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忆四则
经历过的事情,记下来,得以流传,就算历史。没有记下来,只存在涉事者的记忆里。记忆没有一代代留传后人,随着人去而消逝。发生过的事情,失记者居多。这里记家乡及与家乡相关者。时或辅以文献记载。
文水城,凤凰城
我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地处晋中平原西侧。晋中平原是山西的第二富庶地区,仅次于晋南。平原东西近一百里。各县都是山区和平川兼有,只有原来的徐沟县(今属太原市清徐区)全在平川。
晋中平川地区,先秦时期是沼泽地,称昭余泽,西晋称九泽,隋朝称蒿泽。到唐朝,随着水位下降,沼泽面积缩小,称安郎城泊。明朝叫邬城泊。小时候听到过“打开灵石口,露出晋阳川”(灵石县的资料写作“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说法。灵石一带,是晋中平川的尽头,两边山势靠近,还有汾河通过之处,称为谷口。当然是自然形成的,不然,汾河水没有地方流。或许为使汾河顺畅流过,做过加工。今晋祠一带,西周曾经有北方部族所建的唐国,晋祠记载为虞叔,这是误把在翼城一带的“唐”移植到这里了。
文水县是山区和平川各占一半。相邻的交城县,山区占大部分,只有三十三村在平川。
现在的文水县治在晋中平川西侧。西门外相当于西关的土堂村紧挨西山。——说县治,是因为现在没有城。我小时候,有城,而且很规整。文水县县城一带,20世纪后期叫城关镇,现在叫凤城镇,说明人们记得文水城曾经有凤凰城的别名。我小时候听到过“文水城,凤凰城,市楼盖的当当中”的顺口溜。(邻县交城的县城叫卧牛城,也是状其形。)城墙可能是清朝新修的,1945年阎军占领,第二年晚秋,连续三天,当差出小工,拆城隍庙的砖,加高城墙,挑砖上去过多次。
文水城是正方形,四面平直,等长,四个城门有讲究:南门是向南开,表示凤凰的尾巴是舒直的,东西门也是向南开,表示两个翅膀向下,进去再向西或者向东拐,北门是向东开,进去再向西向南:体现卧着的凤凰,头偏向东边。城里的街道也是东西、南北笔直,交叉处是市楼,记得是四层。县衙门在西门内路北。从外面看挺气派,比平遥县的衙门(2002年9月曾进里边参观)大方得多。
现在见过文水城样子的人不多了。刚解放就拆了。我小时候是进北门,北门外,隔一条干河,就是北关。日本人占领以后就不开北门了,东门外是私评村,平常都叫东关;日占以后,东门也不开。我们进城要多走一里多地,进西门。西门外就是太原至汾阳的公路。公路是土质,但高出地面,两边还有排水沟。沿公路,每隔几十米有电线杆。
明天启五年(1625)修撰的《文水县志》记载,宋元符年间(1098—1100,据明洪武《太原志》和明成化《山西通志》为宋元丰七年[1084]),县治移建于此。今县治所在地原叫张陀里,现在县治西北一里的章多村,是“张陀”的别写。原先县治在今县治东六七里的旧城村(村名反映历史),因为文峪河发水淹了县城,移址另建。今旧城村的原县治建于何时,没有看到记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本汉大陵县,今县东北十三里大陵故城。北魏太武帝改置受阳县,隋开皇十年(590)改为文水县。李吉甫又记,建立前赵的汉化匈奴人刘渊(字元海,约251—310)于城西南十一里筑大干(北方民族语,大干即大哥)城,令其兄刘延年镇守。所说的城,应该是大陵故城。大陵就是今县东北隅的武陵村,武陵村正南几里处有大城南村。所说“大城”,或者就是大干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两汉、两晋幅,大陵县治在文峪河东北,与今武陵村位置相合。至于李吉甫所说“城甚宽大,约三十里,百姓于城中种水田”,当是旧城村。文水县连同前受阳,乃至大陵,历史有2000年。
武则天称帝的天授元年(690),改名武兴县,唐中宗李显复位的神龙元年(705),改回文水县。足证武则天是山西人。龙泉村北二里是南徐村。小时候,见该村北有一座庙,后来知道是则天圣母庙。以前一直以为武则天是武陵村人。前两年看一本专说山西名事的书,说武则天是南徐村人。小时候听说过武则天,可从来没有听说她是南徐村人。想必是因为武则天名声不好:篡唐,淫乱。人们不愿意攀附。这个村有一些姓武的,好像不多。我二姨家是南徐村的,他们家姓阎。我们村西头有一家姓武,上辈名武德胜,当过村长。他的孙子武天宝,比我大一些,我上二年级,他上四年级。
明王廷相《浚川公移集》,有直隶巡按监察御史文水郭廷冕作的叙。
龙泉村村名的由来
龙泉村的网上问龙泉村村名的来历。有人回答是因为龙泉沟。可为什么叫龙泉沟?
