尼经》作了注释和补充，其中较为权威的有公元前3世纪迦旃衍那写的《释补》。公元前2世纪波颠阇利也是语言的系统分析的研究者。他的《大疏》对波尼尼文法著作进行了更有价值的注解，他用语生动、简洁，在句法和词汇演化的研究上影响深远。而近现代学习梵文者大多参考17世纪婆陀吉的《月光疏》，因为它更通俗易懂。公元4、5世纪长寿师子的《长寿字库》则是一部最为著名的梵语辞书。

印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方面的发展，在哈拉巴文明时期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印章上的植物、动物等图案，构思简洁，造型生动，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哈拉巴和摩亨索达罗和谐统一的古城建筑，前文也已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印度艺术在孔雀王朝时期达到了又一个辉煌的高潮。王权赋予印度艺术以庄严及威武，阿育王石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一。鹿野苑的石柱象征宇宙之柱，“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挺拔高大，不言自威。柱头顶端是四头背靠背威武挺立的雄师，四狮鬃髦披洒，目视四方，张嘴欲吼。这屹立的四狮，组合成拳头，威猛、团结，成为印度国徽的图案。史密斯教授对其艺术性赞叹不已：“我们很难在其他国家寻觅到更优美的兽物雕刻的古代艺术品，它是现实和理想的成功结合。在每一细节上都恰到好处。”

宗教是印度艺术另一个不竭之源，而且赋予艺术以一种神性，不管其表象是肃穆、活泼，或者诙谐。

古代印度的宗教绘画大都保存于石窟中。世界闻名的阿旃陀石窟位于德干地区的瓦格霍拉河谷，是在高约二十多米的花岗岩峭壁上开凿的，沿河谷排列，共二十九窟，主要为佛教艺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中，前后费时达八百多年。精湛的壁画与雕塑共存，令人赞叹不已。由于佛教在印度衰落，石窟一度为茂密的树林和泥石湮没，为人遗忘。直至1819年，一队英国军官猎虎，偶然发现了洞窟，才使这艺术宝库重见天日。绘画《六牙白象本生》、《国王及其从人礼拜菩提树》等代表着早期风格；《对佛陀的引诱》、《坐着的少女》都是笈多时期的佳作。《农村场景》、《波斯的王子和公主们》顾名思义，其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整个洞窟来看，第一窟称为毗诃罗式洞窟，凿于笈多王朝时期，是所有洞窟中最为壮观和丰富多彩的，其众多壁画堪称古典绘画艺术的顶峰。还有，阿旃陀石窟的建筑和雕塑也十分精湛，如十九洞窟，无论是总体的构设，还是局部的匀称，都令人赏心悦目。此外，马尔瓦地区的巴格石窟约开凿于公元5至7世纪，共有九窟，其佛教壁画深有造诣。德干地区的巴达米石窟与埃罗拉石窟的壁画也异常精彩。

印度雕塑的一种形式是伴随着窣堵波而成长起来的。在宗教的作用下，印度人对于“死”的重视远胜于对“生”的重视，圣人寂灭后，凡人总是要去顶礼膜拜，因此窣堵波的形式成立了。窣堵波原先是一个半球形的砖顶盖或土墩建于一件神圣的遗物上，这遗物或是佛陀的，或是一位受尊崇的圣徒的，或是一本神圣的经书。后来窣堵波四周围上了栏杆，栏杆成圆形或方形，为便于祭奠和清扫，围栏设有门楼，这给予雕塑者一显身手的机会。存留至今最早的一处是约公元前2世纪巴尔胡特的栏楯。上面刻有半人大小的许多小神雕像，还有众多浮雕组成的藤蔓，蕴含神话中如意树的形象。最著名的是一位战士，显然是当时士兵的真实写照。与之相映，迪达甘吉发现的《持拂药叉女》是另一传世杰作。她神情静谧，曲线流畅，乳房丰满，欲哺天下，这亦神亦人的雕像有“东方维纳斯”的美誉。

若从雕塑的风格来看，除了围绕窣堵波的作品外，还有犍陀罗和马土腊两大雕塑流派。前者受到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在西北地区，佛像、神像都具有明显的希腊化倾向。泥塑是犍陀罗流派的一种普遍技能，许多泥塑偶像装饰着各大寺院。石雕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分别高达53米和35米的两尊巴米扬立佛，就是典型的犍陀罗佛像，只可惜2001年初被塔利班政权彻底摧毁。后者是北印度雕塑中心，马土腊派有着塑造第一尊佛陀偶像的荣誉，那可能是以耆那为原型而塑成的。人们还使用当地出产的美丽的红砂岩雕刻裸体女像，并成为该派的传统特色。

在雕塑的表现手法上，由于神像和神话故事的宗教内涵不同，作品表现出的特色也各异。例如佛教的释迦牟尼雕像总是庄重、严肃、安详端坐，对周围的一切保持冷漠状，而印度教的湿婆雕像则形成鲜明对照，其色彩斑斓，常呈现引人入胜的狂舞姿态，这一静一动令人印象深刻。又如《恒河女神降凡图》是摩诃巴里普罗的大型壁雕，它描绘了天神及众多男女神灵及龙、象、蛇等诸多动物欢欣跳跃，争先恐后地赞颂象征生命的圣河之水倾泻到世间。

