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专业化的纪元
专业化和碎片化
在这两卷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分析哲学中很多最重要的发展。如我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我必须非常严苛地选择所要呈现的内容，结果就是很多有价值的作品不得不被忽略。选择所要深入处理的哲学家、哲学流派和哲学问题的一条主要标准是，他们影响力的范围；这不仅指他们对专家的影响，也指对作为整体的哲学的影响。我试图聚焦于对分析传统中广泛的哲学而言是，而且被普遍认为是重要的作品。每个在这个传统中工作的人都对如下这些人物有所了解，而且领会到他们的重要性：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日常语言哲学家、格赖斯、蒯因、戴维森和克里普克。尽管这个时代其他很多杰出的哲学家进行了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工作——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鲁道夫·卡尔纳普、弗兰克·拉姆塞（Frank Ramsey）、卡尔·亨佩尔、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这还只是几个例子——但他们对分析哲学家的全面影响力并不如我们所关注的那些人。但是，其中有两个例外——有两个哲学家未在这里被讨论，在我心目中，他们自然符合我们所关注的那一组人的标准。这就是戈特洛布·弗雷格和约翰·罗尔斯。
我在导论中提到了弗雷格，他或许是如下领域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哲学先驱：现代符号逻辑、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和哲学语义学。尽管他的著作无可否认是技术性的，而且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不属于我们正式讨论的时代——大部分完成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但其在分析传统中对哲学的影响力一直在增长，直到达到了我们所关注的其他巨擘的程度。于是，对他的忽略相当于我所讲的故事中一处不可否认的缺口。但是，如我在之前的导论中更充分地阐明的那样，我的愿望是，在将来能够补充进一种对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领域的研究；它始于弗雷格对逻辑的形式化和他关于语义学的哲学设想，接着是塔尔斯基关于形式化语言中关于真和逻辑后承的工作，后来是卡尔纳普、C. I.路易斯、马库斯、克里普克和其他人对模态逻辑以及模态语义学步履蹒跚而又煞费苦心的发展，以及蒙太古、卡普兰、斯塔内克和大卫·路易斯这些哲学家在对这些想法的重要运用和扩展中所达到的顶点。这个领域不仅自身是迷人的，而且与哲学中其他更广泛、更少涉及技术性的问题有重要的关联，并最终与区分和理解如下不同模态的非凡成就相关：逻辑真、必然真、先天真和分析真。
约翰·罗尔斯则是另一回事。他的代表作《正义论》出版于我们所讨论的时代末期的1971年，并在随后一些年得到了改进和扩展。(1)尽管可以说，政治哲学并不像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那样，是作为整体的分析哲学的核心，但《正义论》的影响是非凡的。这其中，它引起了罗尔斯在哈佛的同事罗伯特·诺齐克非凡的回应，后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伟大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and Utopia）出版于1974年。(2)这两部著作一道重新定义和复兴了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而且在很多人看来，它们构成了贯穿二十世纪分析传统中规范性哲学（normative philosophy）的一个高潮。对他们的忽略或许可以被合理地视为我们故事中最刺眼的缺口。这其中的理由纯然是自传性质的。尽管我常常在产生了这两卷书的其中一门课上讲授这些材料，但这门课程最终变得过于拥挤而不得不被停掉。既然加入对他们的讨论现在会占据大量的时间，而且会导致一部已经很长的著作又变得更长——更别说事实上很多人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些材料——我决定还是不去填补这个缺口。
除此之外，我相信，在我能够讲述的关于二十世纪哲学分析的故事中，没有其他可比拟的缺口了。尽管事实上我几乎没有谈论这个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所完成的工作，但我还是要这样说。我关于这部分材料的缺失对我故事的影响的判断，并不是如下这种观点的反映，即我们距离这个时代仍然太近，以至于不能合理地评估它，尽管在这种观察中有某种正确的地方存在。它也不是如下这样看法的反映，即这些年的哲学成就是贫乏的。相反，这里有如此多的各种不同的哲学成就，以至于我都怀疑它可以被囊括进我试图书写的这种历史中。
在我看来，在过去的三十年左右，哲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些属于巨擘、中心人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著作是易于接近的，与几乎所有分析哲学家有关，而且也被他们阅读。哲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度组织化的学科，主要由一些专家为了另一些专家来从事研究。哲学家的数量开始膨胀，出版物数量暴涨，严肃的哲学研究的分支激增。现在的情况是，不仅哲学现在的领域过于广阔而无法被一个心灵囊括，而且对很多高度专业化的分支来说也是如此。
