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我住北京大学燕东园36楼，汪景寿住38楼。那时候住所都还没有电话。1984年秋天某日，景寿风风火火地来找我，开门见山：“咱们编一本公文写作教材。我写你改。”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应，他就拿出一摞稿子，说是已经写了几个部分，要我先看一下，特别叮嘱：“该怎么改就怎么改。”接着把初拟的框架留下。看他信心十足的样子，我无法讲条件，更无法推辞。我们开始了这种合作，后来回溯，是愉快的合作。各章都是他起草，我修改。他再改并且抄清，我再提意见后，他再斟酌整理改定。我找的文选，写出可以圈点评说之处，景寿撰作成文。1985年冬，《实用公文写作教程》出版，记得稿费不到4000元。根据实际工作量，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说，我要四分之一，你拿四分之三。景寿立刻说：“没有那个事。”稍停顿后说：“两人合作，一人一半。”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不容置辩。我立刻想起某某二人合作出书以后分稿费的情况，当场听到其中一人说“我比你多写三百多字”的情景。后来的一些文章，不论谁起草执笔，谁修改，只要是两人署名，就是对半平分。我们实行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友情分配原则。有一次公文写作教材重印，印数稿费197元多。我领回来，给了景寿一张整的，自己留下97元和那个“多”。当然也告诉他，一共是多少钱。如果是他领回来，两人的数目会相反。

景寿1961年毕业，留在系里写作组，是副组长。1963年，我转做教学工作，分在写作组，具体安排，领导让我找景寿。他分配我教东语系一年级四个专业和西语系英语专业10人，一共50人。一个学期，他或者另外一位副组长以及组长，没有过问检查过他们麾下的工作。

1965年，他调去教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担任教学组长。“文革”开始，他成了级别最低的“走资派”，进了劳改队。仍住原宿舍，星期六允许回家。他家当时在门头沟，自行车往来。景寿夫人患有一种慢性病，多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明显效果。北大校医院外科孙大夫也在劳改队。景寿详细转述病情症状，孙大夫遥空诊断，说该服用什么什么药。过了一些天，景寿转述服药以后的变化，孙大夫让换什么药。若干天以后，景寿夫人的病好了。他给我说起这一情节，甚为得意，当然同时也佩服外科孙大夫的内科医术之高明。

景寿离开劳改队以后，调到了学校文工队。他多才多艺，可唱歌跳舞不是长项。他擅长的是“口头文艺”。1961年毕业论文就是《试论相声与语言》。相声这种艺术形式适合讽刺批评内部缺点，“文革”时期需要的是大歌颂、大批判，相声都派不上用场。景寿在文工队的任务是编写或者修改脚本。别人写的，经他润色改动，立刻提高了艺术效果。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有个学员参加学校文工队的活动，一次，这个学员对我说：“汪景寿，你认识吧？我们的剧本，他一改，给改活了。”就是案头剧变成了舞台剧。景寿是文工队离不开的不唱不跳的成员。

有个同级同学，在华北油田师范学院任教。1986年10月，约我们和中文系另外一位老师去讲课。一天，在这位同学家吃晚饭。该同学有个孙子，近三岁，外表看，聪明，活泼可爱，却患有白血病，全家都宠着，捧着。饭前，景寿逗他玩，甚洽；不记得是什么事情，这孩子过分无理，景寿很生气，拿过孩子手里的小木棒，朝他头上轻轻打了一下。孩子哪受过这个，立刻不依不饶地大哭大叫。他们家几个人一起上阵，哄了好一阵才稍平息。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景寿发火，唯一的一次。

有时候朋友聚会，只要可以或者要求自己点菜，景寿总要点一个素炒茄子。我也尝了尝，没有品出什么特殊味道；他点了，也就吃一两口。看来，他要的就这么个一两口之趣。这种场合缺不了酒，啤酒，一杯，景寿大多只喝半杯，顶多多半杯；白酒，八钱杯半杯，好像从来没有喝完过。喝酒，在他，也就是意思意思。他从不拒绝酒。事后他说，喝多喝少在你自己。不让人家倒酒，多扫兴。

住燕东园，有时傍晚时分去他家。他们吃晚饭早。玉米面粥，煮花生米，买的，我多次看见他在当时的东校门外小饭铺买煮花生米。到了燕北园，也碰上他们晚饭喝玉米粥，就咸菜，没有别的。我说：“就吃这个？”景寿说：“穷啊。”接着正经地说：“习惯了。晚上吃那么多干什么？”他们早就实行晚上吃少的科学餐饮制。

“文革”前，住集体宿舍时，两人一间，一人一个小书架。那时候，书都不多。他的书都包着同一颜色的牛皮纸书皮。很薄的书也这样。燕东园是这样，燕北园还是这样。不管厚薄，书脊上都不写书名。这时候已经是相当讲究的书柜，书也多了。我说：“你这样，找起书来，多费事。”他说：“你要找什么书？”我说了一本只有二百来页的《曲艺概论》，是景寿跟侯宝林等人合作写的。他稍一浏览，扽出来一本，递给我。打开一看，就是那本《曲艺概论》。

景寿讲课，课堂活跃。他很注意调节课堂气氛。80年代后期，他给清华大学开写作系列讲座。一次，他一上课就说：“清华西校门外不远，有个一零一中学。”有的同学轻声应道：“知道。”景寿接着说：“为什么叫一零一中学呢？”没有人应声。不记得什么场合，我跟他说起，这所学校原来叫师大附中二部，1952年改叫师大第二附中，1955年纳入北京市各中学系列，改叫一零一中学；当时北京市编号的中学只有八十多所，可这所学校没有叫第八十几中学，而叫一零一中学，是表示另一个序列开始……我无意间说的事情，他搬上课堂，作为数目字的作用的引子。1984年春，我给中文系文秘班上写作课。景寿知道我上课枯燥刻板，不容易引发学生兴趣。他给我请来名居高元钧之后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刘司昌讲课。刘先生当然不是讲主题、结构、描写等等。他讲山东快书段子的文学和艺术处理。虎头，凤尾，猪肚（dù），各个部分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做到丰满，并且有现场表演。听课的同学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实际受益，比我讲的要形象具体得多，而且管用。

汪景寿是河北省河间人。就是京剧《连环套》里窦尔敦唱词“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的那个地方。1949年他考入北京四中，我考入师大附中。1956年，他考入北大中文系，我考入北大俄语系。1957年我转入中文系，先在57级，后来学校允许我们从俄语系转系的几个人进入56级。1958年5月初，我搬到了中文系56级一班，景寿在二班。暑假以后分班，他“服从需要”到了语言班。我是死心塌地地要上语言班的。可是我调出来，在系里做行政工作，没有跟景寿成为同班同学。我们只是广义的同学关系，在我教写作之前从无交往，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1995年冬，我住在北大校医院。景寿来看我，每次带五个苹果，说：“带多了，下回怎么来？”2006年2月下旬景寿住院时，我正因为腰锥骨裂卧床。汪景寿（1933.09.04—2006.02.27）走，我没有能够送他。此后，时有感念。兹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