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中印交流概述

古代中印之间的交流始于何时？贸易上的往来已难以准确考证，然而文化上的交往尚有蛛丝马迹可寻。如果将孔子的传言：“西方有圣人焉”，就臆测“圣人”即释尊，这似乎难脱牵强附会。同样，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甚至溯源至西周穆王时代已“西极有化人来”，这篡改伪书《列子》周穆王篇之作，更是以讹传讹。《佛祖统记》说阿育王在中国境内建有19处藏佛舍利塔，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也记述周王朝就建了阿育王塔，而且佛塔和佛典都在秦始皇焚书中被毁，这些记载显然也有穿凿附会之嫌。

应该说中原王朝积极开拓西域地区是从汉朝开始的。尽管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辗转而来的蜀布等产物，尽管这可推断中国云南、四川与印度有一条贸易通道，双方已有了交流，但中原王朝真正得知印度，应是张骞带回的信息。张骞打通西域之路，强化了汉武帝扫荡匈奴、经略西域的决心。经过几次征战，汉朝在西域建立了统治，尤其是公元前60年南匈奴降汉，天山山麓通行无阻了。于是西域的物产，甚至印度、波斯、罗马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内地。

另一方面，月氏自敦煌不断西迁，最后发展成贵霜帝国，一统印度与中亚，这使中印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较之以前变得更为通畅。迦腻色迦王时期，大乘佛教广为传播，致使中亚和西域佛教化，从而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铺平了道路。据《魏略·西戎传》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元寿元年应是公元前2年，这是有记载的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开端。《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英崇尚黄老与浮屠，洁斋三月后向神立誓。”公元65年，明帝将楚王英为赎罪而献纳的30匹绢退还，并命他把这些绢充作供养居家信徒和出家者所需的资金。上述两条资料是经得起推敲的。《后汉书·西域传》还记：“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於中国图画形象焉。”于是明帝派遣秦景前往西域求法，秦景在途中邂逅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他们以白马驮载佛像与佛典，正辛勤地跋涉传道，秦景慕迎他们同返京城。公元67年，两位印度名僧来到洛阳，译经传道。洛阳白马寺就是这段美好传说的历史证物，但它显然基于一个背景：是时以兼度自身及他人为主旨的大乘佛教先在统治者中，再后在民众中已流传开了。

是时，双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有了直接的接触。班勇随父亲班超镇守西域，一生几乎都在那儿度过，他将亲身见闻写成《西域记》一书。据记载，公元1世纪下半叶一名贵霜国王曾向汉朝求娶公主，希望政治联姻，但未有结果。班超在公元73年驻守西域，后在那儿活动了30年。他巧妙地运用刚柔相济的外交和战争的手段，陆续降服罗布泊西南的鄯善、于阗、疏勒、龟兹、莎车诸国，并打败了贵霜7万军队，阻止了月氏的扩张势头。

随着道路的熟悉和通畅，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两个途径，即印度僧侣和西域僧人的大量东来，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内地。梁朝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列举了竺摩腾、安世高、支娄迦谶、康孟祥等八位高僧或学者。这竺、安、支、康等姓氏表明了这些高僧的国籍，竺即天竺，安为安息国，支是大月氏，康乃康居国。其他东来的梵僧还有竺法兰、鸠摩罗什、菩提达摩及第一位从海路来到中国的耆域等。

佛典汉译就发轫于这些东来的佛僧。公元前2年伊存传授《浮屠经》于景卢，大概是译经的最早记载。佛典汉译的第一阶段应是后汉至西晋，主要有安世高、支谦、竺法护等人。公元148年安世高到达洛阳，他本是安息国王的嫡子，但无意驭国，在国王驾崩后禅位叔父，然后飘然出家，云游各国。他“闻一而知十”，旅居中国在短期内即通晓中文。在148年至171年的二十余年间，他潜心佛典翻译，《出三藏记集》列载他所译的并有详细名目的经典，计有34部，40卷，实际存世之作更多。以后译经的规模扩大了，但许多外来的和尚要一并通晓梵语、汉语以及中亚古代语言，是十分困难的，以致“或善胡文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于是直译、甚至不解处音译，就势所难免。此时除了支谦、竺法护的译文尚能挥洒自如、颇受好评外，其余大多文笔生硬，仅勉强表达意思，文采却无法兼顾，难尽如人意。直到鸠摩罗什来到中华，这种直译风气才有了根本改变，“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完全直译肯定索然寡味，只注重文笔华丽，委实太“艳”，而鸠摩罗什可以得乎其中，是“难可世遇”者。这一阶段著名的译经者还有昙无谶、佛陀拔驮罗、宝云等。

