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通用汉字，包含1956年起推行的简化汉字和实际应用的传承字，已经使用六十年；从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算起，也已经五十多年。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政治法律、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诸多方面，总体上说，都没有发生文字方面的问题，表明它跟社会需要是适应的。近年来，出于对国家语言文字生活的关心，从研究的角度，对现行汉字提出一些意见，我也不止一次发表过意见，都是指出应用于一些专门领域出现的某些问题。这是正常的。

对现行汉字提出的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简化字与繁体字转换当中的问题。“一简对多繁”就是从简繁转换实际应用的角度提出的。在简化字加传承字即现行通用汉字系统，一般不会产生这类问题。通用字系统写“理发”“发型”“短发”等，实际使用的人，不会想到“发”对应的繁体字是“髮”还是“發”。至于“长头发”是生长出头发还是头发长，跟写“发”还是“髮”没有关系。多音字“长”，写成繁体字“長”，都存在这个问题，不关乎繁简体字。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徐世荣先生举过“妈妈摸着孩子的头发笑了”的例子，是从语音停顿角度说的（头/发笑//头发/笑）。至于“孩子的头发黄怎么办”，当然也属语音停顿，况且只能是“头发/黄”，现实里不存在“头/发黄”的现象。

繁体字系统有一部分字，本来分工明确，实际应用当中却常以笔画少的代替笔画多的。儒家经典名篇《大学》第一章：“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十二处都写“后”，没有一处写“後”。因为属于经典，从来没有人试图改“后”为“後”。朱熹《章句》只是说“‘后’与‘後’同”。清朝初年学者王夫之《大学章句笺解》说，“後”对“前”，表示时间先后；“后”对“先”，指时间以外的先后。恐怕只能说是强行区分，圆说用“后”，回护经典。“饑”本是饥馑义即年景不好，却常用于饥饿义。繁体字系统，征税用“徵”，征战用“征”，但经典中“征”用于征税义的实例也不少。当然不止这三个字。

说到“徵”，现行汉字系统，这是一个限用字，就是用于古音阶“宫商角徵羽”时读zhǐ，不能写“征”。可确实看到过讲述某戏曲演员的文章，说他唱的是“征调”。人家讲述时当然说的是“zhǐ调”，可能还写出“徵”字。文章作者只知道“徵”简化为“征”，却不知道读zhǐ时要写“徵”，于是就自以为是地“简化”了。

现行汉字系统的限用字，使用上有些讲究。“夥”合并入“伙”，但《简化字总表》[伙夥]条注：“做多解时夥不简化。”如“获益甚夥”，不写“伙”；别的意思又不能写“夥”。[借藉]条规定“慰藉、狼藉的藉等仍用藉”。这里写“等”，就是还有别的词。似乎应该包括“蕴藉”。[干乾幹]条规定“乾坤、乾隆的乾不简化”，这是比较浅显的常识。有时候看见“干隆”乃至“干坤”，写作或者编辑人员知道应该是“乾隆”“乾坤”，当是检查校对时疏误所致。

相关的调整规定多不广为人知晓，宣传不够，没有引起应有注意。或者也涉及知识范围。如《简化字总表》[余餘]条注：“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馀。如文言句‘馀年无多’。”可平时很少看到用“馀”的。这个“可能混淆”，很不容易判断。我常说，知道会混淆的混淆不了，不知道会混淆的常常混淆。1986年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时调整了几个字。规定该写“像”的地方不再写“象”，因为这个字十分常用，而且“像”跟“象”意思有纠葛，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掌握。二十几年来还常见该写“像”的地方写作“象”，当编辑的常要改“象”为“像”。1993年9月国家语委批示，“熔化”以外的意思用“镕”。已经过去了20年，除了人名用字，出版物上极少见到“镕”，应该是“镕铸”等的，仍然写“熔”。料想这个“镕”字很难推开。人们习惯了用“熔”，何况出现在双音节词里，不致误解。实际是“鎔（镕）”的职能转给了历史不长的“熔”。“熔”义项增多了。

社会一般用字是相对稳定的层面，不宜频繁调整改动，也不能随意改动。1964年制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型表》里有由“钅”和“重”组成的“锺”，意思是希望跟“钟”区分，钟爱、钟怜、钟情等意思用“锺”，1981年制定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入。二三十年间，只见“锺”用于学者钱锺书的名字，其他“钟情、钟爱”等等并没有写“锺”。正式出版物上用非正式简化字“锺”属不正常；只用于个别人名，而不用于其他普通词语，是另一个不正常。

“一简对多繁”属于专业领域，不适于在日常社会语言文字范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