例如，今天实践中的科学哲学不仅包括传统的话题，像归纳、确信（confirmation）、预言、观察、经验适当性（empirical adequacy）和科学解释的本质，还包括物理学哲学、量子力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甚至语言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nguistic）中非常特定的问题。既然这些领域中的专家需要精通自己所应对的特殊科学以及相关的哲学分支，那么任何人都无法扎实地掌握作为整体的科学哲学。对其他分支来说同样如此，哲学历史和其他方面也不例外。在某些地方有这样一种神话，即哲学的历史在英语世界中大部分由分析哲学主导的哲学系那里被忽视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当然，关于任何一门学科内不同领域间的平衡问题，会有分歧存在。但是，今天在哲学史领域内的工作量，与对特殊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度、透彻性和深入性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很多不同的时代和这些时代内不同的人物，都受到多少得到分析哲学训练的哲学家的严肃关注。与哲学中其他分支一样，新工作的价值并非纯然是有利无弊的。既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比较容易的进步，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进步要求更进一步的专业化和更高程度的关注。其结果不仅是历史知识的增进，还会在哲学史某个领域内的专家和其他几乎所有人之间创造出一定的距离。我想，可以说，与以前相比，今天哲学史家们的很多高级工作，对哲学家的主流甚至某些研究其他时代的史学家而言，都更不易接近。
那么，有鉴于此，一种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应当是什么样子呢？它不应像是一段线性的、整体性的故事，而是很多相互区别而又彼此重叠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关于如下领域的：语言哲学和这个时代中的逻辑哲学，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道德心理学和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语义学，以及关于规范性话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normative discourse），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等。我认为，寻找一种关于这个时代分析哲学的宏大的、统一的图景，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更专注的图景的合集，其中每幅图景都展望了相关行业的主要发展，都着眼于阐明邻近分支内工作的更大的经验教训。
一种说明性的、有些技术性的和专业化的例子：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
我将通过一种对如下专业化分支非常简要和程式化的概览，来阐明我心中的想法：逻辑和语言哲学。从大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二十世纪末，一些高度专业化和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一直兴旺发达，产生出一系列真实的进步。这包括：（i）关于真和说谎者悖论的工作，（ii）关于模糊性（vagueness）和堆垛悖论（Sorites paradox）(3)的工作，（iii）内涵逻辑的发展及其在自然语言上的运用，（iv）关于指称、命题态度句、命题态度归属句和语义内容的工作。尽管这些话题还远没有穷尽二十世纪末逻辑和语言哲学中重要工作的范畴，但它们在阐明最近的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是十分有用的。我会简要地谈谈每个问题。
首先，是被句子L所阐明的说谎者悖论。
L.在本书第二卷的尾声部分被标记为“L”的那个句子不是真的。
L是英语中一个完全有意义的句子，这体现在如下事实中：某个并未阅读尾声部分的人，在理解它所说的内容上不会有任何困难。此外，如果在本书的这个部分被标记为“L”的唯一句子是“Modern symbolic logic is a branch of psychology”(4)的话，那么它所说的内容（它实际表达的命题）显然为真。但如果L说某种应当为真的东西在某些环境中成立，那么它就说了某种东西（表达了某一条命题），而且因此是有意义的。但该句子成为悖论的地方在于，可以从如下东西中得出一条矛盾：关于它的显然无可争辩的假设，它所包含的真谓词，以及英语中其他表达性的资源。以上事实产生了一组相关的问题：“这条悖论表明了关于英语的哪些事情？”“它是否表明这种语言的规则是不融贯的？”“如果它的确表明了这一点，那么这个事实的重要之处何在？”“如果它并未表明英语的规则是不融贯的，那么它是否表明，这条悖论中被使用的、用以得出矛盾的关于英语的那些假设，其合取是不正确的？”“假定它表明了这一点，那么哪个（或哪些）假设应当被拒斥，应当用什么来代替它（它们）？”“抛开英语不谈，我们是否可以定义这样一种真观念，它对数学、科学和其他理论研究来说是充分的，且免于陷入悖论，并不导致矛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做的最佳方式是什么？”(5)
关于说谎者悖论的现代工作正试图回答这些（以及相关的）问题。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项工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库尔特·哥德尔和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所开启，他们巧妙地想出一些方法，将这条悖论富有成效地用于证明自己关于算术不完全性（incompleteness of arithmetic）和算术真理（在算数之内的）的不可定义性（indefinability）的著名元数学定理。(6)在对这些结果的证明中所涉及的那些原则，导致了如下结论：满足某些最低限度条件的、具有一种最低限度丰富性的语言，不可能包含它们自己的真谓词。尽管这条结论在数学的情形下看上去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但在将其推广到像英语这样的自然语言时就很成问题了。认为它的确成问题，实际上就是认为英语并不是一种真正单一的语言，而是一种无限的语言等级结构（an infinite hierarchy of languages），其中的每种语言都含有一个对该等级中更低一层语言而言的真谓词，但不含有对自己而言的真谓词。这幅图景不仅让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而且它还被表明会导致各种更专业化的严重的困难。(7)