外来的和尚不一定都能念好经，当本土高僧读一些汉译本为不知所云而烦恼，欲去印度一睹梵文原典时，当他们希望亲身游历佛祖之天竺，一求真谛时，由此掀起了始于曹魏、终于南宋末年近七百年之久的中国求法僧的西游取经运动。朱士行，曹魏时人，在洛阳讲解《道行般若经》，常苦于经文辞藻晦涩，难晓其文。因为东汉竺塑佛翻译此经典时，“不解处以音译为之”。于是公元260年，朱士行毅然西行，求取《大品般若经》原典，成为有记载的西行求法第一人。后来他在于阗取得真经，由弟子弗如檀等十人护送回洛阳，而自己最终以80高龄客死于阗。以后从东晋到唐代中期，去印度的求法僧“相望于道”，多达数百人，有名可查者有170余人，平安归国的约40多人，其中包括法显、玄奘、义净、宋云等。这些人不仅留下了游记，成为弥足珍贵的印度史料，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而且玄奘等居功至伟，开创了佛典汉译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一代译经者汉文娴熟、通晓梵语，因此汉译佛典的文与质俱佳。玄奘以后的著名译经者还有义净、实叉难陀、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北宋译经大师中四名印度法僧功不可没，他们是法贤、法天、师护、法护，这些人前赴后继，硕果累累。

从译经的方式来看，佛典汉译工作最初松散，常是一个懂梵文的与一个通汉文的搭档。开始时有些佛经常常没有写本，全凭记忆口诵，先写成梵文或中亚古文，然后再汉译。后来参加的人多了，分工也逐渐细化，形成了最初的译场。道安（312—385）可能是最早组织译场的人。他12岁入寺，18岁剃度，受佛图澄赏识收归门下。他在重建檀溪寺以及在主持长安五重寺期间，创建了译场。鸠摩罗什将译场推至宏大，译一部经少则几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如译《大品经》时，参译者500人，译《法华经》时，在长安大寺聚集参译者2 000余人，译《思益经》集众僧2 000余，译《维摩诘经》为1 200人等。但是分工最细化、组织最精良的应数唐玄奘的译场，尽管其规模不如鸠摩罗什的庞大。如在译《瑜伽师地论》时，玄奘奉诏主导，其他分工有五人笔受、五人证文、两人证字、七人证义，还有证梵语、监阅、写经论等多人。译经事业经历近千年，现在保存下来的经卷数，包括中国高僧学者所著的注疏和讲义在内，足有3 000多部。仅《大藏经》正续两编为12 560卷，《卍字续藏》为7 144卷，这两大部头就达中国的“二十五史”篇幅的六倍以上。

中印文化交流带动了一些学科和艺术的发展。当汉译佛典越来越多时，为方便检索，目录学发展起来了。如道安在364年完成的《综理众经目录》，网罗了自后汉灵帝至成书时约二百年内的作品。以后该目录几经道安补注，因此有“道安录”之称，只可惜已散佚。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应是梁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15卷，而地位最高、堪称完备者当推唐玄宗时公元730年由智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此书集诸家之成，而补其阙漏，订其讹误”，可称后来居上。这些经录汇编了诸多佛典的内容提要，便于人们对浩瀚经典的浏览和把握。还有，大藏经也编纂成立了，许多民族都编有自己崇尚的大藏经，各种版本达15种之多。它们不仅在宗教研究方面意义重大，而且还是研究各地区社会历史的著述。

古代印度在语言学方面成就显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印度语言学随之入中原，它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正史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能以十四字（十四个梵文元音）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汉字是象形文字，对于声韵方面的研究自然稍有忽略，宋代郑樵的结论言简意赅：“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经借鉴梵学后，中国人创制了汉语读音的反切法。《颜氏家训》点明了创制者及时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曹魏时李登的《声类》当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专著。《高僧传》记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可见诗人谢灵运也为此下了工夫。至唐末，佛僧守温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依据印度古代梵语音符，制定了汉语的“等韵”，即音表或字母表，因为自东汉至唐，“但有反切，无所谓等韵。唐时僧徒依仿梵书，取中国三十六字，谓之字母，溯等韵之源，以为出于梵书可也”。

由于中印不同文字的碰撞，中国语言及文学接受了一些新的营养。许多新概念融入了汉语词汇中，如菩萨、佛、浮屠、业、魔、解脱、轮回、缘……等等。中国的文学也如此，新的因素不仅表现在鬼神故事上，而且产生一些新的文体，如唐代传奇小说、笔记小说等。再后的《西游记》是最明显的例证，其中孙悟空的形象源自《罗摩衍那》的猕猴哈奴曼，《六度集经》又赋予它猴王的身份、过人的智慧、变化的神通以及降妖伏魔的高超本领，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就有这身手不凡的猴王，《西游记》则进一步演化为孙悟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魏晋以来，渐译佛典，天竺故事，亦流世间，文人喜其类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