印度的金属雕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各种精品层出不穷。11世纪南印度的青铜雕“舞者湿婆”是艺术史上的稀世珍品。它在表现艺术精湛的同时，还巧妙地用栩栩如生的形象来寓意或象征许多宗教含义。湿婆被赋予三目，天启目将洞察世间一切。他还被安上四只手臂，后面的两只手臂反向伸出，弯曲的角度和水平高度保持均衡，后右手持沙漏形手鼓，象征宇宙的创造，后左手托着火焰，象征按时焚毁世界的劫火，前面右手臂作无畏状，左手臂似象鼻下垂。湿婆右脚踩着象征无知的侏儒，左脚随腿凌空翘起，意指解脱。他周身围着火焰光环，整个雕塑底座是莲花状圆盘。这动感十足的作品暗蕴的整个含义是：宇宙生命的创造、巩固、毁灭、恢复和解脱。

窣堵波是早期的宗教建筑形式，其中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山奇的窣堵波最具代表性。它的最终形式是三百年间不断完善后才成型的。窣堵波直径约37米，高约24米，刚落成时是土墩。巽伽王朝时，建筑者在半球形的土墩外面复砌上砖石，涂上泥灰，底部构筑沙石台基，设上围栏，围栏内有通道，通道有双重扶梯与地面相衔接。半球体顶上建方形平台，平台上再建三层伞形顶盖。案度罗王朝时，窣堵波围栏四方陆续建成四座门楼，门楼上布满石雕，有深浅不同的浮雕，也有三维立体雕。如东门楼上雕有盛装的大象，长翅膀的狮子，成双成对的孔雀。最负盛名的是门托上扶树而立的药叉女，其充满动感的“S”形三曲式后来成为展示人体美的标准模式。北门楼石雕犹如连环画，讲述一些佛教故事。总之，整个窣堵波气势宏大，造型匀称，构思精湛，雕刻细腻，堪称稀世之作。

在窣堵波半球体上不断增加伞形顶盖，逐渐形成了尖锥体的塔，并且越盖越高。例如5至6世纪留存下来的佛都伽耶大菩提寺规模宏大，相传释尊就在这儿的菩提树下悟道。玄奘记载：“（大塔）高百六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垒以青砖，涂以石灰。层龛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

洞窟庙宇同样给建筑师提供展示才艺的机会。洞窟挖在山坡上，由僧侣们作为神殿和寺院。洞窟是精心设计的，有相当复杂的结构。如卡莱洞窟，它由一扇矩形的门进入，门厅正面有形态生动、超过真人大小的人物浮雕。再向前进入长方体的朝拜厅，后殿一端有一个小型的窣堵波。卡莱厅前墙上的雕刻十分美丽，厅堂内柱子排列整齐，间距划一，柱头柱脚雕刻精巧，整个建筑的各部分非常匀称。洞窟建筑最困难的是采光，而卡莱洞窟的建造者却将它设计的十分精彩。朝拜厅由两长排柱子分割为三，宽大的中部是中堂，两旁狭窄部分为走道。前墙有一大二小三扇门通往中堂和旁边两走道。中门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马掌形窗户，从窗外投射进来的光线正好照亮远在尽头的窣堵波。教徒们聚集在较黑暗的中堂的中央部分，前面是明亮的圣者的窣堵波，这必然给人肃穆和主次分明的十分感人的印象。

从大块岩石劈凿出庙宇，这大概由洞窟庙宇发展而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埃洛拉的凯拉沙纳塔庙，当建成或“劈成”时，它已成了朝天打开的独立式庙宇。实际上它巧夺天工，是完整地从山坡的岩石上劈出的。凯拉沙纳塔庙雄伟壮丽，专家们常拿它与希腊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作比较。

平原地区大都是独立式的庙宇，富商们的慷慨捐赠加上地理优势，庙宇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辉煌，越来越精致。大幅的壁画和大群的神像，被请来恰如其分地点缀庙宇的空间。这使得绘画、雕塑、建筑融为一体，更蓬勃发展起来了。例如，以佛教学院闻名海外的那烂陀寺，规模宏大，“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又如稍晚时期的卡朱拉霍神庙，更以别具一格的性爱、艳情雕像而闻名。当然，这不应视为色情，而是通过世俗恋情来体现对宗教的奉献。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人把艺术由实践升华到了理论，成为充满理性的智慧。《工巧论》详细讨论了雕像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尺寸、姿势、弯曲度、发型、装饰以及被雕塑对象的地位和品貌等。《度量精义》则是建筑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此书叙述房屋与庙宇的根基和建筑方法，论及市政设计，雕像等，并给出建造中的详尽细节。

“哲学”，在梵文中称为“研究的科学”。通过活跃的辩论，印度教哲学逐渐形成六大思想学派，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印度教“六论”。虽然这些论说起源于早期的哲学思想，并且持续到更晚的时期，但它们的一些主要原则是在笈多王朝以及稍后时期中得到清楚阐释的。

