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在西藏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以宗教的文化内容以及宗教作为传播载体而构成的主体文化，在西藏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早期的藏族文化是以土生土长的苯教文化为凝聚的核心。苯教对自然现象加以神化，是一种原始类宗教。苯教的巫师们借助能与神力沟通，获得了特殊地位。在王室的重大活动、军事征战，乃至民众的婚丧嫁娶时，他们通过占星卜卦，预兆吉凶，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因此巫师们在藏民中具有一种敬畏感和依赖感。佛教传入后，藏族民众在苯教信仰的基础上，接受了佛教。而后佛教融合了苯教并且后来居上。从这一角度而言，藏族是以苯教和佛教作为主体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民族。

因此，古代时期西藏与印度的交流最重大的成果是藏传佛教的形成。佛教正式在西藏传播，应是吐蕃王朝松赞干布（617—651）统治时期。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大力倡导佛教，这主要基于社会发展及政治的需要。首先，吐蕃建立时，事实上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集权体制尚未形成。据《新唐书》记：“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崤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显然，吐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赞普与其他部落间的君臣关系不甚明确，而且苯教巫师的神力晓谕、咒语仪式在盟誓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其次，苯教巫师大多出身于几大贵族，这些贵族与王室世代通婚，这对集权体制明显形成反动。松赞干布的父亲曾企图削弱贵族的力量，结果“被进毒遇杀而薨逝”。所以松赞干布继位后大力提倡佛教，这不仅因为藏族此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宗教，也是他集权和削藩的手段。

松赞干布先后与佛教兴盛的尼泊尔、唐朝联姻，尼泊尔、唐朝的大力倡佛，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如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佛像和众多经卷。如尼泊尔公主玻利库姬嫁来西藏时，带有金刚、弥勒、多罗等佛像和经书，还带来了僧侣和建筑寺院的能工巧匠，并在拉萨建了南都寺，这就是金光灿烂的大昭寺。松赞干布为取得佛教真谛，派出17人赴印度那烂陀寺留学七年，带回大量佛经和佛像。同时，松赞干布还派遣吞米桑布扎去印度学习梵文。吞米桑布扎学成归来后，用梵文字体创制拼写吐蕃语的字母，确立书写规范，编制文法，诞生了藏族文字。此外，著名的印度法僧古萨诺、尼泊尔僧人香达和汉僧夭寿和尚等入藏，将经文译成各具他们背景特色的藏传佛典。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释尊12岁等身像

藏传佛教在松赞干布之后经历了二毁二荣，最后才在西藏扎下根，成为全民族的宗教。赤松德赞（755—797在位）年幼继位，政权操纵于信奉苯教的贵族手里。他们以赤松德赞的名义，发布“禁佛”命令。一时间逐僧人、毁寺庙、埋佛像甚嚣尘上，甚至将大昭寺改为屠宰场，佛教一片萧条。赤松德赞成年后，为重集大权，再次积极倡佛。他清除了“禁佛”者，并且一面去长安求取经书并邀汉僧入藏，一面去印度先后迎请寂护和莲花生上师来藏传教。寂护是印度大乘佛教显宗的著名大师，莲花生上师是印度佛教的密宗大师。结果前者建树不多，而后者“实施念咒、幻术、调伏了恶魔并多行奇迹”，更受到具有苯教文化传统的藏民的欢迎。此后，西藏相继迎来大批印度佛僧，真言密教在西藏逐渐盛行。

