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军队系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常简称“司政后”。“司”和“后”是不同的职能部门。下面说的“司”“后”与此完全无关。

1976年，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当时称为司母戊鼎的实物，庞大（不含感情色彩）的殷商青铜器，着实为中华民族祖先骄傲。旁边有说明介绍。看到实物和拓片，凭仅有的文字常识，心想，这不是“后母戊”吗？古文字常有反写的现象。进而一想，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定经过专家反复研究，历史上该是有过叫“司”或者跟“司”有关的著名女性。那时候我的殷商史知识几近于零，现在也知之甚少。遂相信专家，不再胡思乱想。讲文字学课，也向学生介绍“司母戊鼎”。

2011年，媒体说及这件贵重文物，特别说明，据专家考证，应该是“后母戊鼎”，不是“司”。

这件文物于1939年在安阳发掘出土，重800公斤，1948年进入南京博物馆，1959年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姓了几十多年“司”，怎么就没有专家提出怀疑，加以讨论，舆论一律地叫“司母”？怎么就没有让她跟同类器物后母辛（妇好）鼎同“姓”呢？当然有像王宇信这样的国家级专家，主张是“后”；超重量级专家唐兰认为“‘姤’与‘后’同字”；张桂光认为应该是“母后戊”“母后辛”等。这些是在1977年举行的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会上提出的，并有纪要正式发表，怎么就没有引起关注呢？

2013年第1期（总第44期）《北京文史》载国家博物馆研究人员《饱经沧桑的大鼎》：这尊大鼎是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在侯家庄西北岗吴家柏树坟地里发现的，地的主人吴培文把鼎埋在一个水坑里。北平琉璃厂古董商萧寅卿闻讯，愿以20万银圆购买，未果。驻安阳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东三郎带几百名日伪军挖掘。没有挖到。夜间，吴培文等把鼎挖出，埋在日本人挖过的地方，购买了一件青铜甗交差。1946年，安阳县参议院古物保存委员会挖出送到南京。1948年5—6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举办大型展览，此鼎引起轰动。关于名称，有人认为应该是左“女”右“司”，与“娰”通假。今按：“姒”通常指女性之长者，或即某王诸妃之长者，难以确指具体是谁。

学者综合甲骨文（《合集》9533，9968，9970，9599，9607，13715等）的记载，商王武丁的第一个法定妻子叫妇妌（井），即妣戊，负责农事。她的墓葬仅次于武丁。妇好能征善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地位比戊低，后母辛鼎体积只及后母戊的一半，重量则为六分之一。商高宗名武丁，依天干顺序，“戊”在前，“辛”在戊后，合于情理。

下面不是文字学问题，但性质相关。2013年2月，北京一家报纸刊长篇纪事，讲述北京大学考古学院藏西汉前期《老子》简。文章说，“对应德经和道经，这种命名方式在《老子》古本中是首次发现”。我给报社写信：1973年湖南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略早于今北大藏本）就是德经在前，怎么能说是首次呢？信中并说，写文章的人肯定是听研究者说。研究者竟然不知道近40年前同是古本《老子》的情况。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