这些困难构成了最近三十年中关于说谎者悖论的哲学和逻辑著作激增的起点。不同方法的多样性是令人惊愕的，而且其复杂性和技术上的精巧也令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既然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庞大且极度专业化，我便不会试图在这里对其做出描述，而只是简单地列出某些重要的工作。(8)这包括：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1974年的“The Liar Paradox”(9)，索尔·克里普克1975年的“Outline of a Theory of Truth”(10)，泰勒·伯吉（Tyler Burge）1979年的“Semantical Paradox”(11)，汉·赫兹博格（Han Herzberger）1982年的“Notes on Naive Semantics”(12)，阿尼尔·笈多（Anil Gupta）1982年的“Truth and Paradox”(13)，乔恩·巴威斯（Jon Barwise）和约翰·艾克曼迪（John Etchemendy）1987年的《说谎者》（The Liar）(14)，格雷厄姆·普里斯特（Graham Priest）1987年的《矛盾》（In Contradiction）(15)，范·麦克吉（Van McGee）1990年的《真理、模糊性和悖论》（Truth，Vagueness，and Paradox）(16)，哈伊姆·高夫曼（Haim Gaifman）1992年的“Pointers to Truth”(17)，诺尔·贝尔纳普（Noel Belnap）和阿尼尔·笈多1993年的《对真理论的修订》（The Revision Theory of Truth）(18)，基思·西蒙斯（Keith Simmons）1993年的《普遍性与说谎者》（Universality and the Liar）(19)，哈特里·费尔德（Hartry Field）即将发表的“A Revenge-Immune Solution to the Semantic Paradoxes”(20)。当人们看到这些工作时，可以发现两点——第一，自塔尔斯基的时代起，我们在如下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理解涉及真观念中的关键性哲学问题的合集；第二，为了取得这些进步，这种专业化和技术细节的层次已经发展到怎样的地步。当一个分支（逻辑哲学）的分支（真和说谎者悖论）变得如此复杂和专业化时，这只能意味着，这门学科自身——作为整体的哲学——已经变成了彼此相关但半独立式研究的汇集，就像其他学术学科一样。这种环境出现于二十世纪末，在其中，不可能有关于作为整体的哲学中主要发展的单一的、统一的故事——即便就我们能够估计的、自己对这个世纪前四分之三时期的研究的有限范围内而言，也同样如此。
贯穿二十世纪最后一段时期中逻辑和语言哲学发展的第二条脉络，是对模糊谓词（vague predicates），尤其是那些出现在堆垛悖论标准版本中的模糊谓词的研究。这条悖论也被称为“谷堆悖论”（paradox of the heap），对它的研究有时与说谎者悖论相联系，有时则不然——这取决于理论工作者是否相信它们的解决方案有重要的共同特征。在其经典形式中，堆垛悖论开始于如下这条前提，即一颗单独的沙粒其自身并不是一座沙堆。接下来我们声称，如果人们拥有某个不是一座沙堆的东西，而且人们在其上添加一颗单独的沙粒，那么其结果仍然不是一座沙堆。在维护这条断言时，我们经常指出，它的否定在逻辑上等价于如下断言：有这样某个准确的数字n存在，以使得没有任何含有少于n颗沙粒的合集可以算作是堆垛，而所有包含n或更多颗沙粒的合集则是堆垛。根据通常的观察，有一条绝对清晰的界限将堆垛和不是堆垛的东西区分开，这是极端不合理的。毕竟，人们想申辩说，堆垛的概念是模糊的，而且正因为它是模糊的，所以这样一种清晰的界限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来，人们便被引导去接受该悖论的第二条前提——即如果n颗沙粒不足以制造一座沙堆，那么n+1颗沙粒也做不到这一点。但现在麻烦就很明显了。尽管在就其自身加以考虑时，这两条前提似乎都是可行的，但它们放在一起时似乎就蕴涵如下荒谬的结果：没有沙堆存在——也就是说，无论可能有多少沙粒被聚集在一起，它们都不足以制造一座沙堆。这当然不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推理中一定有某种错误之处。堆垛悖论提出的问题就是：确定出错的步骤，解释该步骤错在哪里——尽管它初看上去是可行的——并代之以某种同样可行但不会导致悖论的东西。
如同说谎者悖论的情形一样，关于这项古老悖论的工作在最近三十年出现了激增。还是如同说谎者悖论的情形一样，被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在这个系列中的一端，是不一致性方法（inconsistency approaches），它们的基础可以被视作是位于克里斯宾·赖特（Crispin Wright）1976年的经典文章“Language-Mastery and the Sorites Paradox”之中。(21)概言之，这些方法坚称，支配日常模糊谓词的规则根本不允许明确和清晰的、区分该谓词所适用的对象和其他任何对象的分界线存在，而出于这种理由，这些规则甚至与如下看似无可非议的判断也不一致：模糊谓词显然适用于某些对象，且显然不适用于另一些对象。到了这一步，持不一致性理论的人接下来的想法可能是，模糊谓词是有缺陷的，而且完全不是真正可适用的——这是一种被彼得·安格（Peter Unger）1979年的文章“There are no ordinary things”所阐明的立场。(22)该系列的另一端是一种被称为“认识主义”（epistemicism）的立场，在提摩太·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1994年的著作《模糊性》（Vagueness）中得到了巧妙的辩护。(23)根据他的看法，模糊谓词事实上完全是精确的——这是在如下意义上说的：有明确和清晰的分界线将它们真正适用的对象与不适用的对象区别开来——但我们一点儿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分界线在哪里。