西藏大昭寺

在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的选择上，由于西藏人偏好逻辑的、体系的和有条理的思维方法，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与之思维方法相近的印度佛教。于是，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发生了一次碰撞，这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拉萨之争”或称“渐顿之争”。公元792年在拉萨宫廷中，以摩诃耶那为代表的汉地佛教与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佛教，就佛教的中心思想展开了长达三年的争论。摩诃耶那持禅宗立场，主张惠能的禅定顿悟说，莲花戒针锋相对，阐述了渐次积修行的必要，论证渐悟说。据《西藏插图经卷》及《佛教文献》的作者杜茨认为，西藏人注重逻辑性，因此莲花戒投其所好，而汉地和尚只注重具体形象，这犯了西藏人之忌，因而失败。杜茨引用争辩中初始交锋的情节作为证明：莲花戒从印度到来时，大乘和尚来到河边接战。两巨僧出语微妙，互相揣度对方智慧的深浅。莲花戒弯身绕着大乘和尚转了三圈，他以此询问三界轮回的原因为何。为了表示轮回的原因在客观与主观的对立妄想中，大乘和尚立即脱去上衣（众目睽睽下袒胸露腹的直观行为），并把手中衣服向地上猛甩两下。尽管神态生动，但这种非合理性却大倒西藏人的胃口。当然，实际上那是赤松德赞带有倾向性干预的结果，致使莲花戒成为胜者。拉萨论争后，汉地和尚一行被迫离开西藏，返回中原，此后吐蕃王发令，汉地的经典和修行方法禁止流传西藏。莲花戒则继续以“对机说法”的手段，作出了许多迎合西藏民众心愿的明智之举，如主持修建了桑耶寺院，落成的庆祝活动也持续13年，因为按西藏的民间信仰“13”数字被视为特别神圣。通过寂护、莲花生、莲花戒等众多印度佛僧的努力，藏传佛教的基础巩固了。

赤松德赞的儿子热巴中也是一名热心的护佛法之王，841年他遭到反佛势力的暗杀。他的弟弟苯教教徒朗达玛（841—846在位）即位后，进行了西藏佛教史上第二次禁佛运动，且规模更大。朗达玛“嗜酒喜肉，凶悖少恩”，采用严厉措施打击佛教。佛教寺院遭到封闭；死去多年的文成公主被判为“妖精”；小昭寺成为牛圈，金刚萨埵像成为系牛的地方；佛教经典、佛像被销毁；众多僧侣被迫还俗。遭此沉重的灭佛打击后，西藏佛教处于崩溃边缘，百年之后才稍稍喘过气来。西藏佛教历史一般以朗达玛的“破佛”为界，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

大昭寺

藏传佛教又一次复兴，阿底峡功不可没。阿底峡又名殊胜，法名燃灯吉祥智，曾任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主持，在印度佛教界颇著声名。他在1042年来到西藏的古格。阿底峡深谙密宗，讲解精辟，折服了西藏佛教徒。仁钦桑布德高望重，一生翻译了17种佛经、33种论、108种密宗经咒，被藏民誉为藏传佛教的开创者之一。尽管此时他已年届85岁，因对阿底峡的讲解赞叹不已，自愿拜他为师。阿底峡努力从事藏传佛教的改革，实现了教理系统化，强调了修持规范化。如他撰写了佛教经典《菩提道炬论》，提出了佛教徒从学佛修法开始到修成正果为止，在修习过程中应做的功课，以及要求依法修行，循序渐进。以后他又写了《入二谛论》、《中观教授论》等约30种佛教论著。又如他强迫僧侣独身，制订严格的道德戒律，排斥渗入佛教仪式中的苯教仪式，并创立了“噶当派”。经过阿底峡在西藏一系列的讲经、著述和传教活动，佛教在西藏复兴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阿底峡开创了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弘期”。三个半世纪后，宗喀巴略略改革这一派，噶当派逐渐被称为“格鲁派”，相对于“红帽派”，格鲁派也称“黄帽派”，成为藏传佛教主流。佛教也成为中国西藏的全民宗教。

《丹珠尔》

藏传佛教的根本典籍是藏文大藏经。它汇编于13世纪末，总共收有四千多部，绝大部分译自梵文，一小部分由汉文转译。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甘”意为“言传身教”，“丹”意为“论著”，“珠尔”是翻译。若对照佛教“三藏”而言，《甘珠尔》包括“经藏”的全部和“律藏”的一部分，分为七类，约一百帙，八百部；《甘珠尔》的部分目录由贡噶多吉编纂。《丹珠尔》包括“论藏”全部及“律藏”的一部分，分为十五类，二百二十四帙，约三千四百部；《丹珠尔》的部分目录出自仁钦朱之手。藏文《大藏经》有诸多版本，如北京版、德格版、拉萨版、纳塘版、卓尼版等，北京版编定于1683年，德格版成书于1730年。由于13世纪伊斯兰教入印，东印度超岩寺的典籍大多流入西藏，形成呾特罗部，这庞大的文献至今只有在藏文大藏经中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