明天启《文水县志》记,龙泉村北有泌水,“泌水,在县北八里龙泉村北,由东南注入文峪河。其水平地涌出,溉稻田十数顷。《太平寰宇记》(北宋初年,乐史撰)谓之神福泉,旱祷有应。”说灌溉稻田十数顷,就是一千多亩,没有听说过我们那里出产过稻子,龙泉全村包括旱地一共三十顷,“十数顷”,那就要浇灌南边文峪河西的好几个村子,明洪武年间修的《太原(府)志》只说:“旧经云:武后井给养,井至幽深,后一朝水溢,平流东南。”没有说浇多少地。到我小时候,不仅早没有了稻田,泉水也没有了。
村东北的涧河北面有个井龙庙,乡音叫zǐ lóu mì,只有简陋的三间蓝砖屋子,东西两间没有门窗,敞空着,当中一间供着二尺来高的井龙王泥像。有木栅栏围着。看样子是几十年或者一百多年前新修的。庙前是蓝砖路,砖路南头十几步有一口井,与井龙庙相配,当然是庙配井。井周围筑有蓝砖井台。当时我所见的井龙庙不是很古老,显然是翻建,但既无碑记,也没有任何残留之物。天旱不下雨,村里人就把井龙王抬出来游街,一面敲着锣:tаng tаng,后面队伍里的人们喊:水光光(不知道该写哪个字)。如此反复。然后放到太阳下晒,意思是让井龙王觉得热而降雨。最后抬到关帝庙大殿里供起来,还有四个人敲钵子(木鱼),嘴里念着“南无(nаmо)阿(о)弥陀佛,оu hоu уа еr nаmо 阿弥陀佛……”(汉魏时期,佛教传入中国,nаmо,按当时的音翻译为“南无”。我们那里一直保持这个读音。)可是人们忘了,它是井龙王,只管地下水,管不着天上的事。这样的活动,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我记得赶上三次。
庙前的那口井,我爬在井口看过,比较深的地方才有水。这口井大概是在泉眼处修的,所以称为井龙庙。康熙十二年(1673)《文水县志》还说,有一块泌水碑,唐朝虞世南撰写,不过字迹已经剥落,向下挖,“愈挖愈下,竟不可出”。天启《文水县志》说泌水在村北,这是按现在东龙泉的位置说的,如果连西龙泉一起算,那得说村东北。
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卷六“文水”条,《水经》:“文水出大陵县西山文谷(峪),东到其县……”注云:“文水径大陵县故城西而南流,有泌水注之。”看来这泌水曾经是一条比较大的河,不然,郦道元不会写到。《隋书·地理志》“文水县”条记有文水、泌水。只有这两个水名。按地理位置,泌水只能是井龙庙一带的泉水,后来干涸了。如果是河水,只能是龙泉沟的水。龙泉沟与文峪河之间再没有比较深的沟。
天启《文水县志》卷十记:“龙泉寺,在县东北昇泉都,唐开元元年建。”明朝时,县下设都,昇泉都下属龙泉村和桑村。这个寺(祠)在东龙泉王家街西头往南。我小时候还有“祠(当地说sì)圪洞”,年纪大的龙泉村人(2014年八十岁以上)都应该记得。从规模看,那是全村最大的庙。20世纪30年代末,正殿还在,还有顶棚,门窗没有了,神像歪歪斜斜,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胳膊,或者半截身子。人们修建用砖,拆用,过了几年,那里只剩一片瓦砾。“祠圪洞”是指祠前的水池,我清楚地记得周围是整齐的石块砌的,长方形,印象中,和50年代初在北京圆明园升平署遗址知乐轩一带看到的水池一样。说明当时修建的时候真当回事,也说明龙泉水真给人们带来了好处。叫“祠”而不叫“庙”,因为“祠”的意思是“得福谢神”。《周礼·天官·女祝》:“凡内祷祠之事,掌以时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汉郑玄注:“祠,报福。”同书《春官·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唐贾公彦疏:“祈请求福曰祷,得福报赛曰祠。”修建龙泉祠,得福报谢的意思非常明显。也许不完全是龙泉村人修建,受到灌溉福祉的村子也出了力,至少捐助款项。龙泉祠失修以至坍塌,非常可惜。
