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天，在欧阳中石先生处谈一部书稿，中间他突然问我：“北大金开诚是什么人？”我知道他们认识，而且很熟，便说“就是金申熊”。“那太熟了，我们在京剧社……”欧阳先生是1950级哲学系，金公是1951级中文系，他们都爱好京剧。曾经听金公说起过他们学生时代京剧社的事情。1995年12月，有一个涉及书法的座谈会，在北大举行，我是掐着钟点去的，到会场时，离开会只有几分钟，看见金公和欧阳先生正在交谈。他们是戏友，也是书友。多年以后两人相见，谈兴正浓。我只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没有参与，以免破坏他们的话趣。

1961年9月至1964年11月，我跟金公在北大教工宿舍19楼201号房间住了三年多。我们同年出生，我虚长他40天。金公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后改做助教，相继参加科研及古代文学的资料和注释工作。由现代文学而古代文学，转得那么自然。我们同住一室时，他的日常工作是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而我则只在1957年至1958年念过一年中文系的课，后来就在系里做行政工作，不关教学与科研。

开始见金公写得一手好字，我有所赞说，他答以“还算规矩”。1961年11月，中文系举办教工书法展，金公起初没有想参与，经人动员，写了一幅。平时谈起，觉得他在众多古代名书家中，独钟颜体。我请他介绍颜体的特点。对我这个不懂书法更不善书的人，他略加思考，用“端庄，厚实，威严”六个字概括，随后加以解释。这跟他后来谈论书法的文章里引用刘熙载《书概》论颜体的“苍、雄、秀、深”差近，只是较为通俗。1977年，金公发表《颜真卿的书法》一文，专论颜体的艺术特点。

金公篆刻也具相当水平，偶见为之，多是闲章，但各具风格，或有“石斤刊”边款者。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学刻图章。不久，悟到自己不会写字，更不懂书法，印不可能刻好，遂弃此道。我曾经请金公为我刻名章，而且提出只要三个字，不要“印”或“章”之类。未得应允，也没有解释，只是说，下回进城，给你找一个人刻吧。他比较了几位刻家的样品，最后选定琉璃厂萃文阁徐焕荣。一个字六角。徐先生刀法别具一格，特别讲究印面布局。金公和我满意，周围看到的人也都赞赏徐先生的布局和刀法。后来我体味金公不肯刻的原因：名章，乃刻字匠所为，难以施行艺术安排。

1962年，我们同时开始“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的工作。他分的是《韩信》，难度明显比较大；我分的是《李广　李陵　苏武》，比较容易。他有为古书做注的丰富经验，轻车熟路，很快就完成了。我是第一次从事这种工作，实际是开始学练，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完成。后来“韩信”与“萧何”合为一册，署名凌金兰、张烈译注，和我那本同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1年开始，游国恩先生担任部编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第一主编，全力投入编撰。编纂《楚辞注疏长编》的经常性工作全由金公承担。金公曾经说起：“游先生一两句话，我就得一两个月。”意思是游先生有时候只是提个方向、想法，具体的都得金公摸索、查找、抄录直至完成，包括查寻线索。有时候拟出按语，提供游先生。偶尔发现某一偏僻的书里有关《楚辞》的资料，回到寝室说起，欣喜之状，至今留有记忆。《金开诚文选·前言》转述金公致周建忠信的话：“我涉猎楚辞虽然较久，但主要是做助理工作，过去的一切成果都应属于游国恩先生。”表现的是金公一贯的谦逊。他认为，游先生是《楚辞》研究名家，《长编》是游先生创意，自己只是做了应分的协助性的具体工作。

2004年春，已经过世的倪其心先生的《校勘学大纲》再版。倪公是我和金公都很熟的朋友。我给金公写信请他写序，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他给我打电话说，考虑了好久，论朋友关系完全应该写，可他从来不给别人的书写序，最后说：“你还是饶了我吧！”不为别人的书写序，这是谦虚的另一种表现，对于出了名的人来说，是难得的自守。相对于主动为人写序或者有求必应为人写序者，是多么可贵。金公自己出书之后送我的，钤有“申熊初学”印记。学问再大，把自己摆在初学者的位置上，体现的是不断进取精神。

开诚先生为“知识丛书”写的《诗经》于1963年2月出版。他接受这个题目后，白天照常要去游国恩先生家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写。没有多少天，七八万字，交稿了。后来听组稿人沈玉成先生说，《诗经》是“丛书”收到的第一部稿子。因为是中宣部的任务，出书也快。在我印象里，从动手写稿到出书，前后也就半年多时间。这本书署名“金开诚”，是他第一次用这个名字。“文革”以后以此名行世。其时开诚先生正值盛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的东西能够有保证出版，无不尽心尽才尽力尽责为之。丛书编委会曾经寄发丛书其他作者，以为催促。《金开诚文选》里《著述杂谈·不一定悔其少作》里说，五十三岁的某一天偶然翻阅为“知识丛书”写的《诗经》，“思想上准备着‘悔其少作’，谁知看过以后不但未悔，反而感到这本书现在是写不出来了”。金公还为帮游国恩先生写“丛书”中的《屈原》忙了一阵。游先生“后记”里说，自己没有时间来写，确定了章节安排、主要论点后，请金申熊同志以旧作为基础整理加工，写出了初稿。金公视此为协助游先生的日常工作，除了在寝室说过一次，别的场合似未述及。

金公在学界似乎是先以“文艺心理学”的著述闻名。我对此完全是外行，只记得1963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谈“意境”的文章。这当与文艺心理学有关。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沈庸”，我问为什么用这两个字，他说是无锡话“申熊”的谐音。这一笔名或可补入《文选》的“学术年表”。

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系里为二十位成就卓著的已故教授编辑“文选”，每种二十万字左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金开诚文选》为其中之一。“金选”二十七万字，依次按文艺心理学、楚辞研究、传统文化研究、书法艺术研究、随笔杂谈五类编排，收文二十六篇。相对于开诚先生数百万字的著述，可谓精中选精了。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开诚先生的《楚辞讲话》，是二百多页的通俗读物，也宜记入著述年表。

《著述杂谈》一文，金公说到他文章中的两个微小失误。我记得还有一次称得上“失误”的事。电台播放无锡籍盲人音乐家阿炳（华彦钧）演奏的名曲《二泉映月》。金公以无锡人的身份质疑：“二泉岂能映月？”过了大半年，从无锡探亲回来说：“岂不知二泉真能映月。”他到锡惠公园实地观察之后，订正了自己的说法。这当然与著述无关，附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