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耳朵里的北京话

我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说北京话。听辨力比说的能力稍好些。

从记事起，就记得我们街西头有个名叫广顺德的杂货铺。有两间屋子，摆各种货物，是全村杂货店里最大的。掌柜的叫张子良，五十岁左右，外村入赘我们村韩家的女婿。年轻时在北京当伙计多年，就是店员，我们那里叫站栏柜的。张子良平时当然说家乡话，不过常念叨一些北京的事情，备不住插两句北京话。有一回，不记得说什么事情，我就记得顺口溜12个字：“段开西（同音字），快快起，到通州，号木头。”

1947年，机关驻山西临县三交双塔村，机关青年队有个刘奇弟，比我大几岁，也当公务员。他是北京人，有时候来一句：“小地方北平的。”我们这些乡下人，首先的感觉是：那又怎么样？当然羡慕人家是大地方来的。对刘奇弟的京腔，一直留有印象。

1949年4月24日到了北平，住在现在西四环五棵松桥西南二三百米处的旧营房，就是现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那地方。到了北京，并没有接触多少北京人。跟北京人的第一次交谈是七月中，从和平门外师大附中看完榜，朝西单方向走，另一位看榜人同路，互问情况，算是第一次跟北京人交谈。说实在的，那时候真听不习惯。

上了鼓楼东宝钞胡同师大附中二部，同学来自山南海北，有两广、江浙的，虽然北方同学居多。班上有两个当地土生土长的同学。姚立，两个哥哥都在解放区，父亲是二野后勤部长。有的星期六他不回家，跟大家聊天，说一些所见所闻。满口北京话：“hò，那真叫棒!”“晚不闪儿，来啦。”再一个是金彰。有一次，不记得是把他的什么东西搞坏了，他直埋怨：“你给nòu坏啦。”这nòu，就是“弄”的北京土话。附中三部的同学，人数比二部多，北京人居多。平常接触很少。听见他们说话，有说北京话的，好像说普通话的多。比方高二六的王兆纥、高一五的崔向午（均为团总支委员）。

1951年春天，走街串巷宣传抗美援朝，不记得是指明地址分配，还是自由寻找，我和一个同学走进鼓楼后一所四合院，东南角一住户，房间比较宽敞，单身一人，六七十岁，是清宫太监，说话细声细气，是标准的北京话。不论原籍何处，进宫必须说北京话，奴才绝对随主子。

1965年秋，参加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公社龙爪树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规定任务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具体地点在今东南三环路与四环之间，52路公共汽车成寿寺站，再就是龙爪树，下站是七十一中、终点小红门，现在四环路经过。论跟市政中心的距离，相当于海淀黄庄。那时住清华园四公寓，骑自行车不到两小时。一队工作组四个人住在王光福家西屋。王家两口子不到四十，都是当地人，儿子上初中，大女儿小岭九岁，没有上学，小女儿小云刚几个月。女主人孙大姐话多一些，“伍的”，“俩[liа]、仨[sа]、四个[sſǝ]、五个[uоǝ]（由[u]到[ǝ]有过渡音[о]）的自然语言，是这时候听到的；小云有时候哭嚷，她妈听见，自言自语地说：“要吃匝儿（zār，奶）啦。”大队书记杨树坡是当地人，说普通话。大队长姓张，五十多岁，满口北京话。一队的贫协组长张德才，六十多岁，和他哥张德寿都是满口北京话。会计王德荣、出纳王志会，都是二十几岁，他们说的是普通话。

村里有外来人口，有几个是河北省嫁来的，平时说地道北京话的人不多。我接触过一河北省定兴县来的中年女子，一口定兴话。

1964年10月搬进公寓房，一套四个房间，住三家。占两间的是祖孙三代，90岁的老太太，儿子、儿媳，上初中的十几岁的孙女。全家说北京话。老太太最“顽固”，属地道的北京话，她原本就是海淀人。

1968年初搬到中关园平房。两家合住原来一套75平米的房子。邻居两口子五十多，都是冀中人。他们的小儿子是1962年生人，说北京话，因为他们原先住海淀街里，周围多是当地人，孩子跟人家说北京话。我们的孩子不说北京话。北大教职员来自各地，南方人不少，孩子们大多从小都说普通话。我们家老大、老二跟那个在海淀度过童年的邻居属同年龄段，但语言没有受传染：没有跟他说北京话，那个孩子在五方杂处的环境中，夹杂北京话和普通话，底层还是北京话。90年代后期碰到，他还是说北京话。