龙泉村的庙和堠警台
1948年夏,文水解放以后,城里的各种庙都拆了。北关的真武阁拆了。龙泉村大大小小的庙也拆了。1957年回家乡,只见村里的观音堂西屋开了商店。村东南的观音堂估计不会完全拆了,房子挺好。最主要是关帝庙和西头娘娘庙(就是天启县志记载的后土庙)没有了。关帝庙是村里的主庙。东西殿,不记得是什么神。只知道三四十年代,西殿实际上成了粮库,农户交的公粮,过秤以后就倒在西殿的粮库里。正殿对面是戏台,戏台挂着三块匾,大字都是“热心公益”,时间都是民国某年,各有一批捐赠人。正殿的西边一所小院,是村公所,正房三小间,算是办公处所,西边一间屋子,临时拘留犯事的人。就着关帝庙,东边盖了小学:正房三间,东屋是校长住房。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校长叫李保丈,教一年级的女教师叫孔令芳。南边大门两边各一间教室,西边靠南有一间教室,再北面是老师的厨房,东面是小教室三间。
关帝庙虽是主庙,可不是村里最大的庙。西头村外娘娘庙,天启县志记为后土庙。庙的院落比关帝庙大,东边旁院一排房子也讲究。娘娘庙平时不开,只有正月演戏时才开。
我们街东头的文昌阁,张家街东北的文昌阁都没有了。大街北头的文昌阁,有院子,里面住着人家。村外东南有奎星楼,村里关帝庙前面街有很小的五道庙。不知道桑村北头村边的狐爷庙(应该是狐偃庙,纪念春秋晋国的名人)和姑姑庙还在不在。
天启县志卷八《武备志》“墩堠”条记:“龙泉墩,县北五里。”这个墩在村西,大官道西,正式名堠警台(当地叫hòu zǐ gеdа),是古时候的烽火报警台。据记载,有三丈高。每五里设一个。龙泉村西的堠警台,正好在城北五里,再往北就是北徐村、开栅,另外两个我都没有见过,也许是我没有在意。我小时候,只剩下土疙瘩,按理,四周应该有砖,上面还有小屋。高度没有明显变化,有人上去过。这虽然不是庙,却是古迹,很有纪念价值。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1957年回家时没注意,那时候,没有传统文化意识。
十二眼桥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春天,只有细流,上游抢水浇地,出山几里,到我们那一带是干河。冬天,河上结冰。秋天就搭桥:河里打桩,上面铺五六寸宽的木板。春天拆掉。因为夏天要发大水,如果不拆,水会把桥冲坏、冲走。
文峪河从北峪口和西峪口之间出来,在开栅镇西南折向东,然后一直向南。开栅镇西南方向,河面比较宽。我小时候修有十二孔石桥,桥面宽阔,可供两辆马车对开。平常叫十二眼桥。日本人来了以后,八路军把桥彻底破坏了,完全没有就地重建的基础。过了一阵,日本人建了木桥,两边有护栏,相当坚实;也够两辆马车相对而行。这种木质桥,八路军也点火烧过几次,不过破坏不大,日本人很快就修好了。这两种桥,去交城二姑家都走过。1946年初冬,离开家乡时,经过的还是这木桥。——1957年从太原骑车经过,不是木桥了。具体情形记不得了,但印象里好像不如十二眼桥。这是太汾公路上比较重要的一座桥。我们村北的涧河,从山里出来,跟太汾公路交叉,在我们村西,跟南徐村之间,公路上也有一座桥,形状与十二眼石桥差不多,是两孔。这两处石桥,都是阎都督时期修的。——如今太原到文水有铁路了,桥自然坚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汾公路是我见过的大的交通线。日本人占领初期,沿公路设有电话线。电线杆(我们叫信杆)开始是木头的,八路军经常破坏,一是割断电线,二是毁坏电线杆。日本人就在电线杆外修筑砖石保护体,电线与地面的距离也大了。破坏的情况少了。这公路,离我们村西头一华里,从我们街,或者村公所所在地关帝庙算起,有二里多。
