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事国学研究与主倡国学是两回事。研究者可分为两种：作为事业、出于兴趣爱好研究者，赶时髦、跟风研究者。现在侈谈“国学”者多属后一种。

二、国学有广狭之别。广义的国学包括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文明，狭义的国学实际只指或者主要指儒学。刚终审完一部谈国学的书稿，内容不但包括农家、医家，而且包括小说家、类书家，也有佛教，总共近20家。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和教育部立项的北京大学“儒藏”研究，实际是立足于国学，而专注儒家，当然收录比较宽。“精华编”计划收近500种著作，编成近300册，每册一千页左右，六七十万字，至2016年已经出版160册。参与者有全国多所大学的研究人员。

三、主张维护既有秩序，提倡克己复礼，认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主要是儒家；法家提倡法治，主张变革；墨家反对儒家的“礼”，等等。所以“国学”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倡国学者主要是倡儒学，求安定。一种政治势力，夺取政权时期崇信法家思想，执政以后，思想观念上、宣传上可能还是法家，而维护政权，实际是实行儒家路线；或者说是两种指导思想在争辩斗争。刘邦未称帝时骂高阳酒徒郦食其“竖儒”（这时候的“儒”是指读书人），到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历代统治者都崇儒。贞观年间注五经，《贞观政要》所记，对内求安定发展。康熙、乾隆两朝编大型类书、丛书，虽各家俱陈，本质上是崇儒。这些都说不上阴谋，顶多算阳谋。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说：“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四、不论广狭，实际上都有精华与非精华（不用“糟粕”一词）之分，各家、各人的精华、非精华的标准又有极大不同，甲认为是精华的，乙可能认为不是，甚至相反。有人送我一本谈论中国古代文化的书，前言里交代，用“古代文化”而不用“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回信说，“古代文化”何尝不是精华与糟粕杂陈。对方回信认可。

五、当代研究国学，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应该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可如今虽然不是人人谈国学，却是本来不涉足也无须涉足国学的人员、机构，也进入国学阵地。2012年冬，出席某单位主办的国际儒学会议的开幕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年的论题是“儒学与社会治理”。两大本论文集，谈什么的都有，远不限于社会治理。不过，儒学与社会治理，还真可以讲出一些道道来。而主办单位本以研究哲学、政治、经济等为宗旨。

六、研究国学也好，儒学也好，应该从国学或者儒学本身出发，参与者应该具有必需的水平。而现在真正能够读懂并且加以运用的，实在是少数。近年接触到的，够水平的实在不多。现在从事这类工作的多为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这批人接触古籍的时间不长，而且多不是全力投入，缺乏实际经验。前几年，某研究部门整理“四书”研究的论著，有在校博士生点校的，要我复校，当然错很多。这项工作主要是靠实践经验，而不是靠学历。要排印出版清朝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原书引了不少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校点人居然没有查对《经典释文》。我作为终审人，要替校点人逐一查对。

一本讲考据学的书，作者早些年读博，现在已经是教授。书中交代，花了近十年时间治考据学。全书80万字。材料不少，有许多我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却几乎看不到作者自己的意见，都是引述别人，而且用错之处不少。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欧阳修《集古录》卷五《唐孔颖达碑》“幸因余〈集（古）录〉所得，以正其讹舛……”

欧阳修说的是“集录”这一活动或者工作，引者却认为是《集古录》漏了一个“古”字。作者以为“集古”只能是《集古录》。《集古录》是大量“集古”活动的成果。

七、最近一些年的工作跟广义的国学沾一点边。担任多种繁体字排印的书刊的编辑或者复审、终审，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撰稿人、校点者。前面的评说不是凭空臆说。非亲历，没有办法说准说清。但我不是国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