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是各种不那么极端的观点，它们力图保持我们关于模糊性的大部分前理论的直觉，而与此同时又通过设定模糊性谓词意义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解释了它们如何可以与其他那些非模糊的谓词相区别——来避免悖论。这些观点包括：（a）关于真和运用的程度的观点（degree-of-truth-and-application views），根据这些观点，将一个模糊谓词运用于一个对象，这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事情，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事情，使用这样一个谓词所产生的断言的真也是如此；(24)（b）部分定义（partial-definition）的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模糊谓词被定义为清楚地适用于某些事物，且清楚地不适用于另一些事物，而与此同时对二者之间的事物来说是未定义的；(25)（c）语境主义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模糊谓词的确允许明确的界限存在，但这些界限由于交谈性的压力（conversational pressures）而不断移动。最后这种语境主义方法有各种不同的变体，这取决于它们如何与其他观点相联合。例如，迪莉娅·格拉芙（Delia Graff）将语境主义与认识主义相联合，而我则将它与如下观点相联合：该观点将模糊谓词当作是部分被定义的。(26)
如同在研究真和说谎者的情形下一样，在研究模糊性和堆垛的情形下，新哲学工作的前所未有的篇幅，导致了我们理解中无可置疑的进步。还是如以前一样，这些进步的代价是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化。正如掌握关于真和说谎者的激增的作品可以是一项专职工作一样，掌握关于模糊性和堆垛的日益增长的作品也可以是这样一项工作。尽管这两个问题（以及相应的两类作品）是相关的，且将它们放在一起加以研究是有用的，但它们也是半独立的——通向其中一个问题的某些方法，与通向另一个问题的各种方法几乎毫无关联。对模糊性的新研究也与逻辑和语言哲学的其他方面有关。对这个话题不断增长的兴趣，反映了如下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逻辑哲学从超出自己在形式逻辑和数学中的根基，向关于如下东西的核心问题研究的稳步扩充：自然语言中表达式的意义，以及在对它们进行推理时所采用的那些原则。
这把我们带向了二十世纪末发展起来的逻辑和语言哲学的第三条广阔的思想脉络——内涵逻辑的发展及其在自然语言上的运用。这项工作的核心被称为“可能世界语义学”，其模型理论是索尔·克里普克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工作。(27)对这种框架及其在描述自然语言上的运用的最重要的扩展，产生于理查德·蒙太古在六十年代的创新。(28)这些创新启发了一代哲学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和理论语言学家，他们的洞见现在牢固屹立在语言学和哲学里对语言的形式化的、科学的研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一项发展出现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那时，罗伯特·斯塔内克和大卫·路易斯将内涵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洞见运用于反事实条件句的话题，对在该主题的不同领域中工作的哲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29)随后不久，哲学家汉斯·坎普（Hans Kamp）和理论语言学家伊琳娜·海姆（Irena Heim）发展出了现在所谓的“话语表征理论”（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他们的方法是扩展蒙太古的方法以在一段话语的不同句子中捕捉到被他们当作是语义依赖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对作为整体的话语的蒙太古风格的释义。(30)在七八十年代，进步还在继续；此时，大卫·卡普兰将内涵逻辑和语义学的范围扩展到索引词表达式，像“我”“你”“他”“她”“这里”“现在”和“实际上”，并成功地使用形式语义学中的工作来阐明关于意义、指称、声称和信念的更广泛的哲学问题。(31)
这将我们带向关于指称、命题态度句和命题态度归属句的话题，即我们对当代逻辑和语言哲学概览的第四条，也是最后一条脉络。我们从一种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主导性的想法开始。像“……是一条必然真理”“情况本来会是……”和“如果情况是___，那么情况就会是___”这样的模态算子，无法在标准的外延逻辑系统中被处理；除了对这些算子提供一种语义学之外，可能世界的方法还给予我们一种丰富且精妙复杂的关于句子真值条件的观念，很多理论家发现这种观念可以成为一种意义理论的可靠基础。其基本的想法是：使得一个句子有意义的东西，是它被用来表现世界的方式。一个将世界表现为处于某种方式中的句子，强加了如下这样的条件：如果世界所处的方式是它被表现为所处的方式，那么它就必须满足那些条件。这些就是那个句子在其中为真的条件。既然某个理解该句子的人知道它的真值条件，那么很多人就认为，一种将对世界的可能状态的集合分配给一种语言中每个句子——该句子相关于那些状态而为真——的语义学理论，应当可以被当作一种意义理论。这自然导致了如下这种观点，即被一个句子S在语义上所表达的那条命题，可以等同于世界的可能状态——该句子相关于那些状态而为真——的集合。
尽管就某些目的考虑，这种思考被句子表达的命题的方式是有用的，但就另一些目的考虑，它却是很成问题的。作为必然或偶然真值的承担者，那些可能的世界-状态的集合很好地发挥着作用。但是，这并非命题在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中扮演的唯一角色。下述东西似乎不仅是对关于命题的传统哲学讨论的承诺，而且也是对我们日常思维和说话方式的自然的、最低限度的扩展。
（a）即（that）当有人声称或相信如此这般的事情时，有某种他所声称或相信的事情（关于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断言或命题）存在，
（b）即（that）被声称或相信的那些事情（命题）是（必然或偶然的）真理或谬误的承担者，
（c）即（that）这些事情（命题）也是被那些句子（相对于语境来说）所表达的语义内容，而且