公路之东,有一条官道,是由太原下来,经南徐村西头,再经过我们村村外,通向文水城北门的大路。由南徐村官道支出一条路通文水城东门,也是一条官道通向县城东门。区别于正式的官道,叫小官道。有了“小官道”,原先的官道就叫“大官道”。1946年10月,离开家乡前不久,应差修过大官道。监工的有个人我认得,叫宋海源,宋家庄人,是我上二年级时候的老师。他当然不会认得我。
附 几年劳作
我们村在县城北五里的地方。村子东西长有一里多地。分东龙泉、西龙泉,中间有空地,没有连起来。西龙泉向西二里就是山。东龙泉向东一里是文峪河的西河。村东的地也是旱地,不过地势低,不下雨也能够收获;西边的地,如果不下雨,就会减产。村子南北是水浇地,即园子地。我们家的地地势比较低,辘轳从井里绞水,开始时四五圈,水就上来了。水井生水慢,如果连续用三四个小时,就得六七圈。有一些人家的地地势比较高,要七八圈甚至十来圈才能上水。1946年春,我给韩占吉家干活,清早绞水,也要七八圈。园子地总共几百亩,不到全村三千亩的三分之一。村东,文峪河两河之间的地,地块周围要挖排水沟,只能种高粱、黄豆、黑豆等。村西旱地,种谷子、糜子、豇豆、绿豆等。
1941年农历四月,母亲去世。五月初一去了北关大姑夫胡德厚家,帮助干点零活,就是找个吃饭的地方。十月初一,回到我们家。第二天去了本村东头外祖父康士普家,次年十一月初一,外祖父让我回家。此后两年没有再登他们家的门,直到1944年外祖父去世。
我们家有祖母,1872年出生,比我大一个花甲。二叔、二婶和他们的女儿(1937年农历二月生),家境贫苦。十一二岁的小子,干一点农活。
秋天,到村东靠近水的地方割蒲草,挑回家,晒干,做燃料。这种蒲草水分大,但河边几乎到处都是。好一些是芦苇,量比较少。夏秋之间,少数时候上村西山上割柴。山里的柴都是木质的,水分很少。但是一来路远,二来量不多。村子附近到处都是土名叫含椿的草,叶子茂盛,而水分很多,不是好柴料,实际只取其粗杆。再就是地边、路旁杂草中的粗壮者,不计品种。这些柴,我都割过。开春以后,到村东浇过水的地里捡柴。水是上游由文峪河分出的,经过北徐村等村流到我们这里。1946年春的一天下午,捡柴捡到两条小鲤鱼,一条顶多二两重,在残存的水里,还活着。放在做饭的柴火里烤熟,吃起来挺香。
从1943年起,冬天要到十来里以外的吕家山担煤。约莫四更天就走,跟街上的伙伴们一起,回到家,太阳一杆高。这三年冬天的取暖、做饭兼取暖用的煤,都是我挑的。而且还供应街道上正月十五垒塔塔火(煤砖垒成塔状的火炉)。
吕家山有五六家煤窑。那几年常开的有两三家。各窑的采区不同,煤质也不一样。最大的叫槐树底,是平道,小车出煤,都是煤末,颜色乌暗。我沿巷道往里走过几十步,怕跟出煤的车撞上,没敢多走。
再一处叫磨眼眼。从名字就知道,窑道陡直,窑工用肩背挑,手里拄两个不到七八寸长的木拐,往上担煤时拄着,担子前篓小,后篓大,当时看到他们出窑的样子,觉得挺辛苦的。他们都穿得挺少,遮羞而已,窑里温度相当高。这种窑,只往下走过几步,就得弯腰低头。磨眼眼出的煤,常有大大小小的煤块,颜色发亮。这两家比较近,我们常在这两家买。说起买,现在想来,还真便宜。我开始挑三四十斤,也就交现在的两三毛钱。槐树底的一车有一百几十斤,窑外管事的分成大小不同的堆,各人按自己的力气,挑选适合的堆。1945年冬,我能够担五六十斤。不去担煤的日子,天刚亮,还没有起床,就听见南边传来牲口的铃声,这是村东头人家驮煤回来了。
吕家山的名字并不生疏。1937年农历十月初二,听说日本人要来,我们家(我妈抱着我妹妹,我二婶抱着她的女儿,我二叔拿着一些东西。我父亲送我们到章多村附近返回,第二天他和本村韩完书要去投军)和一些邻居逃难,从章多村沟进去,到了沿磨。住了两三天,翻过山头,从吕家山回家。
冬天早上不去担煤,常起早拾粪。村里狗多,狗醒得早,到处跑。如果赶上早一阵拉的狗屎,已经冻成块,很是高兴。可这样的机会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