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黑尔关于好的表述行为理论
本章提要
1．概览
观点：称某件事是好的，这并不是在描述它，而是执行称赞它的言语行动
2．称赞某件事并称它是好的
对黑尔如下观点的批判：称某件事是好的是去称赞它，而称赞它总是在指导选择
3．“派生的”描述性意义
对黑尔关于所谓“x是一个很好的N”的派生描述性意义表述的批判
4．“x是一个很好的N”的原初的、评价性意义
使用基奇-塞尔论证来反驳如下观点：黑尔的句子与“我称赞x为一个N”（I commend x as an N）意味同样的事情
5．黑尔一般性的错误：忽视意义的系统性
6．黑尔的反描述主义
论证：“好”并不表达一种性质
他在如下想法上的错误：由于这一点，“好”不能是描述性的；关于定语形容词（attributive adjectives）的情形：“大的”“老的”“高的”，等等
7．假设：“好”是一个描述性谓词修饰语（Descriptive Predicate Modifier）
x是一个好的N当且仅当（i）x是一个N，而且（ii）x比大部分N在更高的程度上满足N所包含的那些语境相关的旨趣（contextually relevant interests）这种分析的优势
概览
在上一章，我们考察了彼得·斯特劳森关于真的表述行为理论，并以此作为对日常语言哲学家如下信念的阐释：传统的哲学问题可以通过语言分析被消解。在斯特劳森看来，在定义真、解释什么是真、发现真所依赖的语言与世界间的关系上的争论不休的问题，是误导性的。他认为，这些传统问题产生自对语词“真”如何在语言上起作用的错误理解。他的愿望是，一旦我们理解了“真”并不表达任何性质，以及它的功能并不在于做出陈述而是在于执行完全不同的言语行动，那么涉及真理的旧哲学问题就会消解了。我们已经看到，他的愿望并未实现。但是，事后看来，他表述行为分析的失败在现在比当时要明显得多。在他出版自己关于真理分析的著作的时代，对其他哲学概念给出表述行为分析的想法变得流行起来。有一些不同的观念受到这种处理，但与被“好”(1)“恶”“正当”和“错误”这样的语词所表达的评价性观念相比，没有哪个观念获得的分析更为成熟。到目前为止最为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对评价性词项的表述行为分析，由牛津大学的哲学家R. M.黑尔在其出版于1952年的著作《道德语言》（The Language of Morals）中给出。(2)在本章，我们会讨论他对语词“好”的分析，而这正是他投以最多关注的话题。
在这部著作里，黑尔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分析如下事情上：当“好”出现在“x是一个很好的N”（x is a good N）——例如“很好的木匠”“很好的手表”“很好的小刀”“很好的草莓”，以及“很好的夕阳”——这种形式的句子中时，其用法是什么。(3)尽管所有这些用法都是评价性的，但很多却是非道德上的（non-moral）。他的策略就是聚焦于这些语词，因为他认为，“好”的逻辑和语义行为在道德和非道德的评价中基本上是相同的。既然非道德评价在一些方面更为简单、引起的争议更少，他认为从它们开始就再好不过了。他所呈现的总体图景大致如下：尽管“好”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是评价性的，但在很多情形下包含它的短语也要求一种派生的描述性意义，这种意义寄生于，也产生于这个词原初的评价性意义。“好”的评价性意义由如下观察给出：称x是好的，就是执行称赞x的言语行动。当然，另一种称赞x的方式是，仅仅说“我称赞x”。黑尔坚称，某个这样做的人执行了称赞的行动，而并没有断言自己在称赞，实际上也没有断言任何事情。同样，一个称x是好的人，被理解为在称赞x，而并没有断言自己在称赞x；或已经称赞了x，而并没有将任何性质——这种性质是语词“好”原初意义的一部分——归属给x。根据其原初的评价性意义，“好”并没有表达任何性质。
称赞某件事并称它是好的
什么是称赞某样东西？对此，黑尔并未说太多，但他的确说“当我们称赞或谴责任何东西时，总是为了指导或至少间接地指导我们或他人、现在或将来的选择”。(4)所以，如果称某物是好的总是在称赞它的话，那么这样做一定总是在以某种方式指导选择。这种对指导选择的强调与很多情形十分符合。如果我们试图决定要看哪场电影，而有人告诉我们爱德华·诺顿（Ed Norton）的新片很不错，那么将这条评论当作对指导我们选择的尝试，是很自然的。但是，并非所有情形都这么直接。我们常常说一些东西是或曾经是好的，即使我们并不预想自己或其他人有机会在这种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就个人而言，我会说罗纳德·里根是一个很好的美国总统，即使我并不期望任何人有机会去再次投票给他——甚至投票给任何一个和他非常相似的人。或者用一个来自我之前的学生丽贝卡·恩特威斯特尔（Rebecca Entwistle）的很好的例子，我会说，当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选出保罗二世时，他们选出了一个很好的教皇。我希望对人们这么说，尽管事实上我知道没有一个听者在主教团内，或者哪怕能对这种选择产生影响。这如何与黑尔的如下想法相一致呢：称某物是好的，这总是在称赞它，而在这其中称赞它总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指导选择？