（d）即（that）通常，当一个人在一种语境c中断然地说出或真诚地接受一个句子S时，他（或许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便声称或相信S在c中所说的或在语义上所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声称或相信相对于c来说的在语义上被S编码的那条命题）。
“命题”仅仅是我们对任何适合这些角色的东西所赋予的名称。但是，如果严肃地来考虑每个角色，那么被一个句子（在语境c中）表达的命题不过就是可能的世界-状态的集合——该句子相关于那些状态而（在语境c中被使用时）为真——的观点，就遇到麻烦了。例如，如下事情似乎毫无疑问为假：当P和Q（相对于语境c来说）是必然等价的句子时，声称或相信其中的一项所表达的东西，也因此就是声称或相信另一项所表达的东西。某人可能说或相信1=1，而与此同时并不说或相信算术是不完全的或水是H2O（即便相关于所有可能的世界-状态而言相关的每个句子都为真，且因此是必然等价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疑问：“相对于语境来说，句子的语义内容（被句子表达的命题）是什么？”和“一条命题态度归属句x声称/相信S适用于一个施事者的条件是什么？”某些理论家——最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斯塔内克——论证道，通过放弃如下观点，人们可以继续将命题等同于可能的世界-状态的集合：这些态度归属句总是报告了一个施事者与被补语从句S在语义上所表达的命题之间的关系。(32)其他一些理论家则并未被说服。例如，在八十年代中期，乔恩·巴威斯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论证道，命题态度归属句（与其他构造一道）提出的那些问题，要求我们将一些语义学理论——这些理论依据可能的世界-状态刻画了句子的真值条件和语义内容的特征——替换为另一些语义学理论——这些理论依据更细密的支持真的（fine-grained truth-supporting）、被称作（抽象的）“情况”（situations）的环境来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能的世界-状态自然被当作是整个世界最大程度上完全的（且一致的）性质，而巴威斯和佩里所提出的“情况”则可以被自然地视为世界之部分的部分性质（有时甚至是不一致的性质）。在将关于世界的可能状态替换为抽象的情况后，巴威斯和佩里提议将命题态度归属句x声称/相信S当作是报告了一个施事者与S的语义内容之间的关系；其中S的语义内容被设想为会支持S之为真的那些抽象情况的集合。(33)他们的希望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自己可以保留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大部分结构，而与此同时避免它在命题态度归属句上的声名狼藉的问题。但是，几年后，这种有希望的工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有人表明，使用一组很多不同的理论家（包括巴威斯和佩里）所共享的、相对朴素的语义学假设，在任何结构上类似的理论中，都可以重构出由命题态度归属句对标准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系统所提出的所有通常问题的类似物，而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细密的支持真的环境也于事无补。(34)很多人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命题不可能是任何支持真的环境的集合；相反，它们应当以传统的罗素主义方式被理解为关于对象和性质的结构性复合物。
到这时，一趟回归罗素式结构性命题的奋勇旅程已经在我们脚下了，其引导者是大卫·卡普兰和内森·萨蒙的开拓性工作。尽管在《指示词》（“Demonstratives”）一文中，卡普兰在构造自己关于指示词的形式逻辑中采用了为人熟悉的可能世界语义学技术，但他的意思显然是，关于意义和命题态度句的恰当的基础性哲学图景，要求罗素式的命题。在《不透明性》（“Opacity”）一文中，他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图景，并将之运用于捕捉蒯因的“信念的关系性意义”（relational sense of belief）(35)和回答蒯因历史悠久的对量化为模态句、命题态度归属句和其他“在指称上不明晰的”语境的反驳。(36)1986年，在扩展克里普克和卡普兰洞见的基础上，内森·萨蒙在《弗雷格之谜》（Frege’s Puzzle）中力主一种与如下东西相结合的语义学理论：一种关于专名的密尔式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一个名称的意义是它的所指）、一种关于结构性命题的新罗素式的观念（构造自对象和性质），和一种对态度归属句的关系性处理（将它们当作是报告了如下事情：施事者与被这些句子的补语从句在语义上所表达的命题处于某些关系中）。(37)在这个系统中，标准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工艺依然基本上是适得其所的，但被补充进一种系统的赋值，该赋值将结构性命题分配给同语境相关的句子。
关于信念和声称的构造对象的想法被广泛地接受，但在这种情况的后期我们会看到关于如下问题的激烈争论：在态度归属句中对互指的名称和索引词的互换。考虑到卡普兰-萨蒙图景，人们会希望这种互换从不会改变真值。但在很多人看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长庚星是一颗行星，而与此同时并不相信启明星是一颗行星，尽管事实上这两个名称是互指的。不同的理论家，包括萨蒙自己（在《弗雷格之谜》中）、索尔·克里普克(38)、马克·理查德（Mark Richard）(39)、马克·克里明斯（Mark Crimmins）和约翰·佩里(40)、理查德·拉尔森（Richard Larson）和彼得·拉德洛（Peter Ludlow）(41)还有我(42)，都参与了这个问题——争议还在继续。在关于意义和（语义和语用上的）语言使用间关系的激烈的、多面的争论中，这还留下了一种重要的、位于核心地位的争论——它已经成为努力发展出一些适用于自然语言的、关于意义的精确理论的前沿。
专业化工作的更广泛的哲学教训
