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言事实　倡语言地理类型说——纪念桥本万太郎教授逝世30年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桥本万太郎（Hаshimоtо Mаntоrо)教授，1987年6月7日因病逝世，终年55岁。作为曾经有交往的同龄人，不时念及他对语言学的贡献。

桥本万太郎1932年出生于日本郡马县，195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其间受河野六郎、仓石武四郎等著名汉学家亲炙，掌握了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开始了对汉语方言的研究。1957年获东京大学硕士学位。1960年代在美国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先在伊利诺斯大学，后转俄亥俄州立大学，并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古汉语音韵》。此后历任夏威夷大学副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准教授，并任普利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项目主任。1970年回国，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项目主任期间，桥本先生创办专事研究汉语的《麒麟》杂志。“麒麟”，暗含Сhinеsе Linguistiсs两词各前几个字母。他参与创办一年一度的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会议。桥本先生曾经研究转换生成语法，并与原田信一翻译了乔姆斯基和哈雷（M.Hаllе)著《现代语言学基础》。他自己说曾经是一个“性急火燎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者”。

他在所著《语言地理类型学》前言里说，1970年回国以后一看，“亚洲的一切是那么新鲜，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我痛感对亚洲的无知。”这段话表明，桥本先生没有认为转换生成语法适用于一切语言。他认为，研究不同发展的语言谱系应当有不同的方法。“这种主张应当作为正确的观点确认下来”。

桥本先生对汉语方言甚感兴趣，研究过粤方言、晋方言乃至汉语西北方言岛东干语[1]等多种方言，而用力最多，创获最夥的是客家话。《客家话：语音、句法和词汇的语言学研究》（Thе Hааkа Diаlесt: A Linguistiсs Studу оf its Pоnоlоgу, Sуtах аnd lехiсаn)一书是他的早期著作。1986年参加在美国加州奥克兰举行的“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他提交的论文仍然是有关客家话的。桥本先生的学弟平山久雄教授归纳说，由对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新问题：贯穿这么多方言的汉语的同一性是什么？他进而提出了语言类型地理说，即语言结构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的构想，并且开展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从1974年9月到1977年1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不同场所，从不同角度，结合各种语言，先后17次发表讲演，阐释这一问题，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写出了《语言类型地理论》（为避免理解为地理学的书，经作者同意，汉文译本名为《语言地理类型学》），于1977年由日本东京弘文堂出版。

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一开头，桥本先生就讲述了1786年英国法学家威廉·琼斯（Williаm Jоnеs）在加尔各答发表演说，指明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具有共同的来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这一事实。桥本先生认为这一重大发现是语言学界的一大幸事，同时又是不幸：“所谓不幸，乃是人们把这一针对印欧语言的议论，轻信为适用于人类语言科学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这就束缚了跟印欧语发展不同的语言发展的研究。”“在没有类似框框的东方，如果也有人这样看，并且把印欧语中获得成功的语言谱系研究当作唯一的方法，用以研究其他语言，我们不能不引为憾事。”

桥本教授语言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具体语言具体对待，而根基是要扎实地掌握语言事实。语言学研究必须充分掌握语言事实。桥本先生自己是身体力行者。他随时随地注意了解语言事实，有时候还写信询问。我就不止一次地口头或书面回答过他的询问。记得1983年春天，在他下榻的北大招待所谈论问题，收音机里正广播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小说说到“惠梅们……”。桥本先生突然停下话头，发问：“‘惠梅们’？”我理解他的意思：人名字后面可以用“们”？便解释说：北方话，特别是山西、陕西等西北方言，口语里在人名字后面加“们”，意思相当于普通话的“张三等”，不过口语里很少用这个“等”字；当然，人名字需要是若干人里的重要成员或者是为首的。比方，“村长们一商量，就把那个人放了。”

桥本教授1987年发表在日本东方学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刊《东方学论集》的《中古汉语全浊音的波状扩散》一文，有一节题为“晋中七县市方言的位置”，列举太原、清徐（现在是太原市的一个区）、榆次(现在名为晋中市）、文水、太谷、平遥、介休七地的方言现象。地理上的晋中，不止这七个县市。其中祁县，南北位于太谷和平遥之间，西面紧靠文水。按照方言现象连接成片的简单道理，也就是语言结构连续体的观点，所论晋中的语言现象完全可以包括祁县。但是文中没有列，因为作者没有掌握祁县方言的材料。

为掌握大量的语言事实，桥本先生多次从事野外调查。围绕汉语，他在青海、海南、尼泊尔、朝鲜半岛等地进行过时间比较长的调查，更在当时的苏联中亚，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调查过汉语的西北方言岛——东干语。在那里，要用汉语方言，也要用俄语。而早在1962年，桥本先生就多方收集资料，编了《东干语研究文献目录》，有一些条还附有解说。这个目录分语音、词汇、语法和教材、作品等七部分，计126种(实际包括167种），涉及俄语、东干语、汉语、日语、法语以及捷克语。其中包含中国称为“回民起义”的资料文献。这是研究东干语的基础。掌握文献，加以实地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会有1976年在伏龙芝市（今比什凯克市）吉尔吉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部，题为《东干语的地理类型学特征和东干语学的任务》的讲演。