黑尔对这种担忧的回应是：“所预想的那种选择并不需要发生，甚或被期望发生；它被预想为发生，以使得我们应当能够做出关于它的价值判断，这就够了。”(5)这是否解决了上述问题？尽管我们可以轻易想象自己面临着那些我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的选择，但很难理解如下想法：严肃地尝试去指导一种选择，而我们知道这个选择仅仅是想象出来的。鉴于这一点，我们很难对黑尔的如下断言给出一种清晰、合理的解释：称某物是好的就是在做出称赞，而称赞总是对选择的指导。当然，通过称某物是一个很好的N，人们并非总是试图指导那个听者的选择，也并非总是试图指导一种涉及自己称之为很好的那个特殊对象的选择。即使这些要求被放宽松，我们也很难将所有那些称某物是好的示例理解为指导选择的示例。
上述想法或许是说：一些关于x是好的断言，应当被认为针对的是超出自己对话者范围之外的一个听者，而且这些断言并非仅仅是关于x的，还是关于其他一些与x同类的东西的。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坚持如下观点：当说选择保罗二世为教皇很好的时候，我在发出一种普遍的祈使句，即“敬启者（To whom it may concern），无论你何时在选择一个教皇，都请选择一个像保罗二世这样的！”？这听上去非常奇怪，但符合黑尔的其他说法。在《道德语言》第八章第二节，他说：称x是一个好的N，这不仅是在称赞x，还是在称赞所有其他的、与x密切相似的N。他通过说所有价值判断暗地里都是普遍的来表达这种想法：
……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所有价值判断在特征上都是暗地里普遍的，也就是说，它们指涉一种标准或表达对该标准的赞同，这种标准可以运用于其他类似的示例……
当称赞一个对象时，我们的判断并不是仅仅关于那个特殊对象的，而不可避免地是关于那些类似于它的对象的。因此，如果我说一辆特定的汽车是好的，那么我并不是仅仅在说一些关于一辆特殊的汽车的事情。仅仅说一些关于那辆特殊汽车的事情，这不会是在做出称赞。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称赞就是指导选择。现在我们拥有一种语言工具来指导一种特殊的选择，这种工具并不是称赞，而是单称祈使句（singular imperative）。如果我仅仅希望告诉某人去选择一辆特殊的汽车，而不考虑这辆车属于哪个种类，那么我可以说“就要那一辆吧”。如果我不说这些，而说“这是一辆好车”，那么我在说更多的东西。我暗含的意思是，如果任何一辆车与那辆车类似，那么它也会是一辆好车；而通过说“就要那一辆吧”，我并没有暗含如下意思：如果我的听者看见另一辆类似的车，那么他也应该要它。但进一步地说，“这是一辆好车”这个判断的影响，并不仅仅延伸到极其类似于那辆车的范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这种影响对实践目的而言就无用了；因为没有一样东西与另一样东西极其相似。它延伸到在每辆这样的车的范围：它在一些特殊的相关方面相似于那辆车；而这些特殊的相关方面是它的德性——这些德性属于它的特征，我因为这些特征而称赞它，或因此而称它为好的。无论何时做出称赞，我在心中都有一些关于被称赞对象的事情存在，这些事情正是我们进行称赞的理由。(6)
那么，人们称某物是一辆好的汽车，这是如何指导选择的呢？这并不必然是通过告诉一个人的听者去选择他称之为“好的”那辆特殊的车，而是通过告诉一个人的听者去选择类似于那辆车的那些车（如果他们正在着手选车的话）。那么教皇的情形又如何呢？黑尔是否坚称，在说出保罗二世是一个好的教皇时，我在引导任何一个可能选择教皇的人去选择那个具有我在保罗二世身上所发现的德性的人？如果他不坚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
在我看来，在上述所引段落中，黑尔将三个要点混淆在了一起，其中两点为真而另一点为假。第一件为真的事情是，当称某物是一个很好的N时，我们差不多总是拥有一些做出这种评价的理由。该对象或个体通常有某些特征或性质来引导我们称之为一个好的N，并因此去称赞它。但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在称某物是一个好的N时，我们便暗地里使用了一条同样可以被运用于其他情形的标准。如果我称x是一个好的N的全部理由是，它拥有性质P和Q，那么如果同类的另一个事物y拥有同样性质的话，我大概应当准备好去称它是一个好的N。当然，这并非“好”这个词的独特特征。几乎对任何语词或短语w而言，如果我说某物x它是w，那么我通常拥有这么做的理由。因此，在说任何x它是w时，我常常暗地里承诺了一条可以被运用于其他情形的标准。如果我把w谓述给x的全部理由就是x拥有性质P和Q，那么如果同类的另一个事物y拥有同样性质的话，我大概应当准备好去把w谓述给它——这完全就像“好的N”的情形那样。因此，黑尔对“好”的正确观察具有很好的一般性，可以被用于几乎任何作为谓词而起作用的语词或短语。