通过提及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争论，我们结束了对当代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调查；这种争论是关于对命题态度归属句中的一些表达式进行替换所带来的影响的——也就是说，那些报告了施事者的声称、信念和意图等的句子。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争论位于一种更广泛争论的核心，即语言哲学家之间关于如下事情的争论：意思恰当（meaning proper）和语言使用的各种不同方面间的关系。问题在于一个句子的意义、一个人在断然地说出它时的那条断言以及被这些言说传达给听者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和语言学）中关于意义的讨论，要么忽视了这些范畴间的不同而将它们归并在一起，要么将一项与另一项相混同并时常产生出灾难性的后果。一个这样的例子涉及一项我（在第一卷第三章中）称之为意义透明性的原则。这条原则声称，如果两条表达式意思相同，那么一个理解它们的称职说话者就会知道它们是同义的。尽管抽象地说这或许是可靠的，但该原则已经受到最近一些关于指称和命题态度归属句工作的严峻挑战。(43)它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对如下问题的争论，即关于意义的语义事实终结于何处而关于语言使用的语用事实开始于何处，而且还包括关于意义在哲学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广泛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了摩尔在自己著名的“开放问题”论证（第一卷第三章）中对意义透明性隐含的、未加批判的依赖，还有罗素在自己对逻辑专名的认识论限制中对该原则的相似的使用（相关讨论见于第一卷第五章）。这些例子阐明了一种广泛的、无处不在的倾向，它存在于二十世纪分析哲学中很多关于语言的理论中——这种倾向把语词、短语和句子的意义当作对称职的说话者来说是清楚和显而易见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与同它们的用法相结合的其他信息区别开。贯穿这两卷书，我们已经看到根植于各种不同的立场和哲学观点中的这种倾向的痕迹——包括关于先天性的语言理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受到蒯因抨击的对分析性的疯长的诉求（第一卷第十六章），后期维特根斯坦紧缩的主张——即哲学论题不可能是真正传达信息的（第二卷第一章），日常语言学派的方法论（关于它的讨论贯穿于第二卷的第二到第四部分），以及关于如下问题的讨论：知道长庚星是长庚星，对知道长庚星是启明星来说是否是充分的（相关讨论见于第二卷第十五章）。在我看来，我们在二十世纪末看到的是逻辑和语言哲学中如下东西的开端：一种不那么好内省的、更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关于意义的视角。尽管从这个视角看，那些关于我们语词意义和被我们句子所编码的信息的事实，是真实和重要的，但我们并没有通向它们的、在认识论上有特权的入口。
如果这是对的，那就意味着，作为哲学家，我们并不拥有自己的很多分析哲学前辈所想象的那种有特权的、安全的语言起点。意义既不是所有哲学问题的根源，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像今天大部分分析哲学家在直觉上知道的那样——无论他们是否表达了这种想法——并不存在哲学问题出现的唯一方式。它们出现在各种地方——在数学、科学、艺术和常识的思维方式中。同样不存在它们得以解决的唯一方式；理论构造、逻辑分析、概念澄清甚至对我们认知和语言实践的非正式的观察，都在其中起作用。对今天的哲学状况来说，还有另一项教训。如果我所刻画的那种图景准确的话，那么二十世纪末发现的那种哲学的碎片化，或许更多是由于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制度强制力。这或许是这门学科自身所固有的。
(1)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3) 译者注：也译作“连锁推理悖论”或“连锁悖论”。
(4) 译者注：意为“现代符号逻辑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5) 关于其中某些问题讨论的导论，请参阅我Understanding Tru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49—56页。
(6) 关于说谎者悖论在获得这些结论中所起作用的非正式的解释，请参阅Understanding Truth，第三章，第82—86页。
(7) 参阅Understanding Truth的第五章。
(8) 关于其中一种主要方法——克里普克的——的哲学支柱和基本技术细节的广泛描述，请参阅Understanding Truth的第六章。
(9)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3 （1974）: 381—412; reprinted in Robert Martin, ed., Truth and the Liar Paradox（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 （1975）: 690—716; reprinted in Martin.
(11) Journal of Philosophy 76 （1979）: 169—198; reprinted in Martin.
(12)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1 （1982）: 61—102; reprinted in Martin.
(13)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1 （1982）: 1—60; reprinted in Martin.
(14) 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87.
(15)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7.
(16)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0.
(17) Journal of Philosophy 89 （1992）: 223—261.
(1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forthcoming.
