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高本汉（Klаs Bеrnhаnd Jоhаnnеs Kаrlgrеn, 1889—1978）是中国学界熟知的瑞典汉学家。他把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汉语研究，探讨汉语的古今演变，创建颇丰，有关汉语汉字的论著，诸如《中国音韵学研究》（Еtudеs sur lаPhоnоlоgiе Сhinоisе）、《汉语词类》（Wоrd Fаmiliеs in Сhinеsе）、《汉文典》（Grаmmаtа Sеriса Rеsеnsа，又译为《古汉语字典》）以及《中日分析字典》（Anаlуtiсаl Diсtiоnаrу оf Сhinеsе аnd Sinо-Jараnеsе）等，广为汉学同行称道。而他的《中国语言学研究》（Philоlоgу аnd Anсiеnt Сhinа）则不为很多人知道。

《中国语言学研究》，1826年在瑞典奥斯陆以英文出版，距今90年。闻宥1934年中文本序云，该书有两个中文译本，一是潘尊行（1881—1962）的文言译本，第一篇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的刊物上发表，其余未见刊行。一是贺昌群（1903—1971）的白话译本，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列入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之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类，据1934年版影印再版。《译者赘言》称：“书名久经思索，总难译妥，不得已乃改易今名。”——所谓白话译本，是与文言译本相对而言，白话译本实际是半文半白；当然用的是当时的术语，比如现在叫作辅音，那时候叫作仆音。下面引述，为避免今日读者不熟悉的词语，有时候不完全照字面引，即不用引号。

《中国语言学研究》是作者在挪威人类文化比较研究学会的讲演稿。全书共七章，只有“第一章”等名，没有具体主体名称。正文190页，连同闻宥序、译者赘言和作者的引言，不到十万字。书中谈论古今的汉语汉字，谈论汉语汉字与汉语诸多方言，与突厥语、梵语、藏语及暹罗（泰国）、越南、朝鲜、日本等周边地区-国家语言文字的关系。日本语言文字与汉语汉字关系的讨论，占比较多的篇幅。

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学，即使在今天，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也相当生疏，作者必须从基本情况说起。就中贯穿了与西方流行观点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他对汉语汉字的基本认识。《引言》交代，讨论共分三部分。“第一很扼要的论述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于是第一章便着重指出：“现在单音缀的与无语尾变化的中国语，久已脱离了原始未发展的境地，而为一种最先进的与极省略的语言的代表，其单纯与平衡的现象，较之英语尤为先进。”（9页）这是下面讨论的基础即出发点。当时乃至今日的一些西方学者并不这样看。

书中实际上主要谈的是汉字。高本汉从“六书”说起。为减少繁多的名目，没有用“六书”诸名称。简单说明象形字之后，即说在象形字的基础上产生的1167个会意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主音而不主义”，“其精妙之处，在能表白一个简单的象形字所不能表白的意思”。继而发展到假借：“假借别的实字，而仅推演其双关的意义而成的抽象字”，如表示“寻觅”之“求”，很难用一个象形的文字画表示出来，就借用本义是皮毛的“求”（“裘”的初文）字来代替。书中特别指出，甲骨文就有不少这样的用例。紧接着说，这个方法如果用得太滥，必然会“以辞害义”，于是便产生了一个表音字与一个表义字相结合的方法，这就是形声字。高氏明确认为，先有假借，后有形声：寻觅义之“求”借用皮毛的“求”字，是假借，而“求”字加“玉”字旁，表示玉石之圆者，是形声字“球”（27—30页）。这一段，几次提到“书吏”。假借、形声等法，都是书吏们实际运用文字过程中的创造。书吏属劳动人民。书吏与文字的关系远比其他行业的人密切。这与劳动人民创造文字，创造历史的观点并不矛盾。

书中论述了汉字的音与义之间的关系：壁垒义的“堡”和小儿衣被义的“褓”都源自维护义的“保”（今按，“保”的本义是负幼儿于背，《尚书·召诰》：“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而“集”与“辑”，“从语源学的立场说，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一样的，但中国人向来认它们是两个独立不同的字”。所以，“权度其何者为音同而义异，何者为音同义同而形异，那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49—50页）

