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教授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教清华大学历史系时，编有《中国通史选读》讲义。全书43章，在168个大小题目下，共选录先秦至清文献或整篇或片段769篇。每个题目之下，有一小段话，概括要点，长则一二百字，短则几十字，如第一章之四“史前时代——宗教”下，只有三句话，60个字：“在原始社会，宗教势力甚大。巫祝阶级与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地位不相上下。同时因为农业与民生的关系重要，各种洪水或干旱的神话也在民间流行。”接着是《国语·楚语》的一段文字和《山海经》的两段文字。全书结构大致如此。讲义的这种编法，根本目的是要求学生阅读史料，在较为充分掌握史料的情况下，了解历史发展脉络。据介绍，雷海宗先生讲授中国通史，要求学生认真读《选读》。如果读过并且读懂这769段史料，应当说是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听教师讲解，上的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课，能够达到生动的理解。历史类课程就应当这样教授、学习，史类教材就应当这样编写。

1957年秋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给1956级和1957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一）文学作品选”，就是先秦两汉文学史的先行课，由季镇淮先生讲授，教材是后来成为《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两书中的一部分内容。第二学期，季先生正式讲“中国文学史（一）”，即先秦两汉文学史，萧雷南先生讲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选。这样的文学史，学来扎扎实实，读懂了作品，实际上也提高了古汉语阅读能力。现在还记得季先生讲《诗经·公刘》的场景：“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уì）迺疆……”1958年春季开始了“大跃进”，课还勉强可以上，但课外无法自学复习，秋天更是下厂下乡，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多工少读，甚至是只工不读。作品选读先行的文学史课再也不见。

后来所见史类教材，多是只有“史”的讲述，至于文学作品之类，大多只限于介绍内容情节，然后引两句反映思想观点的字句。教材如此写，课堂上也如此讲，学生很少能接触到完整的作品，恐怕有的讲授者也未必认真读过许多文献原作。20世纪80年代便有种种“鉴赏词典”问世，都是只见分析鉴赏，不见作品本身。近日见一本数十万言的外国国别文学史，讲述中间介绍作品，全书单段引述作品，加起来不到1万字，怎么能够让读者对这个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有比较真切的感受呢？

几十年前雷海宗教授的《中国通史选读》完全属于正常的史类教材，今天看到，颇有新鲜之感。但愿这类昔日原属正常的事情变成今日的正常现象，让史类课程变得有血有肉，让理论建立在丰厚的文献史料作品的基础上。

附带说及：没有教材，学生所得，全凭教师讲授。用心的学生，会顺着老师所讲的线索，寻找相关资料阅读，巩固扩大知识。有了教材，教师怎样讲，大有学问。20世纪60年代初，游国恩教授担任《中国文学史》第一主编。有人问游先生，有了教材，教师怎么讲。游先生回答了八个字：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这八个字是原则，精神。怎样实行，大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