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总是在与别种文化交流、接触中发展的。东汉以降，影响中国文化者，莫如印度佛教文化。近代以来，欧西文化的影响自不待言。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三位先生是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学者，在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中，都堪称出传薪人。

为这三位已故学者举行主题为“中西印文化融合及其发展”的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出版书名为《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纪念文集，当然是因为他们出生于同一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一个侧面——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与推演方面是齐名的学者，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季羡林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纪念既往，是为了现在，更着眼于未来。研讨、发掘三位前辈学者的思想精髓，必将催使中华文化开出更加璀璨的鲜花，结出丰腴的果实。

文化交流，或者文化输出-输入，从结果看，是一种融合，其过程是冲突，而且是激烈的冲突。季羡林先生说，“从冲突到融合就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规律”。这本学术纪念文集即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命名。书中收中外学者的纪念论文32篇，阐释三位学者的学说、思想以及相关的文化哲学问题，并及他们的为人。

张申府先生是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活动家，先后参与过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的筹建，1935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而遭当局逮捕。他宣传唯物论、辩证法，研究并介绍罗素的逻辑分析法。50年代以后，潜心于研究和翻译。他说：“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是有价值的。只是这种意义，这种价值，一半在物质上，一半在改造物质上。人是物质，人也是改造物质的。”这段话是他哲学观、世界观的明白表述，当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同义语。

张申府先生的胞弟、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教授，还有其他几位学者介绍了张申府先生的哲学思想和他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于光远先生回忆他1936年在清华大学上张先生哲学课时所受的革命启发。张申府的美国研究者舒衡哲(VеrаSсhwаrсz)女士的长文《回忆与历史创伤的愈合》，详细记述了在张先生晚年历次谈话中对大半个世纪的回顾，从侧面回答了“这位杰出的哲学家为何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竟被忽视”。

梁漱溟先生以倡导并身体力行“乡村建设理论”著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他认为，“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他研究了西方工业国家所以进步的原因，结论是：中国要发展进步，“要从乡村做起”。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儒家重农主义在20世纪的重现，而是中国古代思想与近代外国现实相结合的现代应用，正体现了他的“根本改过”之思想。梁先生这一理论的核心只有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从中不难看出这一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及现代化之间的联系。“团体组织”的意思取自宋代吕大防的“乡约”，梁先生赋予它“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创造理想的社会，建立组织”的思想。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不就响亮地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吗？“重教兴农”则不仅是梁先生近几十年来的认识，更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当然，它植根于两千几百年来的倡教重农学说。1931年至1937年，梁先生在山东邹平等地所从事的实验没有取得成功。原因不外于：不为当时中国社会所容，抗日上升为第一要务。

胡伟希先生评述了梁先生的“人生三路向”说，郑家栋先生的《生命意义与文化选择之间的张力》一文，论述了梁先生思想中的儒佛关系。《梁漱溟传》的作者美国艾恺（Guу Alittо）先生从梁先生的文化思想出发，讨论了中国文化形成的要素及其特征。吴江先生《现代事功主义者梁漱溟》一文介绍了梁先生与毛泽东的历次谈话、辩论，1953年因讲真话而遭到“不合情理”的怒斥；1956年为中共八大“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决议而欢呼；1957年以“出奇的沉默”对待人们动员他鸣放。由此人们看到的梁先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一个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真真实实的人。

汤用彤先生是1948年公布的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青年时代研究宋元理学，撰写过《理学谵言》，提倡理学救国。1922年从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即转治中国佛教史。汤先生在这一领域的贡献，现代世界范围内无与可比肩者。任继愈先生在纪念汤先生的文章中说过：“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欧洲哲学。”为了研究中国佛教史，汤先生深入地研究过印度哲学史。他还多次开设过“欧洲大陆理想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课程。对于文化思想的移植，汤先生认为“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同时又强调适应性：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接触，双方都会发生变化。他举例说，由西域移植的中国葡萄必不同于西域葡萄；印度佛教先后与中国的道术、玄学结合，最终在隋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

孙尚扬先生、张岂之先生分别阐释了汤先生文化思想和中外文化比较的观点，许抗生先生介绍了汤先生在魏晋玄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先生评述了汤先生对外国佛教史研究者的影响。汤先生的哲嗣汤一介先生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题，介绍乃父的为学为人：谨遵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时而安”，“毋戚戚之功名，孜孜于逸乐”；为写三四万字的《论中国佛教无“十宗”》等文章，用三年的时间查阅了上千卷的资料；任教于北大又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却退回了兼职工资。

忆念故人，总结文化流传，探索未来发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书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