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知道那里有个严子陵钓台,还听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严子陵和汉光武帝同榻,把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弄得观察天文的太史大惊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客星犯帝座……”因此,友人约作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

桐庐确实很美。吴均《与宋元思书》是古今写景名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并非虚语。严子陵是余姚人,为什么会跑到桐庐来钓鱼?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蔡襄说：“清风敦薄俗,岂是爱林泉。”恐怕“敦薄俗”是客观效果,“爱林泉”是主观愿望。

中国叫钓鱼台的地方很多,钓鱼为什么要有个台?据我的经验,钓鱼无一定去处,随便哪里一蹲即可,最多带一个马扎子坐坐,没见过坐在台上钓鱼的。“钓鱼台”多半是假的。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山有东西两台。西台是谢翱恸哭文天祥处,东台即子陵钓台。严子陵怎么会到山顶上钓鱼呢?那得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袁宏道诗：“路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钩,岂能到潭底?”诗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就提出：“吕尚父不应饵鱼,任公子未必钓鳌,世人名之耳。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死乞白赖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乞白赖地去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

对严子陵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看?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钓鱼人,一个是姜太公,一个是严子陵。王世贞《钓台赋》说“渭水钓利,桐江钓名”,这说得有点刻薄。不过严子陵确是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事迹很简单,《后汉书》有传。大略谓：“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令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是光……”《后汉书》未说明这是什么季节,但后来写诗的大都认为这是夏天。盛暑披裘,是因为没有钱,换不下季来?还是“心静自然凉”,不怕热?无从猜测。于是,“乃备安车元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北军。”他是住在警备部队营房里的。刘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希望他晚上进宫去和刘秀说说话。严光不答,只口授了一封给刘秀的信,信只两句：“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说“狂奴故态也”。于是,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就在他的卧所,摸摸严光的肚子,说：“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严光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眼睛看了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叹息而去。过两天,又带严子陵进宫叙旧,这回倒是聊了很长时间,聊困了,“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刘秀则抚摸严子陵的肚子,严子陵以足加帝腹,他们确实到了忘形的地步,君臣之间如此,很不容易。

刘秀封了严子陵一个官,谏议大夫。他不受,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刘秀有《与严子陵书》,不知是哪一年写的,文章实在写得好,“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汉人文章多短峭而情致宛然。光武此书,亦足以名世。

对于严子陵,有不以为然的。说得直截了当的是元代的贡师泰：“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说得很清楚,都像你们似的反穿皮袄当隐士,这个国家谁来管呢?刘基的诗前两句比较委婉：“伯夷请节太公功,出处行藏岂必同。”后两句即讽刺得很深刻：“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刘伯温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当然不赞成严子陵的做法。

对严子陵颂扬的诗文甚多,不具引。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有两篇有名的“记”,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便是《严先生祠堂记》。此记最后的四句歌尤为千载传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是政治家,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这样称颂严子陵这样出世的隐士呢?想了一下,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的风格可以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我想即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