古代印度对中国艺术方面的影响也历历在目。印度的庙宇建筑，不管是早期的洞窟式，还是以笈多风格称著的独立式，在中华大地处处能看到它们的踪迹。就雕塑来看，印度各宗教都有凿窟造像的习俗，此艺术也随佛教东来。如新疆遗有古代龟兹、高昌等石窟雕像，河西走廊留有敦煌千佛洞、天山麦积山、云冈、龙门石窟，直至山东云门山、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分布广泛。江南有栖霞山石窟雕像、四川有广元窟、大足石窟等，十分丰富。中国本有自身的雕塑传统，如殷墟出土的大理石鸟兽雕，濬县和洛阳古墓出土的周代玉雕，不仅本身非常精美，而且还使用黄金和绿松石的镶嵌艺术。到汉代，大型雕塑出现了，如西汉霍去病陵前的马踏匈奴像等。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底强大，印度风格的雕塑由西向东，随时代推移，同中国风格逐渐融合，甚至可说是佛教艺术中国化了。只要从西域、经敦煌、至云冈、龙门的石窟雕像来看，这雕塑的风格变化明显地表现出来。

佛教绘画

至于绘画，从西晋至隋唐，诸多大师都与佛教绘画有缘。一则他们均有意吸取印度绘画艺术的精华，二则都把为寺庙作壁画或画佛像、菩萨像等视为宗教“功德”。例如晋朝顾恺之作画最重神气，他在瓦棺寺画毕维摩诘像，尤其点上眼睛后，一揭幕便光彩照人，短期内为该寺募捐百万，可见印度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以“没骨皱”著称的张僧繇是梁朝一代绘画大师。梁武帝修建众多佛寺，大多由他作画。他的画看似平淡，实质奇巧无比。据说唐朝大画家阎立本在荆州看其佛教壁画遗作，第一天说他“虚有其名”，第二天则言“尚算能匠”，第三天评为“不负盛名”，在一连欣赏十来天后，干脆睡在画下“不忍离去”了。张僧繇曾用中国绘画史上称为“天竺遗法”的凹凸画法，在建康的一乘佛寺内，绘制了富有立体感的壁画，“寺门遍画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下，乃名凹凸寺”。北齐的曹仲达“能画梵像”，他最能把握静态，充分显示衣服下垂的状态，故以“曹衣出水”著称。吴道子是唐明皇御用画师，曾作寺观壁画300多间。据《京洛寺塔记》，他融合了梵画艺术，画的神佛“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而且线纹别致，雅称“莼菜条”。因此他获得“吴带当风”的赞誉，名冠众画师，“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

印度音乐随佛教进入中国，公元3世纪佛教音乐已在中原流行。隋朝时，七声音阶随天竺乐人传入我国，梵音与晚钟在寺庙奏鸣。唐朝时音乐呈现百花齐放，天竺乐以及不同程度吸收了印度音乐的安息乐、龟兹乐、康居乐、西凉乐等，在中土大地各领风骚。

即便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魔术类等雕虫小技，也能看到印度文化的痕迹。东晋干宝《搜神记》记载，永嘉年间（公元307—313）有天竺人到江南来，表演了四种幻术，“剪绢还原”、“吐火术”、“断舌复原”及“烧物不损”。如记述“断舌复原”：“将断舌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犹在，继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又如《譬喻经》记载：“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稍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据《高僧传》，西方来华传经送宝的一些高僧，大多会一些幻术。例如佛图澄310年来到洛阳，为了显示西方高僧的法力，以便在中土弘扬佛法，他表演了“钵内生莲”。佛图澄用一只空钵，灌上清水，然后双目紧闭，两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顷刻间，钵内发芽生枝，开出娇艳的莲花。他的另一手本领是“九莲灯”。鸠摩罗什为显示自己的神通力，演过“吞针”的绝活，“聚针盈钵……引匙进针，与常食不别”。

金刚经　说法图

古代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对中土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族百姓的广泛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即便三国时期昏庸不堪的吴国君主孙皓，也召请康僧会入宫，只是“皓生性残暴，无法对其传述佛的奥旨，以致其心始终闭塞而未开慧眼”。这至少说明孙皓变得虔诚佛教了。又如383年前秦苻坚为得到鸠摩罗什和西域珍奇，不惜遣军7万远征。隋朝文帝、炀帝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对佛教则恭虔有加。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众说纷纭，但观其一生事佛，古言“武后时师弟所传，不立文字，不落言诠，……故碑无字，是当时佛学所然”，至少值得一思是否原因之一。佛学思想对中国士族文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魏晋玄学与印度佛学、哲学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书《金刚经》，实际上是868年王阶为父母祈福禳灾而刻印的，可见“印为中用”，影响着民众的世俗生活。苏轼以居士自诩，口诵佛诗“溪声便是广长舌（佛的广长舌，意为佛陀在训诲和讲经），山色岂非清净身（佛的法身）”，一手疾书，一手持酒壶，旁边炉上“东坡肉”正炖得烂酥喷香。这正是一幅中印文化融合的绝妙画卷。

其他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印中之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

古代中国同样对印度产生不少影响。例如季羡林认为中国的蚕丝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输入印度。中国的纸至晚在公元7世纪传到印度，以后连造纸术也一并传导过去。647年，唐玄奘在汉译佛经的同时，还曾奉命召集道家学者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中国其他的一些发明，如罗盘针、火药、印刷术等都先后直接或间接传入印度。而在制糖方面则是相互学习，唐朝初“太宗遣使取熬糖法”，是中国向印度学习；而在明末清初，中国制造白砂糖的技术则传授给了东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