(21) In G. Evans and J. McDowell, eds., Truth and Meaning（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22) Synthese 41 （1979）: 117—154.
(23) London: Routledge, 1994.
(24) 参阅J. A. Goguen，“The Logic of Inexact Concepts”，Synthese 19（1969）：325—373；K. Machina，“Truth，Belief，and Vagueness”，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5 （1976）：47—78；以及（关于一种有趣的运用）G. Forbes，“Thisness and Vagueness”，Synthese 54（1983）：235—259。还请参阅L. A. Zadeh，“Fuzzy Sets”，Information and Control 8（1965）：338—353，and “Fuzzy Logic and Approximate Reasoning”，Synthese 30（1975）：407—428。
(25) 这里两篇重要的经典文章是，K. Fine，“Vagueness，Truth，and Logic”，Synthese 30（1975）：265—300，reprinted in R. Keefe and P. Smith，eds.，Vagueness：A Reader（Cambridge，MA：MIT Press, 1997），and H. Kamp，“The Paradox of the Heap”，in U. Monnich，ed.，Aspectsof Philosophical Logic（Dordrecht：Reidel, 1981）。另一些重要且更近期的作品有，J. Tappenden，“The Liar and Sorites Paradoxes”，Journal of Philosophy 90（1993）：551—577，and R. Keefe，Theories of Vaguen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 Delia Graff，“Shifting Sands：An Interest-Relative Theory of Vagueness”，Philosophical Topics 28（2000）：45—81；Scott Soames，chapter 7 of Understanding Truth，and Soames，“Higher-Order Vagueness for Partially-Defined Predicates”in J. C. Beall and M. Glanzberg，eds.，Liars and Heaps：New Essays on Paradox（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这两种观点都受到黛安娜·拉夫曼（Diana Raffman）如下重要文章的影响：“Vagueness without Paradox”，Philosophical Review 103（1994）：41—74。
(27) Saul Kripke, “A Completeness Theorem in Modal Logic”,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24 （1959）: 1—14; also, “Semantical Analysis of Modal Logic”, Zeitschrift für mathematische Logik und 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 9 （1963）: 67—96; and “Semantical Considerationson Modal Logic”, Acta Philosophica Fennica 16 （1963）: 83—94, reprinted in Leonard Linsky, ed., Reference and Modal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8) Richard Montague, Formal Philosophy: Selected Papers of Richard Montagu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29) Robert Stalnaker，“A Theory of Conditionals”，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Monograph Series，no. 2（Oxford：Blackwell, 1968），reprinted in Ernest Sosa，ed.，Causation and Conditiona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and in W. L.Harper，R. Stalnaker，and G. Pearce，eds.，Ifs（Dordrecht，Boston，and London：Reidel, 1981）；also，Stalnaker，“Indicative Conditionals”，Philosophia 5（1975），reprinted in Ifs。See also David Lewis，Counterfactual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路易斯的Counterfactuals一书是为了纪念理查德·蒙太古。
(30) Hans Kamp, “A Theory of Truth and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in J. Groenendijk et al., eds., Formal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Amsterdam: Mathematical Centre, 1981）. Irene Heim, The Semantics of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Noun Phrases（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1982; New York: Garland, 1988）.