正理论（Nyaya，字义“分析”），主要代表作为乔答摩的《正理经》、生于公元350年左右的犊子的《正理经释》和生于公元640年的乌堵达伽拉的《正理经释》。这一学派有严格的论理体系和知识理论，以逻辑为基础，讲述一些正确的思维、辩论及深究的方法，主要用来与佛教大师进行辩论。

胜论（Vaisheshika，字义“个别特征”），代表著作有迦叶卡南达的《胜论经》，波罗沙陀帕达的《题法要集》，前书相传为公元2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实际看应更晚一些，后书则可断定为公元700年左右。胜论属于原子论哲学一类，企图以原子来解释世界的起源。它认为宇宙由许多原子构成，所以存在着物质世界，与灵魂是截然分开的。它是六论中“尘世哲学”味最浓的。

正理论和胜论发展到后来，成为互相密切补充的两派，最后联合成为一个理论。生于10世纪的乌堵衍那是两派合一的见证者，这可以从他的名著《一束花》中体现出来。

数论（Sankhya，字义“计量”），是一种实体论哲学，因反对奥义书的观念论而产生。创始者伽毗罗摈弃“世界灵魂”的概念，将物质与无限复杂的灵魂区别开。物质是实在的，世界最终的因子是“原始物质”。“原始物质”是单一的，由“德性、激情、淡泊”三个构成要素连接起来，达到平衡即成常态世界。存世的代表作是公元300年左右的自在黑天的《金七十论》，以及系统诠释《金七十论》的婆察巴帝弥斯罗的《数论诸谛之月光》。

瑜珈论（Yoga，字义“运用”）即“运用意志”，是宗教信仰的直接的结果。代表著作是波颠阇利的《瑜珈经》，他与大文学家同名，但是另外一人；还有相传为广博在公元500年左右所著的《瑜珈释》。瑜珈以绝对集中思想于一个超自然目标，达到完全控制意识，进而导向认知最终实在。

弥曼差论（Mimamsa，字义“探究”）也称“前思维派”。由于看到《吠陀》正在被忽视，为再次强调《吠陀》是根本法理，弥曼差派由而缘起。如何对祭祀规则书作出正确阐释，这是该论主动承担的使命。弥曼差论的代表作是耆弥尼撰写的《弥曼差经》，此书最有名的注释本有两，作者分别是公元5世纪的夏巴罗和公元700年左右的鸠摩利罗，后者的释本尤为重要，它的引证含有当时社会及学术生活状况。

吠檀多论（Vedanta，字义“吠陀的终结”）又称“后思维派”。它声称起源于《吠陀》，认为“绝对灵魂”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并阐述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肉体死亡后个体灵魂与“绝对灵魂”的融合统一。吠檀多的经典是拜陀罗衍那的《吠陀哲学经》，该书仅是一些口头禅，若没有诠释，晦涩难懂。最好的诠释者就是宗教改革家商羯罗。他是“不二论”的主要代表，认为“觉悟”是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他把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较低的知识，以求适合民众了解；另一种是高级知识，以适应严格的哲学思想的要求。他的主要著作是《梵经注解》、《广林奥义书注解》、《世尊歌释》。自商羯罗以后，吠檀多派从六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广泛的流行。

佛教哲学在部派争辩以及与婆罗门教的辩论中，得到了发展。其时，唯心主义新倾向的代表者是无著，他的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290—360年，有七部主要著作存世，其中《辨中边论》是主要的哲学著作，意在分别中道与边见。

在认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是无著的兄弟世亲，他以《三十颂论》、《二十颂论》为人称著。他认为，其他学派主张的“真实灵魂”和“法”不过是“识”的变现，此外什么也没有；“圆成实性”和“依他起性”既相同，又不同，一个不能离开另一个来理解。其他还有5世纪时的世亲第二和5世纪下半叶的陈那。前者的《金七十真实论》是批判婆罗门教数论的。后者至少有十四部哲学著作，但梵文原本荡然无存，其中《关节明灯疏》、《观三时论》等六部仅存藏文本，《取因假设论》等三部只有汉译本，《观所缘缘论》则存于汉文和藏文文本中。陈那将前人的认识论观念发展成为对一般知识的评判，并详细讨论了“究极实在”、“真如性”等命题。

佛教因明学即逻辑学是这一时期的一大贡献。无著的《瑜伽师地论》使用了“因明”的名目，《顺中论》反驳了数论派的因三相说。陈那继承前学，确立了佛教逻辑学。他的集大成之著《集量论》，以及《因明正理门论》等，把量（认识根据）分为现量（直接感觉）和比量（推论）两种，由宗（主张命题）、因（理由概念）、喻（实例）组成的三支作法，并利用“九句因”对因的三相（理由概念的周延关系）作了明确说明。他的逻辑理论称为“新因明”，以区别以前的“古因明”。7世纪中叶的法称更新了陈那的学说，解决了陈那以来在因明学中发生的一些难题。他的《量论释》、《正理一滴》等七部论著，被视为正典，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此外，耆那教学者金月的著作《思维量》，孟加拉学派恒伽沙所著的《诸谛如意宝珠》等，在印度哲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