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宗教实际上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交织在一起，它的外延比一般宗教概念的范畴要大得多。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百家争鸣”，看似是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中的斗争，实际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延续。

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使得原有格局发生了变化。由于此时一些非婆罗门种姓，尤其是刹帝利种姓和从事手工业的吠舍种姓已将商业掌握在手中，因此经济上具有相当强的实力，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仍然遭到婆罗门种姓的排斥，双方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同样，城市中心的行会的头头们，事实上他们控制着当地的生产和贸易，但由于种姓的问题，社会法规否认他们应有的声望和地位。种姓制度的根源是吠陀信仰的婆罗门教，因此他们反对吠陀信仰，要求脱离婆罗门教。他们的这种不满就表现在加入异端教派，在当时尤其踊跃皈依佛教。从另一角度来看，佛教和耆那教经常从城市群众中、从低级种姓中获得力量，这些阶层要求平等、要求地位的社会内容，就成为它们宗教教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商人阶层在经济上占有支配地位，但政治上的控制权执掌在凭借吠陀信仰才得以高贵的上等种姓手中时，佛教和耆那教就代表他们对婆罗门教作出了回答。

这种宗教与政治和经济的紧密性，不仅表现为宗教斗争是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延续，而且这种激烈的宗教变革（百家争鸣）对印度以后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很大影响。

例如，耆那教强调不杀生到了极端的地步，耆那教徒在行走时戴上薄沙面罩，捂住口鼻，以防偶然吸进微小的虫子而把它们杀死。这种极端也阻止了他们从事农耕，因为耕耘会杀死田里的生物。而且，耆那教教义有戒私财条规，尤其鄙视持有土地者，于是耆那教徒纷纷脱离农田。他们为了生计，选择从事商业和贸易，从事不危及生物性命的手工业。这样，耆那教逐渐与城市的扩展联系在一起，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西海岸海运贸易发达，耆那教徒是主力，他们出资、载货，航行远洋。在以后的朝代中，许多耆那教徒成了富甲一方的商贾。现代印度的一些大财团，如塔塔财团等，其祖上有着深深的耆那教的烙印。

顺便说及，鉴于印度宗教的特性，“僧士”阶层值得注意，如同中国的儒士、日本的武士在各自民族历史中的作用一样，僧士在印度历史的进程中，在印度文化的创立、传承和发展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