在此我们也可以确定第二个正确的要点。任何日常的描述性谓词都与正确性标准相结合，这些标准原则上可以被运用于任何对象。它们是谓词的描述性意义或内容的一部分。因此，如果P是这样一个谓词，那么我们可以把如下东西当作x是P这个断言之内容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满足这些标准的对象都是这样的，即把P谓述给它是在说某件为真的事情。当然，这个要点对分析“x是一个好的N”这个断言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帮助，除非“好的N”自身是一个描述性谓词，但黑尔则否认这一点。
因此，黑尔需要一种适用于“好的N”的、类似于上述关于描述性内容要点的观点。而这就是他看上去出错的地方。他似乎暗示，如下东西是x是一个好的N这种评论之内容（意义）的一部分：拥有我在x中发现的那些德性的所有N也都是好的N，而在称赞x的时候我在暗地里也称赞它们。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这些？假设我称布莱恩是一个好学生的理由是，我相信他在考试中得了A。那么，根据黑尔的建议，当我在这个场合说“布莱恩是一个好学生”时，我所说的实际上是：布莱恩以及其他所有在这场考试中得了A的同学都是好学生。但这并不正确。一般而言，在我所说的东西和我这样说的理由之间是有区别的。两个人可以说同样的事情，即便他们这样说的理由并不相同。同样，两个人可以都说出“布莱恩是一个好学生”并表达同样的意思，即便他们出于不同的理由来这样做。在此情形下，他们都在称赞布莱恩，而且如果被问到的话，或许也都希望称赞其他学生，但他们的语言举止仅仅是对布莱恩的称赞；他们想称赞另外哪些人，这并不是一件关于他们所说的东西的事项，而是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的事项。
在之前所引段落里，黑尔在斟酌这一点上的失败，其自身并不紧要。如果不是在维护黑尔的如下原则中起了作用的话，那么它应当是无辜的：使用语词“好”就是在称赞，而称赞总是指导选择。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原则要求他将如下这样简单的例子
保罗二世是一个好教皇
扭曲为某种类似于普遍祈使句的东西。这种结果的反直觉性被黑尔如下的一般性原则所遮盖：因为评价性判断得到一些理由的支持，所以它们暗地里都是普遍的。一旦我们看到这种一般性原则是有问题的，那么像好的教皇这样的成问题的反例就卷土重来了。它们表明，称某物是一个好的N与指导选择之间的关联，比黑尔所坚称的要间接得多。概括地说，黑尔声称，语词“好”的原初意义是表述行为性的，而且这一点由如下观察给出：称某物是一个好的N在本质上与说“我称赞这个N”相同。如果被问到称赞某物是什么意思，黑尔就会告诉你，它就是尝试去指导可能的选择。我通过如下论证已经对这种观点提出了问题：称x是一个好的N总是指导选择，这是可疑的。有人可能争论说，称x是好的与指导选择是间接相关的，这种相关之处在于：称x是好的把一种性质归属给x，而该性质会构成选择x的一条理由，如果有这种选择机会的话——但这提及了关于“好”的意义的描述主义，而这正是黑尔希望回避的。
“派生的”描述性意义
果真如此吗？毕竟，黑尔的部分观点是：“x是一个好的N”常常具有一种派生的描述性意义。黑尔的想法大致是：当我说x是一个好的N时，我称赞它是一个N。我并没有无理由地去称赞那些N；相反，我在期待一些特定的性质。例如，我称赞那些甜的、红的、成熟的草莓，称赞那些有才智的、努力的、好奇心强的、思想上坦诚的、有创造力的学生，称赞那些锋利且好用的小刀。对不同种类的事物而言——草莓、学生和小刀——我期待不同的性质，这些性质决定了相应的东西中哪些是好的。这些不同的描述性性质或标准，被黑尔称作如下这些短语的不同的派生的、描述性的意义：“好的草莓”“好的学生”和“好的小刀”。因此，对黑尔来说，句子“x是一个好学生”的原初意义是其表述行为性的意义，大概就是指“我称赞x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既然一个知道称赞学生的公认标准的人可以从这样一条言说中获得描述性信息，那么我的言说的描述性意义就是：x是一个有才智的、好奇心强的、努力的……学生。
黑尔在如下段落阐明了这一点。
“M是一辆红色的汽车”和“M是一辆很好的汽车”之间第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可以而且经常被用来传达关于一种纯粹的实际性特征或描述性特征的信息。如果我对某个人说“M是一辆很好的汽车”，而他自己并没有看到M，也不知道关于M的任何事情，但另一方面他又的确知道我们一贯将何种汽车称为“好的”（知道人们所期待的、对汽车而言好的标准是什么），那么，他无疑从我的评论中接收到了关于这是一种什么汽车的信息。如果他随后发现M的时速从不超过30迈，或油耗过大，或锈迹斑斑，或顶上有个大洞，那么他会抱怨我误导了他。他抱怨的理由会与对如下事情进行抱怨的理由相同：如果我说这辆车是红色的而他随后发现它是黑色的。
……这是“意味”（mean）的一种意思（sense），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意思……而因此，这是一种与“好的”和“红色的”都有关的步骤；在“红色的”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称其为“解释那种意义”，而在“好的”这种情形下，则只能十分不精确地、在一种派生的意义上称呼它；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必须称其为某种像“解释、传达或公布汽车中好的标准”这样的东西。(7)