桥本先生在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还不定期地编印相关资料，提供研究人员参考。有一期为《ヲテン化新文字》，介绍中国拉丁化文字研究资料，根据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1932年在莫斯科印行的《拉丁化中国文字拼音和写法的参考书》，收录1931年在苏联远东海参崴（弗拉基沃斯托克）举行的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等文件。这些文件，中国研究者用的是参加会议的吴玉章1940年在延安写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一书的1949年华北大学版（又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两种版本有诸多差异。“原则”共十三条，顺序也不完全相同。我核对过1932年莫斯科版所附俄语与汉语文本，两种文本一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九条的莫斯科本有“大会认为采用中国的一种方言，作为全国的标准语，是不可以的”，华北大学本为“不能以某一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显然，莫斯科版是原始资料。研究工作应该尽可能用原始资料。

1984年，我和唐作藩教授打算为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汉学家雅洪托夫（С.Е.Яхонтов，1926—）教授编辑出版一本研究汉语史方面的论文集，苦于资料不足。此时，桥本先生正在北京大学从事访学。跟他说及此事。他慨然应允提供资料，回国后不久，寄来了一批雅氏文章的复印件。我们从中选了14篇，请人翻译，编成《汉语史论集》，于1986年出版。

1977年出版的《语言类型地理论》，由余志鸿先生译成汉语，桥本先生反覆校订译文，并予多方增补[2]，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重印。该书第二章讲到名词短语结构的区域性转移，列举了从南到北27个地方“鸡公/公鸡”“牛公/公牛”“狗母/母狗”的不同结构，确定长江沿线为分界线，并且以所涉安徽省部分为例，自西向东列出岳西—潜山—东流—怀宁—贵池（今为池州市的一个区）—石埭（今属石台县）—铜陵—南陵—宣城—宁国以北是“公鸡”，宿松—太湖—望江—至德—青阳—太平—泾县以南是鸡公。其中至德和青阳是中间型。而对北方型“公鸡”区的河南信阳市南的鸡公山的名称则持疑问。他怀疑是得自历史上某一Jī姓人，而附会为鸡公。因为命名形式不符合语言习惯。

《语言地理类型学》第三章论及汉语的类别词丰富多彩。同时又指出，南方类别词丰富，自南而北逐渐减少，书中列了从广州往北至北京[3]“鸡、牛、船、桥、针”五个名词所用类别词表，北京依次为“只/个，头/个，只/个，座/个，根/个”，即除了“个”，各有适用的类别词。作者引述俞敏先生1945年发表在《燕京学报》第36期的《评Fоrrеst Thе Сhinеsе Lаnguigе》中的例子：俞先生根据细而不是太长的物体的类别词应该是“根儿”或者“条”的习惯，向20名地道的北京人调查，“一条尾巴”还是“一根儿尾巴”。结果，19个人都是说“一个尾巴”。桥本先生在脚注里征引拙文《文水话的量词、代词和名词》（《语文研究》1983年第1期）所说，山西文水普遍用与普通话“个”相当的[хuаi]，这几个词，文水话平常都用[хuаi]，虽然有相应的“只、头、条、座、根”。对前述现象，桥本先生在1983年发表的《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的“北京话的真实面貌”一节，称之为“至今被掩盖的北京话——继承八旗旗民而未被汉语书面语和文言影响的北京话”，也就是受阿尔泰语影响的北京话。——顺便提及，手边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松友梅写旗人生活的小说《小额》，全书不到7万字，“个”字随处可见，“一个片子（名片）”“一个床”，而不是“张”；“一个驴”，而不是“头”或者“条”。据研究者称，《小额》作者本名蔡友梅，祖先随清军入关，属汉军正白旗。《小额》用类别词的情况，可以印证桥本先生的论述。

1981年，日本东京大修馆书店出版了桥本先生所著《现代博言学》，副标题“语言研究的最前沿”表明，这本书所论是语言学的新问题。他说，要阐明语言发展的机制，“就不能简单地回答‘是什么’，而必须回答‘为什么’”。有两位对日语颇有造诣的学者打算把它翻译成汉文。可是书中所论新问题，多处谈论“为什么”，大多没有使用通常的术语，因而没有翻译。

[1]19世纪后期，从中国陕西、甘肃地区移居中亚的回民，他们说的汉语西北方言，受当地语言，特别是俄语的影响，发生了变异。他们自述是从东岸子来的。汉语西北方言“岸”有声母“ŋ”，读作[ŋаn]。1928年在苏联阿塞拜疆巴库出版的《东方文化和文字》（Культура и письменость вотока）一书有《东干文字母表》（Дунганский алфавит），此后，学界就写作дунган，汉语译为“东干”。应该说，这是错译。“东干语”一词，首见于《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彭楚南译卡里莫夫（A.A.Калимов）《现代东干语的计算词、计算词尾和数量单位的语法特征》（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чётных слов счётных суффиксов и единниц измер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унганском языке，1955）。有关这一部分回民的迁徙，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1952—1953再版）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2]1990年代，日本远藤光晓教授来信，说是要编《桥本万太郎著作集》，准备把《语言地理类型学》汉文版里作者增补的部分编入，要我提供具体内容。我不会日文，不能辨识哪些部分是作者增补的，后来译者余志鸿先生提供了增补的内容。

[3]所列最北的东干语，完全是“гы（个）”，当是比较长时间独立发展，并且受其他语言影响的结果。

参考文献

[日]平山久雄《缅怀桥本万太郎》，日本《言语》（月刊）1987年第8期；李秋忠译，《国外语言学》（季刊），1987年第4期，又平山久雄《汉语语音史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日]余霭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　中国语学论集》，东京，内山书店，1997.

余志鸿《〈语言地理类型学〉导读》，《汉语学习》，1989年第1期。

胡双宝《高瞻远瞩，一空依傍——评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语文研究》1985年第2期。

胡双宝《悼念桥本万太郎教授》，《语文研究》1987年第3期。以上两文均收入《汉语　汉字　汉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