(31) David Kaplan, “On the Logic of Demonstrative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8 （1979） 81—98, reprinted in Nathan Salmon and Scott Soames, eds., Propositions and Attitud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Demonstratives: An Essay on the Semantics, Logic,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of Demonstratives and Other Indexicals”, and “Afterthoughts”, both in Joseph Almog, John Perry, and Howard Wettstein, eds., Themes from Kaplan（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 See Robert Stalnaker，“Propositions”，in A. MacKay and D. Merrill，eds.，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Assertion”，in P. Cole，ed.，Syntax and Semantics，p. vol. 9（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8），reprinted in Stalnaker，Contextand Cont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and Inquiry（Cambridge，MA：MIT Press, 1984）。关于对可能世界语义学中相关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请参阅David Lewis，“General Semantics”，Synthese 22（1970）：18—67，reprinted 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 1。尽管路易斯总是乐于让命题态度句的对象是简单的句子内涵——即可能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世界-状态）的集合，但在“General Semantics”中，他概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其中，句子的意义是结构化的内涵（structured intensions）。
(33) Jon Barwise and John Perry,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34) Scott Soames, “Direct Referenc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and Semantic Content”, Philosophical Topics 15 （1987）: 47—87; reprinted in Salmon and Soames, Propositions and Attitudes, and in Peter Ludlow, ed.,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35) W. V. Quine, “Quantifier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53 （1956）, reprinted in L. Linsky, ed., Reference and Modal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6) David Kaplan，“Opacity”，in Lewis Edwin Hahn and Paul Arthur Schilpp，eds.，The Philosophy of W. V. Quine（La Salle，IL：Open Court, 1986）。关于蒯因对量化的反驳，请参阅“Reference and Modality”，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1961，1980），and his“Notes on Existence and Necessity”，Journalof Philosophy 40（1943），reprinted in Leonard Linsky，ed.，Seman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Urbana，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2）。
(37) Nathan Salmon, Frege’s Puzzle（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38) Saul Kripke, “A Puzzle About Belief”, in A. Margalit, ed., Meaning and Use（Dordrecht: Reidel, 1979）; reprinted in Salmon and Soames, Propositions and Attitudes.
(39) Mark Richar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Defective Contexts, Accommodation, and Normaliz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5 （1995）: 551—570.
(40) John Perry, “Frege on Demonstratives”, Philosophical Review 86 （1977）: 474—497; Perry, “The Problem of the Essential Indexical”, Noûs 13 （1979）: 3—21, reprinted Salmon and Soames, Propositions and Attitudes; Mark Crimmins and John Perry, “The Prince and the Phone Booth: Reporting Puzzling Beliefs”,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 （1989）: 685—711; and Crimmins, Talk about Beliefs（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41) Richard Larson and Peter Ludlow, “Interpreted Logical Forms”, Synthese 95 （1993）: 305—356, reprinted in P. Ludlow,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2) Scott Soames, Beyond Rigid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oames, “Naming and Asserting”, in A. Szabo, ed.,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43) 参阅Nathan Salmon，Frege’s Puzzle；his“How to Become a Millian Heir”，Noûs 23 （1989）：211—220；and his“A Millian Heir Rejects the Wages of Sinn”，in C. A. Anderson and J. Owens，eds.，Propositional Attitudes：The Role of Content in Logic，Language，and Mind（Stanford，CA：CSLI, 1990）。也请参阅Stephen Rieber，“Understanding Synonyms without Knowing That They Are Synonymous”，Analysis 52（1992）：224—228；and sections III，IV，and IX of my“Substitutivity”，in J. J. Thomson，ed.，On Being and Saying：Essays for Richard L. Cartwright（Cambridge，MA：MIT Press, 1986），and chapter 3 of my Beyond Rig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