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是向前看，就是向后看。“向后看”不好听，且有被斥为倒退之虞；简直就是反动，至少也该算是落后。姑且叫作回顾吧。也有人予以注解式说明：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向前看，一种是憧憬，一种是预言或者展望，唯此，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不过，人不能老是憧憬、预言，也得描绘现实和已经成为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向后看也罢，回顾也罢，描绘现实也罢，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且是常有的。大小图书馆的藏书，如果以内容“向前”“向后”分类，恐怕“向后看”的要占十之八九。

季羡林先生有一本书定名为《怀旧集》，因为出版者以为“沉闷”“不响亮”而要求作者改换名称。其实，在“沉闷”“不响亮”这类似乎轻松的词句背后，怕担某种责任的成分更多一些。

回顾历史长河、广袤宇宙而卓有成绩者，那要算历史学家。回顾的范围小一点，记述所见所闻，曾见曾闻，可以叫作怀旧。季羡林先生的《怀旧集》就属于这类范围比较小的。季先生自序里说：“既然前进，留在后面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而“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一语，大大提高了“怀旧”的境界。

《怀旧集》所怀，有外国人，有中国人。外国人当中有近邻韩国革命家金九、教育家金俊烨，日本佛学家中村元和室伏佑，有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印度朋友普拉萨德一家，有万里之遥的德国吐火罗语学者西克灵（W.Siеgling），也有泰国东方文化书院院长陈贞煜、奇石收藏家周镇荣。所怀者，故人居多。故人中，又多为作者的师辈友辈。不论中国人、外国人，故人、生人，季先生所“怀”者属名人。名人多嘉言懿行，并且与作者有某种特殊关系，才有可“怀”，才值得“怀”。

季先生在清华读书时，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文学翻译”课。要论两人狭义的师生关系，仅此而已。可是，“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笋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真是令人遐想的仙般学境。

季先生在哥廷根大学的老师瓦尔特施米特（Е.Wаrdsсhmidt）教授恰巧与陈寅恪先生同为柏林大学吕德斯（H.Lüdus）教授的学生。1945年，陈先生向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两位先生介绍季先生到北大任教。在哥大期间，季先生花了约一年时间，为博士论文写了一个“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相当长”的绪论，送给老师。一个星期后，这位瓦教授“在第一行第一个字母前面划上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母后面划了一个后括号”：统统删去。这“一棒”，使作者终生头脑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在这里，我想给“恩师”做一界定：教之以为文为学为人之道者也。

季先生说，“锡予（汤用彤先生的字）先生是我的知己”。作者任教北大后，汤先生给予多方面的关心，任副教授一个星期后被聘为正教授、系主任、文科研究所导师；1956年评为一级，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的提携是分不开的”。1947年，汤先生开“魏晋玄学”课，已经是正教授的季羡林先生，听汤先生的课，“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恭整地做听课笔记”，恐怕是全班最用功的学生，不是“之一”，是“唯一”。作者对初次见面的汤先生的印象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这“仁”，最朴素的传统解释就是道德高尚。可见汤先生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可是，1964年汤先生去世后，作者一直把对锡予先生的怀念感激之情埋在心灵深处，没有写回忆纪念文章。三十多年后才写出汤先生的“最闪烁之光”，成为《怀旧集》的殿后之作。因为“到了今天，环境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能够把真情实感从心中移到纸上来了”。是时代呼唤出作者对锡予先生珍贵真挚的回忆，也呼唤出对李广田、郑振铎、朱光潜、曹靖华、老舍、王力、沈从文、吴宓、胡也频、冯至、冯友兰、周培源、吴作人、叶公超、胡乔木、吴组缃、许国璋（依书中次序）等众多不同学问门类名人的回忆。作者以优雅的散文笔调娓娓道来，各人一面，亲切动容，使读者如直接面对其人，聆听教诲，接受训诫。

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作者是东语系主任，两人多有工作交往。书中以1947—1948年间学生反内战斗争中，胡适作为校长张罗保释被捕学生等等事实，说明胡适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并非许多人说的是小骂大帮忙，作者把胡适定格为“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是绝顶准确的。至于梁实秋，不能因为鲁迅对他有过批评意见，就“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胡适、梁实秋晚年都回到台湾定居，说明他们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季先生如此引导我们客观地认识胡适、梁实秋这样的人，一是“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环境气氛”使之然，二是他真正“学习了辩证法”，而“有人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术”。

《怀旧集》所怀念的人当中，有一位绝对算不上名人，而且连名字都没有，只知道姓赵，一生走过的最长距离是从赵家到季家的五里路，这就是作者的母亲。当时的正式名字是季赵氏。她一生含辛茹苦，食物中白的（小麦面）、黄的（小米或玉米）与她无缘，唯有“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的红的（高粱面）长伴。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作者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这位伟大而平凡的母亲去世了。我们感谢她养育了民族的儿子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