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姓制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是初成时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后300年是演进时期，300年至700年是确立时期，直至在印度逐渐消亡，再无大的变化。

以《梨俱吠陀》第十卷的四大种姓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对比：

《梨俱吠陀》与《大唐西域记》所列的前两个种姓变化不大，后两个种姓变化大。唐玄奘记载的种姓制度与印度以后的种姓制度差别不大，可见已基本确立。法显时期出现了旃陀罗，即“不可接触者”，《佛国记》记载，“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

至于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们作了大量努力，意图从根本上理解它，从理论上界定它。但至今难以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列出人们较赞赏的两种看法：印度学者古尔耶在《印度的种姓和阶级》中标出种姓的六大特点，（1）社会分隔；（2）种姓间的上下等级；（3）饮食与社交限制；（4）日常生活与宗教生活的限制；（5）种姓间的职业限制；（6）种姓间的婚姻限制。另一学者施里尼瓦斯则作了如下界定：“一个世袭的、内婚的、通常是地方性的集团，与世袭职业相联系并在等级制中占有一定地位。”简单归纳，其特点为：（1）种姓是与生俱有，非后世归依；（2）婚姻限制；（3）空间上的限制，即特定种姓居住在特定地域；（4）职业世袭；（5）种姓是分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