1966年夏，哈尔滨外调，吃饭、住宿，听到的都是纯正的普通话。联想到，哈尔滨是女真金-满族的发源地，得出简单的结论：这里是普通话之源。1968年到鞍山，那里是地道的东北话。1979年在长春，当地人说的既不是鞍山那样的东北话，更不是哈尔滨那样的普通话，觉得长春人说“土话”。1983年在承德开会，上街理发，听理发工说北京话，问：“是北京来的？”“不是，当地人。”进而想，承德因避暑山庄，跟北京来往很多，为北京来的人服务，进而在当地落户等，语言上跟北京几乎完全一致。再者，有清一代，关内外的主要通道是承德，而不是山海关。后来跟研究北京话的林焘先生说起，证实了我的判断。

1967—1968年间，跟学校汽车队李师傅打交道比较多。李师傅四五十岁，是老北京，满口北京话。

1972至1977年接触一些北京市平谷、密云、怀柔等县来的学员，说的都不是北京话。后来听生长在市区，特别是胡同里长大的同学说，他们常笑话郊县人的口音。

1984年在太原参加方言学会议。间隙休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李荣先生跟他们所的贾采珠谈论什么事情。李先生说的是带浙江味的普通话，贾采珠是北京人，这时候说标准的普通话。不知道怎么，把小贾说急了，冒出一句北京话。接着又转用普通话。

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进修教师（现在叫访问学者）举办讲座，请一直生活在北京、研究北京话的徐世荣先生介绍北京话。徐先生讲述尽量用普通话，最后用北京话说了一段老北京流行语，那应该算原汁原味儿。

同年，北大中文系有一位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的进修教师，名字叫司格林（H.A.Спешнев），职称是副教授，任务是为完成博士论文收集资料，联系教师是汪景寿，老汪说这位司先生1931年生在北京，在北京上学，1947年回国。约我见见。一见，老司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如此纯正的北京话了。立刻联想到1949年初到北京听到当地人说话，想到1949年7月间跟同考师大附中的看榜人聊天，想到从西长安街雇三轮车去宝钞胡同与拉车人的交谈，想到初入学听金彰、姚立等学友说话……后来知道，六七十年代老司来过北京，比方70年代两国边界谈判期间，实际上没有事情，又不能到处走，泡在鼓楼前路西北头马凯食堂喝啤酒。他的北京话处于尘封状态，没有像众多北京人受普通话影响干扰，转而自己也实际上改说普通话。说北京话的人不自觉地向普通话靠拢。后来跟老司多次相见，建议他把小时候北京生活的一段写出来。2006年出版了汉文译本《北京，我童年的故乡》。他上明明小学，21世纪初，还约十来个小学同学见面，中学是辅仁中学，家住王府井大街西侧大甜水井独院二层小楼。书里写到他跟街上的孩子，趴在地上弹玻璃球等。跟北京的孩子摸爬滚打，北京话自然地道。

1949年解放时，北京200万人口。北京是大城市，清朝到民国再到解放，人口流动大。估计1949年的200万人中，世居北京（从上一代到本人）的也就几十万。六十多年间，大量的外地人口迁入，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如果以年轻人上自祖辈居住北京者计，肯定不到1/10，很可能是百分之一二三。现在在北京市区很难听到地道的北京话了。2013年1月中，北京电视台介绍位于前门外的正阳书局，店主姓崔，六代世居北京。这样的人家儿现在太少了。戏剧影视中说的北京话，是艺术化了的北京话，并非完全是生活中的样式。如今绝大部分生活在北京的人不说北京话，而且不会说。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普通话的汪洋大海里生活了几十年，跟说普通话的人用普通话交往，即使是年纪比较大的，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也对北京话比较生疏。2012年11月报载，为调查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北京话，找到老北京，请他“回忆”北京话，还常常需要“提醒”。把他们现在还能回忆起的北京话录下来，作为历史语音音档保留，就是这样，也只能记录保存北京话的样品，而不可能流传北京话。再过三五十年，不可能再听到自然的北京话。不知道在那时候的承德、哈尔滨能不能听到。

2011年某日报载，新西城区计划2011-2012年外迁城区人口70万。此后陆续有类似的报道。外迁的人口中，北京人的比例肯定高于留驻者。东城及朝阳、海淀两区之接近老城区部分，也在陆续外迁人口。这可真应了姜昆相声里说的：“北京是全国人的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

以后，对北京话只能靠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