这段话表明，黑尔可以顺应如下事实，即人们常常可以从大意为x是一个好的N这样的断言中获得描述性信息。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应当得出如下结论：这种描述性信息是x是一个好的N这个句子之意义的一部分。对于他可以提供的任何一个它是该句子意义之一部分的案例而言，我们都可以给出一个关于如下断言的相应案例：类似的描述性信息是我称赞x是一个N这个句子之意义的一部分。但被我一般性地用来称赞N所适用的事物的描述性标准，似乎并不是那个句子之意义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人们可以从一条言说中获得的信息，并非全都是被说出句子之意义的一部分。此外，那种黑尔所针对的、关乎“好”这个词用法的描述性信息，仅仅产生自一个人所拥有的关于称某物为好的通常理由的附属信息（collateral information）。请设想这样一位女经理，她只会对自己的上司说“新年快乐！”。由于这种原因，当你听到她对某个你不认识的人说这句话时，你或许会得到如下信息：那个人在公司里是大佬。但这并不表明女经理说出的那些语词，将如下断言作为其意义的组成部分而包括进来：被寒暄之人是说话者的上司。
黑尔在《道德语言》第七章第三节处理了这种反驳。但是，他的回应是含糊其词的。
这些反对者或许认为，如下说法恰当地刻画了“好”的意义：“好”被用来进行称赞，而且我们从它的使用中得到的任何信息都完全与意义无关。根据这种观点，当我说“M是一辆好车”时，我的意思是在称赞M；如果一个听者从我的评论以及他自己关于我在评估汽车优点时所惯常使用的标准的知识中，得到关于什么是对汽车进行描述的信息，那么这也并不是我意思的一部分；我的听者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做出了这样一种归纳推断：从“在过去黑尔通常称赞符合这种描述的汽车”和“黑尔称赞了M”，到“M是符合同样描述的汽车”。我怀疑，这种反对主要是语词上的，而且我不想站在与其对立的立场上。一方面，我们必须坚称，知道将语词“好的”运用于汽车的标准，这并不是知道——无论在其全部的还是原初的意义上——表达式“好的汽车”的意义；在这个范围内，必须赞同上述反对意见。另一方面，表达式“好的汽车”与其运用标准间的关系，非常类似于一条描述性表达式与其定义特征（defining characteristics）间的关系；而当我们问“你说好的意思是什么”并得到答案“我的意思是它时速可以到80迈而且从不抛锚”时，这种相似性也反映在我们的语言中。鉴于这种关于用途（usage）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我认为最好是采用“描述性意义”这个词项。(8)
在这段话中，如下事实给黑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一个人被问到他称某物是一辆好的汽车是什么意思时，他可以通过说“我的意思是它速度很快而且从不抛锚”来做出回应。但对这种问题——你说x是F的意思是什么——的答案，则常常是对一个人把F谓述给某个特殊事物之理由的需求，而非对一个人的句子之语言意义的需求。例如，人们可能问道：“你说如此这般的理论是错误的是什么意思？”——并得到回答：“我的意思是它错误地预言说名称不是严格的指示词”；但该理论错误地预言了关于名称的事情这条断言，并不是“如此这般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个句子之意义的一部分。同样的要点也适用于黑尔关于语词“好”的例子。(9)
“x是一个很好的N”的原初的评价性意义
在维护了自己关于派生的、描述性意义的观念后，黑尔继续告诉我们，他将“好”的评价性意义称为其原初意义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时候来辩护我的如下说法了：称“好”的描述性意义是其评价性意义所派生的。我这样说的理由有二。第一，评价性意义对该语词所用于的每一类对象来说都是恒常的。当我们称一辆汽车、一部计时器、一根板球棒或一幅图画是好的的时候，我们在称赞所有这样的东西。但因为我们出于不同理由而称赞它们，所以每种情形下的描述性信息都是不同的……
称评价性意义为原初性的第二个理由在于，我们可以使用语词的评价性力量以改变任何种类对象的描述性意义。(10)
我会在稍后回到关于描述性意义的问题。现在，我只会认为，黑尔将“这是一个好的N”分析为具有这样一种意义，该意义大致可以被改写为“我称赞这个N”。(11)根据这种观点，既然这两个句子都是表述行为性的，那么它们都没有表达一条描述性命题，尽管从事实上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该说话者的评价标准的话，那么他就常常可以获得关于被指涉项目的附属性描述性信息。这些句子自身——“这是一个好的N”和“我称赞这个N”——并没有在其原初意义上被用来断言任何事情，而因此它们并不受制于关于其为真或为假的评判。相反，它们被用来执行称赞的言语行动。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将基奇-塞尔反驳运用于黑尔的立场。塞尔给出了如下例子：(12)
