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这一时段除了笈多王朝和戒日王时期在北印度一度有过统一外，其他大多数时期是小邦林立，相互争斗，呈现一种混乱的格局，但历史面貌仍然能比较完整地重现，应该说汉文资料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中国赴印的求法僧、使者、商团络绎不绝。他们的见闻、著述、译介，为近代印度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具有永久价值的亲历实录，有些甚至是唯一幸存的，可谓弥足珍贵。例如，《汉书·西域传》记有较完整的大月氏的情况，《后汉书·西域传》中的专条是《汉书》大月氏记载的继续，这才使贵霜王国的政治史有了脉络，可作出较系统的论述，也才能与仅构成片断的钱币和铭文相互印证。法显《佛国记》对笈多盛世的赞叹，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对戒日王时期的实录，以及两人对以前诸朝代的追述，才使得印度古代历史豁然开朗。追循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足迹，戒日王死后的一段历史才昭然世人。宋云出使天竺，周游哒，会见了哒王，他留下的有关文字是东西方关于哒的唯一完整记载。义净对印度医学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即便《齐民要术》，也记载了印度麦子的生长时节。至于汉译印度典籍中，印度社会状况、人物生平的片段资料，更是丰富多彩。

近代印度学的专家们对于汉文资料，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例如，对于《大唐西域记》和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为互补的两书，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人掀起了研究热潮。法国人在1857—1858年先译了《大唐西域记》；英国人则两书都翻译，并且《大唐西域记》有三种译本。以后欧洲主要语言都有《大唐西域记》的译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也研究此两书，1912年崛谦德《解说西域记》，1936年小野玄妙译的《大唐西域记》较为有名。欧洲和日本学者对于《大唐西域记》几乎是逐句考证的。对于《法显传》也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和日本学者纷纷从事《法显传》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如日本长泽和俊的《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

对于汉文资料在重现印度历史方面的举足轻重地位，印度史的专家们也予以高度评价。早期的印度史权威，英国的史密斯对《大唐西域记》的评价是：“印度历史对于唐玄奘的欠账，怎么估量也不会过高。”印度史学家马宗达对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评论是：“（他们）把亲身经历写成长篇实录，这些书有幸完整保存下来，且都译成了英文。三人在印度生活多年，学习了印度的语言，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遍及全印。希腊旅行家在这几方面，确实是相形见绌的。”“这些记载给我们绘出了印度当时的实情，这类写照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当然，中国当代学者对印度学研究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绩。章巽先生先后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校点本和《法显传校注》。前书受到学术界众口一词的赞誉；1985年的《法显传校注》更是代表了当代中国对法显和《佛国记》的研究水平，对长期以来困惑未解的一些问题，予以了澄清。同年，季羡林先生主导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原著作了全面论述，对其中许多人名、地名、族名、典章、术语进行了注释和考证，填补了国内外印度学研究的一些空白。尤其是季羡林先生的“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堪称研究唐玄奘的集大成者。

千古名僧唐玄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