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理学诠释——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

如今文学领域的比较研究，或注重于时间之差，或注重于地域之差；似乎更多是后者，而且尤重于东方与西方的比较，也就是重在比较其间之异。

摆在面前的这本韩国李秀雄（Lее Sоо Wооng）《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有些不大一样：比较的作家同为东方人，特别是比较的主要是相同点。

朱熹与李退溪之间客观的不同是时代和空间，不过跨度甚小：朱熹生活在1130年至1200年的中国南宋，李退溪生活在1501年至1570年间的朝鲜李氏王朝。

讨论《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有必要知道作者李秀雄先生对朝鲜李朝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李先生出生于韩国首尔，在中国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又先后在该校中国文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尔后在首尔建国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简要的学历、教历表明，李秀雄先生具有进行这一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

李退溪诗歌与朱熹诗歌有极大相同之处，并非偶然巧合。李退溪作为晚于朱熹370年的东国学者，有个对朱熹的理解和接受的问题（“接受”一词是现今比较文学研究中颇为时髦且含义准确的表述），放大来说，还有个高丽王朝（918—1392）至朝鲜王朝（1392—1910）儒学对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学说的理解和接受的问题。作者告诉我们，高丽王朝后期，朱子学即传入高丽。具体说，是高丽著名学者安珦（1243—1306）将《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书从燕京带回高丽的。至朝鲜王朝前期，朱子学备受重视乃至崇信，并展开研究，成为朝鲜儒学的显学。李退溪潜心于朱子学，是朝鲜李朝传播、发扬朱子思想学说的重要人物。他提出了“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辩证思想。朱、李二人思想、学识相同，诗歌创作上的相同便十分自然。

《比较研究》一书，除了社会背景、学术师承等的比较外，主要包括文学理论、诗的形式结构、诗的内容、诗趣诗境、成就与影响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朱、李二人的文学理论均源于儒家思想，毋庸赘述。他们的创作观都主张出于自然。朱熹谓：“有道则自然为文，体认天理则诗文胸中自然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李退溪则在和李珥的诗中说：“过情诗语须删去，努力工夫各自亲。”所谓自然，是通向心即道的，也是朱、李理学通向诗学的津梁。

据李先生统计，朱熹存诗一千二百余首，李退溪存诗二千余首；两人都是近体诗多于古体诗。所不同者，朱五言多于七言，李则七言多于五言，而于古体之中又都是五言多于七言。作者于古近各体均有论析，这里各举一首：

空堂寒夜月华清，独宿凄凉梦不成。

欲向阶前舞凌乱，手持杯酒我谁倾。（朱熹《宿传舍见月》）

作者分析：第三句应为仄仄平平平仄仄，而第六字拗用平声“凌”，所以第五字用仄声“舞”补救，音韵抑扬交错，节奏跌宕，显得“骨格峻峭”。第四句承接第三句，用“为谁倾”作结，表现出诗人情绪郁结苦闷的意象。

暴雨初收夜气清，添心孤月满窗棂。

幽人隐几寂无语，念在先生尊性铭。（李退溪《东斋月夜》）

作者分析：首句“清”属庚韵，二、四句“棂”“铭”属青韵，这是绝句的变格，称为飞雁入群。第三句第五字拗用仄声“寂”，于四句第五字用平声“尊”补救，形成仄平仄与平仄平相对，一抑一扬，音节美妙。四句合写东斋月夜的孤怀。

两诗均写月夜，大工中均有小拗。拗而有救，从而达到新的和谐。诗人精于斯，研究者发见于斯。

在内容方面，朱、李二氏于山水、咏物、田园、题画、述怀、琴歌、挽歌、感事、写实、游览、送别、赠答、茶酒、理气、言志、释老诸题均有。据作者统计，朱诗中的山水诗语占16%，李诗占17%；“梅”字朱诗中出现66次，李诗中出现101次；“酒”字朱诗中出现112次，李诗中110次；如此等等。两国理学大师，情趣相投，志意同归。退溪绝非统计朱诗中某类用字而后刻意仿作，研究者则从题旨到用字方面论证了两位诗人惊人的一致。

山水诗中，朱熹有《武夷棹歌》十首，极写武夷九曲之妙趣，退溪则有《闲居渡武夷志次九曲棹歌韵十首》，直抒对武夷之倾慕，对棹歌作者之景仰。且看二氏有关武夷九曲之第一首。先看朱诗：

武夷山中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再看李诗：

不是神仙讹异灵，沧州游迹想馀情。

故能感激前宵梦，一棹赓歌九曲声。

其余九首，首首追情次韵。这当然是退溪对前贤诗作从形到意的景慕，却也要感谢李秀雄先生研究之细致发见。于此，不得不说两国学者从古至今无不神通。就中倾心于汗水之静动，实为理学思想之体现。1993年7月间李秀雄先生访问北京时谈及，深望历武夷九曲，以踵朱熹之武，履退溪之想。李秀雄先生于比较两位理学诗人的情趣与情境、画趣与画境、理趣与理境、禅趣与禅境（即情、画、理、禅之趣境）之后说：朱熹论诗以理为主，却又与诗本身的艺术规律相一致，他使诗中的理与趣互相和谐，达到交融。李退溪也注重说理，他的诗的基本观念在于适怀寓情。朱、李二人情归于一，只有时代先后、影响大小之分，全无旨趣之别。

朱、李之诗作、诗论，对各自本土诗人及外溢之影响，书中均有切当的评述。至若二人对后世的影响，秀雄先生分析至为中肯：朱熹的学术统绪，尤其是他的《诗集传》所体现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为广泛，而退溪思想则因李朝时期实学勃兴，道学失势而未能得以弘展。

无论从诗歌样式及内容的角度说，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说，16世纪的朝鲜李朝学者李退溪承接高丽末期所创，并因《训民正音》的颁行而广为流传的时调所做的改造，于朱熹诗歌中自然是没有的。鉴于所见之时调“有玩世不恭之意，而少温柔敦厚之实”，当时所作的汉诗，“可咏而不可歌”，退溪因以作时调诗《陶山十二曲》，以“使儿辈朝夕习而歌之，凭几而听之”，“庶几可以荡涤鄙吝，感发融通”（《陶山十二曲跋》）。

综上有关朝鲜王朝时代李退溪在儒学和诗学方面的地位及影响，不难想见当今韩国思想学术界对李退溪的认识，不难理解韩国退溪学的盛兴，乃至《退溪学》一类杂志的刊行。

在中国，对于李滉（退溪）的了解局限于相当狭窄的哲学范围，对于他的诗歌研究，更属绝无仅有。像朱熹这样的一代宗师，在中国一向只是作为理学家予以研究、评论，几乎不涉及他的诗歌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朱子研究中的重理（理学）轻文（文学）之过。

李秀雄先生提供了有关朱熹和李退溪诗歌艺术成就的比较研究资料，从而使我们较多地了解作为诗人的朱熹，较多地认识东邻理学诗人李退溪。于此，我们感谢李秀雄先生。

书中引述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的有关论著二百多种，足见李秀雄先生学识之富，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