如果这是一条好的电热毯，那么我们或许应当为内莉姨妈买下它。
我想知道这是否是一条好的电热毯。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条好的电热毯。
让我们期望这是一条好的电热毯。
上述每个例子都包括“这是一条好的电热毯”这个从句。此外，句子中的那些语词以其正常的字面意思出现在这些例子里。因此，如果“这是一个好的N”的意义大致与“我称赞这个N”的意义相同，那么塞尔的例子就应当大致等价于如下这些所谓的改写：
如果我称赞这条电热毯，那么我们或许应当为内莉姨妈买下它。
我想知道我是否称赞这条电热毯。
我不知道我是否称赞这条电热毯。
让我们期望我称赞这条电热毯。
当然，这些所谓的改写绝不等价于最初那些包含从句“这是一条好的电热毯”的句子。由于这一点，塞尔得出结论说——这种结论在我看来是正确的——黑尔关于此类句子意义的论题是不正确的。
上述论证不能通过摆弄黑尔所做分析的细节来加以回避。例如，假设有人想要这样来修订黑尔的论题：“这是一个好的N”并不意味着我称赞这个N，而是意味着我应当称赞这个N。这种修订会使得一些上述所谓的改写产生得更自然。例如，“我想知道这是否是一条好的电热毯”就会被改写成“我想知道我是否应当称赞这条电热毯”。这听上去稍微好一点。不过，这种建议不会成功。第一，这种修订性建议并不在所有情形下均产生出合理的改写。例如，“希腊人相信民主制是一种好的政府形式”并不等价于“希腊人相信我应当称赞民主制”。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修订性分析不过是用一个评价性语词“应当”来替换另一个评价性语词“好的”。黑尔的任务是给出对所有这些语词的表述行为性的分析；因此，他不愿意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当作初始项。所以上述修订没能帮到我们。
另一种不同的可能的修订会是，声称“这是一个好的N”与“这个N值得称赞”意思相同。但这种方案同样会使黑尔的目的落空。说某物值得称赞，这大概就是把它描述为拥有一种特定的性质。但根据其原初的解释，称某物是一个好的N，除了在说它是N之外，完全不是在描述它，这是黑尔分析的核心。（如果说某物值得称赞并不是将其描述为具有一种特定的性质，那么值得称赞大概就是评价性的；而依据它来分析“好”，这便受制于我们刚刚做出的批评，即依据一个评价性概念来分析另一个评价性概念。）因此，如上所述，基奇-塞尔论证驳倒了黑尔的分析。似乎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对黑尔分析的显而易见的重述：它既可以保留黑尔的核心想法，又能回避上述反驳。(13)
黑尔一般性的错误
黑尔关于“好”的错误，与斯特劳森关于“真”的错误类似。这两位哲学家都着手回答“这些语词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接受“意义就是用法”的口号，所以便将自己关于意义的问题当作如下问题：“这些语词是如何被使用的？”但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几乎仅仅关注这些语词如何在“x是真的/好的”这种形式的简单句中被使用。他们问道：“这些简单的句子是如何被使用的？”当他们注意到某个说出这些句子的人通常在执行特定的言语行动时，便错误地跳到如下结论：这些句子的意义仅仅在于这种事实，即它们被用来执行那些言语行动，而且因此，他们所感兴趣的那些语词的意义便被这种事实给出了。他们所忽略的东西是意义和用法的系统性本质。语言表达式在各种简单或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被使用。对一条表达式字面意义的表述，必须解释它对自己出现于其中的所有语言环境的贡献。包含“真”或“好”的简单句常常被用来执行特定的言语行动，这种事实并不提供给我们对它们意义的分析，因为它做不到这一点。
黑尔的反描述主义动机
基于这种理由，黑尔对语词“好”的表述行为分析失败了。话虽如此，我还是想更进一步地看看，最初推动他寻找一种表述行为分析的东西是什么。或许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容纳这种动机，而又不赞同他肯定性的理论。毫无疑问的是，黑尔提供表述行为分析的一大部分动机来自他的如下信念：对语词“好”的纯粹描述性分析是不可能的。他在《道德语言》的第五章、第六章处理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表明，当语词“好”出现在短语好的N中的时候，它并不代表任何简单或复杂的性质。一旦表明了这一点，他就认为自己已经表明：“好”不可能是描述性的，因而必定拥有另一种意义。他在第五章、第六章中做出的关键假定在于，如果“好”的原初意义是描述性的，那么它一定代表一种性质。此外，如果它代表一种性质，那么一个句子x是一个好的N一定等价于相应的断言x是一个N并且x是C，在此C指“好”所代表的那些性质。(14)
下述段落阐明了这种假定。
为了论证的需要，让我们假定，一幅好的图画有一些“定义特征”。它们是何种类，这无关紧要；它们可以是一种单一特征，或一些特征的合取，或一些可供选择的特征的析取。让我们把这组特征称为C。那么，“P是一幅好的图画”就与“P是一幅好的图画并且P是C”意思相同……
