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印度之名，汉代曾经译为“身毒”，《史记》凡八见。其中“身”，现代通行的工具书分别注juān，уān，уuān，уàn等音。“身”何以会有这样一些读音？似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之唐司马贞《索隐》“身音捐”。“捐”为上古喻母字，可以对应今音ju-，у-或者уu-。

如果用“捐”一类字音译比较准确，为什么要写读音相去甚远的“身”呢？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要用“身”去记写“捐”一类音呢？恐怕需要追述到《汉书·西南夷传》“从东南身毒国”之颜师古注“即天竺也，亦曰捐笃也”。司马贞或是根据颜注而说“身音捐”的。《汉书·西域传》有个捐毒国，所记方位明确：葱岭之北、之东，治所衍敦谷，地当今新疆克孜勒苏州乌恰县以西至我国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处伊尔克什坦一带，与身毒不是一处。颜师古误以为是一地异名而说“亦曰捐毒”，司马贞亦据以注“身音捐”。

撇开与“捐”的语音关系，身毒的“身”应当读什么音呢？

印度另一个比较早的译名“天竺”，见于三国时期鱼豢撰《魏略·西戎传》。《魏略》原书已佚，今见于《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此国（按，指临儿国，释迦牟尼出生地，在今尼泊尔境）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云云。

上古“天”为透母字，“竺”为端母字，“身”为书母字，“毒”为定母字。按黄侃“照三归端”的论断，“身-天”同纽，即“身毒”与“天竺”读音相近。

上引《史记》“从东南身毒国”句，南朝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史记》亦作乾（q-）毒。”同书《大宛列传》“其东南有身毒国”句，《集解》引徐广曰：“身，或作乾，又作讫。”“或作”“又作”是书写形式之不同，反映语音相同或者相近，“身音乾”至少表示读音相近。“乾”上古为牙音群母字，牙音字与舌音字一向有纠葛，至今，关中地区读“甜”近似q-。即“乾-天”音近。

汉语古代音译印度事物，有直接译自梵语的，也有从中介语转译的。后者为多。《大唐西域记》卷二：“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所谓“正音”，当是玄奘在当地听到的比较标准、正规的说法或读法。季羡林等校注指出，Sindhu本为河名，即指印度河。又以河名为地名。梵语有s-h交替现象。梵语Sindhu，波斯语读Hindu。“身毒”是张骞在西域时从大月氏得知，即根据所闻而记录的印度的名称，系从中介语转译。（《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第162页）由此可以推定，《梁书》卷五四《西北诸夷》“身毒即天竺盖传译音字不同，其实一也。……国临大江，名新陶”之“新陶(江)”指印度河；《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二六一节“欣都思”，第二六四节“欣都孙”指印度族（人）；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贤豆”等，这些均由中介语转译。至于《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渡信都大河，至信都国”，地当今巴基斯坦信德省一带，当为梵语的方言。金末元初刘祁撰《北使记》“有印都回纥者，色黑而心愿”之“印都”，刘祁之弟刘郁《西使记》“有佛国名乞石迷西，在印毒西北，盖传释迦氏衣钵者”之“印毒”等，亦经中介语之音译。

据“身音捐”等注为身毒的“身”确定读音，是20世纪的事。《康熙字典》列有“身毒”义项，引《史记》“身毒国”，并《索隐》“身音捐”，似属顺便引及；而为适应所引杨方《合欢诗》韵脚“身-绵”，则注明“尸连切”。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辞典》“身毒”有エントク和ケントク两个注音，似前者对应“印度”，后者对应“乾毒”。两书都引《史记》相关的注，但都没有根据“身音捐”确定读音。

身毒的“身”的读音当与“捐”没有直接关系，也不必做别的变读处理，“身”即《玉篇》“式神切”或《广韵》“失人切”，对应今音shē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