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实际是一种语言，其间的差别比北京话跟山东话的差别还要小。有少量的词汇不同，如“音乐”（下边都用拉丁字母转写），塞语叫muzikа，克语叫glаzbа；“跳舞”，塞语叫igrа，克语叫рlеs。这就如同汉语的“电脑—计算机”或者“白薯—红苕—地瓜”之别。可是，由于是相对集中聚居的两个民族，两种语言，塞语用西里尔（斯拉夫）字母，克语用拉丁字母。前些年共处于同一个南斯拉夫联邦的时候，全国性的报纸如《战斗报》，要用两种文字排印，分别出版。这是典型的、事实上的一语双文，并且实行多年。不过他们没有这样的名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土耳其由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蒙古国由托忒文字母改用斯拉夫字母；六七十年代我国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一度采用拉丁字母。两种文字并行期间，也可以说是一语双文。不过也没有这样的名称。

日本在产生假名以前，用汉字记音。比如写“大和”，却念“邪（уа）马台”。有了假名（包括夹用汉字）以后，两种方式并存。这也像是一语双文。至于日文、俄文、朝鲜文等的罗马字母转写，则不能叫一语双文，因为只是为方便交流的转写，不是作为社会文字使用。

我国的注音符号（开始时叫注音字母），从来没有文字功能，可也有人用它记日记、写信，甚至印刷出版物。至于“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北拉），原本就是作为文字创制的，曾经印过正式的书报。

湖南的女书，如果使用它的妇女全不认识汉字，那是单语单文。而对既认识汉字也使用女书的妇女（不是指研究者）来说，也应该算是一语双文。

有人批评“一语双文”（用汉字和汉语拼音记录汉语）的说法不符合国家的语文工作方针。我以为不宜简单对待。“一语双文”是在文字改革，特别是拼音化不再作为当前任务，而只是“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刘导生《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1986）以后提出来的。一些人继续主张汉字可以实行拼音化，并且把目前拼音的各项应用，视为文字功能，认为实际是在起文字的作用。这是一种看法或者评价。说到小学生夹用拼音，倒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崔八娃等写作当中遇到不会写的字画图画或者符号的现象。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总有些相像：都是代替。

如今，拼音化是在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指导下开展的研究。“一语双文”从属于拼音化研究。它本身当然不是方针，只是一部分语言文字工作者对我国未来文字制度提出的一种设想。既然是设想，就不是正式确定下来的方向和目标，即并非方针。然而它是正常的研究，不能也不应该说它违背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社会上对语言文字工作中的某些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现象。”（同上），把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上纲上线为方针路线问题，而不战自胜。这一恶行，应该永记为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