让我们来进行概括。如果“P是一幅好的图画”被认为与“P是一幅好的图画并且P是C”意思相同，那么因为一幅图画是C而称赞它，这就变得不可能了；我们只可能说，它们是C……
让我们用另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请考虑“S是一颗好的草莓”这个句子。我们可能自然会假设，它的意思不过是“S是一颗草莓并且S是甜的、多汁的、坚实的、鲜红的和大的”。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可能去说那些我们在日常谈话中所说的事情。我们有时想说，一颗草莓是好的，因为它是甜的等。这——如果我们想象自己在说这件事的话，就立即会看到这一点——与如下事情的意思并不相同：说一颗草莓是一颗甜的……草莓，因为它是甜的……但根据上述被提出的定义，这就是它的意思。(15)
当然，这段话使人回想起G. E.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如果你记得《道德语言》出版于《伦理学原理》四十九年之后的话，这就格外引人注目了。《道德语言》第五章的大部分内容都留给了黑尔版本的摩尔论证——他从该论证中得出结论说，“好”不能被定义，而且因此不能代表任何复杂性质。
在《道德语言》第六章，他给出了一种更为一般化的论证，这旨在表明：这个语词完全不可能代表任何性质。这种更为一般化的论证大致如下。请考虑对草莓、小刀、钟表、日出等而言，不同的成为-好的（good-making）特征。大致来说，某物是一颗好的草莓，当且仅当它是甜的、鲜红的、成熟的；某物是一把好的小刀，当且仅当它锋利且好用；某物是一只很好的钟，当且仅当它耐用且走得精确；某物是一次好的日出，当且仅当它很美丽且看上去令人愉悦。当考虑所有这些情形时，我们看到，对一类事物而言，成为-好的特征可能完全不同于对另一类事物而言的成为-好的特征。尤其是，没有这样一种性质存在：它是对所有种类事物而言的成为-好的特征。不过，当我们说“x是一颗好的草莓”，“y是一把好的小刀”，“z是一只好的钟表”，“s是一次好的日出”时，语词“好”的意义并未就事论事地发生改变。既然不能挑选出一种在所有情形中都存在的性质，那么“好”的意义就完全不是任何一种性质。但这样一来，既然“好”完全不代表任何性质，那么它的意义就一定不是描述性的。相反，它一定拥有另一种意义，即它的原初意义。它所谓的进行称赞的选择-指导功能给出了这种意义。
让我们沿着黑尔在《道德语言》第六章所做论证的道路进行追踪。他在该章开始处指出，我们使用语词“好”来评价所有不同种类的各类对象。我们就所有种类的谓词N而言，都说x是一个好的N。(16)不过，“好”这个词有一种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贯穿始终的共同意义。他将“好”是描述性的这种观点刻画为：该观点主张，这种共同的意义一定是一种所有类型的好的事物都共有的性质，就如同“红”的意义应当是所有红色的事物所共有的一种性质一样。(17)他随后穿过我刚刚概述过的论证并到达如下结论：语词“好”的意义完全不是任何性质。
对每个种类的对象而言，教给人们是什么使得任何一个类中的成员成为该类中一个好的成员，这都的确是一项新的课程；但语词“好”则拥有一种恒常的意义，该意义一旦被学会，无论所讨论的是何种对象，它都可以被理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语词“好”的意义和它的运用标准之间做出区分……
……总而言之：没有一种共同性质可以在一个类别——无论是怎样的类别——的成员被说成是“在工具性上是好的”（instrumentally good）的所有情形中被识别出来。(18)
关于上述论证我们应该说什么呢？首先要说的是，黑尔关于“好”并不代表一种性质的结论是对的。问题出现在他从上述正确的主张走向下述结论的时候：“好”的意义不是描述性的，而一定是由它在指导选择和称赞事物中所扮演的角色给出的。这种结论并不得自上述正确的主张，因为还有一种他未曾考虑到的描述性选择。例如，请考虑语词“大”。和“好”一样，我们将“大”与各种不同类型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使用。对所有种类的谓词N而言，我们都说x是一个大N——大跳蚤、大狗、大动物、大房子、大自行车、大城市、大人群等等。(19)当然，语词“大”有一种共同意义贯穿于所有这些情形之中。但是，如果看看大跳蚤、大狗、大房子、大人群等的性质，我们不会发现，对每种对象而言，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性质是成为-大（big-making）的性质。由此得出结论说“大”并不是一个描述性语词，这显然是错误的。那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大”是这样一种形容词，它不可以独立地做谓语。x是一个大N这个陈述并不等价于x是大的并且x是一个N这种合取式。如果它们等价的话，那么从x是一只大跳蚤和x是一只动物这两个断言就可以得出，x是一只大动物，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那么“大”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它是一个谓词修饰语（predicate modifier）。当这种修饰语被附着于一个谓词N时，便会形成一个复杂的谓词大N，它适用于一个对象，当且仅当（i）N适用于那个对象，而且（ii）该对象在某种相关的大小尺寸上，比N所适用的大部分其他对象都要大。其他此类型的描述性谓词修饰语还有“重”“高”“年轻”“年老”。(20)例如：x是一个重的N当且仅当x是一个N，并且x比其他大多数N都要重；x是一棵高红杉当且仅当x是一棵红杉，并且x的高度超过其他大多数红杉；等等。(21)