向欧洲听众指明“中国文字与西方文字相较，有很大的差别”，甚有必要。高氏告诉听众，汉字对于汉语“特别具有独立的性质”，“一切文书载籍，都是为两目之用，不是为口耳的活语的记录，文字自己的生命，是一种独立的现象”。“在中国人的眼光中，对于文言的读音视为不甚紧要的事”，因为“任何时代的书籍，都是各人本着自己的方音去读的”。（36—37页）作者进而用大量篇幅论述汉语古今方言的分歧，以及内部的联系和规律。作者多年致力于此。书中显示出作者的功力。如77页列出山西方言nd-，bm-等现象。而《中国音韵学研究》具体列出山西文水话“努nd-”“母mb-”等，我作为文水人，信服他的听音辨音能力和确切的记录。

国外汉学家多人主张上古汉语有复声母。高本汉也持这样的主张。他曾经拟了*sl，*sm，*sn等复声母。这一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里有所应用。论述上古汉语有辅音群时举过“蓝”由[glаm]演变为[lаm]的例子（38—39页）。谈论日本汉字读kаmа的“鎌”，指出中国古音[liаm]“必自上古之[kliаm]或[gliаm]演化而成”。

作者充分肯定《切韵指掌图》在把6世纪的《切韵》“重新编制，而另外造出一个系统的注音方法”的贡献。“我们很感谢《切韵指掌图》一书，因为我们本此书而研究那时的音韵，比较从反切韵书所得为尤多”。而马可波罗以及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在“给我们具体的音值，而且可以符合于司马氏《指掌图》中各行的字音”方面，有“可贵的启示”（69—73页）。这里，高本汉承袭中国传统说法，认为《切韵指掌图》是11世纪司马光“依皇帝的诏谕”而撰。清朝至今的不少学者认为，乃出于南宋学者之手，作者姓名难以确定。

“於”“于”两字，古音不同，但作用相同。《尔雅·释诂》：“于，於也。”《说文》“于，於也。”古书往往混用，以及一书专用某字的情况常见。如《诗经》，用“於”五次（不包括读wu的“於”），其他用“于”；今本《尚书》，用“於”十二次，用“于”六百次。《王力古汉语字典》指出，“在表示某地时，多用‘于’，在表示甚于时和表示被动时，多用‘於’。但并不严格。”高本汉列举一些西方学者的不同研究以后指出，相当于英语的with，用于人名之前，用“於”（和“于”为7比1）；相当于英语аt，常与地名联用，用“於”（和“于”为5比1）。相当于英语的insidе，in，оn，intо，“於”“于”各占其半。（109—113页）考察出现场所，联系对应的英语比较。结果并不那么简单明确，但不失为一种方法。

第七章谈论日本和中国的文字改革。从日本说到中国，作者明确说：“日本语与没有形式变化的中国语，是绝然不同的两种。”（161页）。可是日本文字里有一部分借自中国的汉字。在日文，“有了一大批同音异义的字，只有用中国字写出来才能区别得出”。（172页）明治维新以后实行改革，却只能限制，而不能完全取消汉字。

高本汉在中国期间，拼音化之声火炽。面向欧洲听众讲演，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列出多种情况，设想了种种解决办法，也摆出同样多的困难。面向欧洲人，没有好意思说“行不通”。（171—189页）192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氏《中国文与中国人》（Sоund аnd Sуmbоl in Сhinеsе，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1930）说：“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语言的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质的基础降服于他人了。”（50页）态度极为鲜明。

中日两国文字情况不同，却都不适宜拼音化，乃取决于各自的语言类型。

闻宥所撰序，对高氏凭借文字推求语源予以赞赏，同时指出，“高君须知汉字之真相，并不如其想象中之简单而明显”。“语源之研讨，固赖于文章之幸存；而文字之推求，亦赖于语言之互证。”序言大量的篇幅是质疑与讨论。

《中国语言学研究》列举汉语方言，多涉声调，其中不无自己的记录。读者于此宜审慎对待。《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的成名之作。1915年5月20日在乌普萨拉大学（Uррsаlа Univеrsitу）作为硕士论文通过，次日获得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语言学大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作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提纲”客气地说：“这部书对于声调的说明跟记录最不见长。”这句话应该引起相关研究者注意。

艾溢芳《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A Mаdаrin Phоnеtiс Rеаdеr in thе Pеkinеsе Diаlесt）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附有高书全文。书中有若干语篇是书面资料的口诵记录，而非典型的口语，有违高氏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