假设：“好”是一个描述性谓词修饰语
鉴于这一点，当被用于“好的N”这种形式的表达式时，我们可以规定关于“好”的意义的另一种描述性选择，而黑尔则没有考虑到这种选择。“好”或许是一种描述性谓词修饰语。(22)根据这种观点，“x是一个好的N”的意思是这样的：（i）x是一个N并且（ii）x比大部分N在更高的程度上满足N所包含的那些语境相关的旨趣。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好”就是一个描述性语词，即使它并不代表该语词被用于谓述一个对象的任何一种性质。
在此有几个进一步的要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解释了黑尔如此感兴趣的、称某物是一个好的N与指导选择之间的联系，而又不导致他成问题的原则，即每种称某物是一个好的N的情形就其本质而言均指向指导某种选择。根据上面概述的观点，如果我说保罗二世是一位好的教皇，那么我就在说，他在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满足教皇所包含的那些语境相关的旨趣。例如，如果这些旨趣是天主教会成员的通常旨趣，那么它们会包括：虔诚、明智、富于同情心、启发人心等。因此，在一场上述这一点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交谈中，你会假定，我认为保罗二世拥有很多这样的品质。于是，当我说他是一个好的教皇时，我所说的话与任何一个会处于做出关于教皇的选择的立场的人有关，即使在这个场合中，我对你说出的话并不意图影响你的任何实际或想象出来的选择。这保留了称某物是好的与指导选择之间的一般性联系，而又没有错误地主张：人们每次称某物是好的时候，都带有指导一种选择的意图。
第二，对于黑尔所说的“好的N”这种形式短语的派生的描述性意义，上述观点提供了一种自然的解释。例如，根据这种谓词修饰语分析，句子“x是一本好书”的意思是：x是一本书，它在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满足书所包含的那些语境相关的旨趣。如果这些旨趣是指包含丰富知识和令人愉悦，那么x是一本好书这个断言就包含如下信息：x是包含丰富知识和令人愉悦的。根据这种谓词修饰语的表述，这种派生的描述性信息，产生自该句子的描述性意义同关于书所包含的语境相关旨趣的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驳倒了表述行为分析的基奇-塞尔论证，并未对谓词修饰语分析产生任何威胁。第四，这种分析也可以抵挡开放问题论证。因为这种分析所提出的交谈相关旨趣，在交谈中被人们一致认为是适于评价N的，所以“假定x比大多数N在更高的程度上满足我们一致认为是适于评价N的那些旨趣，那么x是否是一个好的N？”这个问题是迟钝的；这是一个琐碎的、自身就带着答案的问题。
第五，谓词修饰语分析将人们导向对那些似乎将要诞生的语言事实的某些期盼。例如，它引导人们去期盼：当“好”与一个代表一类事物（没有人对它们有任何什么兴趣）——就像尘埃微粒——的谓词结合在一起时，其产生出的断言——例如x是一颗好的尘埃微粒——似乎就会是奇怪和难以理解的。此外，这种分析引导人们去期盼：当N代表一类人们的确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又是各不相同的——的事物时，我们可能难以确定复合谓词好的N适用于什么东西。在此一个恰当的例子是“x是一个好人”。我们很难得到一种对它的确定处理，其原因之一是：在一个给定的语境中，很难确定究竟哪些旨趣是与此相关的。在我看来，以上所有这些，至少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信任关于语词“好”的某些用法的描述性谓词修饰语分析。至于这种分析或它的某种细化是否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及它究竟适用于“好”的所有用法，还是仅仅适用于它们的一个恰当的子集，对这些问题我们都保持开放。(23)
关于第二部分的拓展阅读
讨论的主要一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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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and Evil.” In Philippa Foot, ed., Theories of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nalysis 17 （1956）: 33—42.
Hare, R. M. The Language of 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Ryle, Gilbert. The Concept of Min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49.
——. Dilem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Searle, John.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Philosophical Review 71 （1962）: 423—432.
Strawson, Peter. “Truth.” Analysis 9, 6 （1949）: 83—97.
补充性的一手文献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In Philosophical Papers（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Hare, R. M. Freedom and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Philosophical Review 79 （1970）: 3—24.
Ryle, Gilbert. “Systematically Misleading Expres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31—1932.
Strawson, Peter. “Truth.”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 24, 1950.
进一步阅读的材料
Grice, Paul. “Logic and Conversation.” Originally given as lectures at Harvard in 1967; published in his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Lemmon, E. J. “On Sentences Verifiable by Their Use.” Analysis 22 （1962）: 86—89.
Lewis, David. “Scorekeeping in a Language Game.” Reprinted in h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8 （1979）: 339—359.
Searle, John.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Stalnaker, Robert. Inqui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Stanley, Jason, and Timothy Williamson. “Knowing How.” Journal of Philosophy 98 （2001）: 411—444.
(1) 译者注：“good”或“goodness”也可译为“善”，但“good”作为形容词出现时，相应的汉语一般是“好的”而非“善的”。在本章及其他相关段落中为了保持这种一致性，一般将相应的名词译为“好”。
(2) R. M. Hare, The Language of Mor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3) 在此，我用“N”作为缩略字母，而非一个元语言变量。在这一章里我都会这样做，除非另加注释。
(4) Hare,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 127.
(5)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 128.
(6)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p. 129—130.
(7)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p. 112—114.
(8)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p. 117—118.
(9) 在这段话及上一段话中，“N”和“F”被用作取值为谓词的元语言变量。
(10)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p. 118—119.
(11) 他另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意义和言语行动》（“Meaning and Speech Acts”）（Philosophical Review 79 ［1970］）发表于《道德语言》出版十八年之后；在这篇文章中，黑尔清楚地否认自己曾经认为“这是一个好的N”与“我称赞这是一个N”同义。但是，他承认，根据自己的看法，知道“好”的（原初）意义就是知道如下这点：称某物是一个好的N就是称赞它是一个N。他做出这种难以分辨的区分的理由，与他对下述基奇-塞尔反驳的回应有关。无论根据他的观点这两个句子严格来说是否同义，他都很确定地将它们当作不确切的改写，这两种改写都是表述行为性的、非描述性的和不能评判真值的（non-truth-evaluable）。
(12) Peter Geach，“Ascriptivism”，Philosophical Review，69（1960），and John Searle，“Meaning and Speech Acts”，Philosophical Review，71（1962）。这些例子来自塞尔的文章，p. 425。
(13) 如早先提到的那样，黑尔在他1970年的文章《意义和言语行动》中回应了基奇-塞尔反驳。他所做回应的主要任务是表明，当S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其意义（据说）是通过指明它通常被用来执行的那种言语行动（而非断言）而被给出的——时，S可以如何出现在更复杂的语言环境中——疑问句、否定句、命题态度归属句、条件句等——即使说出一个这样复杂句子的人并没有执行所谈及的言语行动。黑尔试图以一种高度程式化（programmatic）的方法来概述如下问题：在各种类型的复杂句子中S的用法的意义，从原则上说如何可以依据它们所谓的原初的表述行为性用法而得到解释。在我看来，他所做回应中最显眼的瑕疵在于，他没有给出对命题内容的可行的分析，这些命题内容由包含“好”的简单从句贡献给包含它们的复杂句子。
(14) 在这里，“N”与“C”同样是一个元语言变量。
(15)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p. 84—85.
(16) “N”被用作元语言变量。
(17) The Language of Morals，p. 97。即便就“红”而言，这也是一种过度简化。当我们说某人有红色的头发（或者外出后皮肤被晒成了红色）时，我们通常在指这样一种颜色：在樱桃、血液或玫瑰那里，我们不会将上述颜色称为红色。
(18) The Language of Morals., pp. 102—103.
(19) 在本段及下一段中，“N”再次被用作元语言变量。
(20) 或许如第165页的脚注②所说的那样，“红”也是一个这样的修饰语。
(21) 在这个句子里我转而将“N”用作一个缩略字母。
(22) 这个要点连同“好”与“大”的类比一道，在彼得·基奇的如下文章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Good and Evil”，Analysis 17（1956）；reprinted in Philippa Foot，ed.，Theories of 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3) 在这个段落里，“N”被用作一个元语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