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类型跟什么有关？

基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文字类型跟相关的语言类型一致，文字类型取决于语言类型，就是，什么类型的文字，跟使用这种文字的语言类型直接相关。二十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汉字跟汉语的相适应。也就是汉字这种类型适应汉语的类型。那时候没有用“类型”两个字。

文字类型跟语言类型适应一致，这个看法很可能过于简单，客观上不能概括世界上各种文字与相关语言的情况。实际情况是，现在世界上多数语言采用拼音文字，而且多数是拉丁字母。于是有学者提出，文字类型是由文化类型决定的。文字类型跟文化类型有关系，某种文字类型跟某种文化类型有关。这个说法反映了当代世界文字的现实。把语言类型跟文化类型结合起来，研究考察文字类型，很可能看得比较全面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说，文字类型不是由语言类型决定的。这种说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常识范围。如果说文字类型与语言类型有关，也跟文化类型有关，可以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而文化类型决定文字类型，不是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这样的另一种单一决定论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语言类型跟文字类型的关系，持单一决定的观点。但是怎样证明文字类型只与文化类型有关，而与语言类型没有关系呢？

持文字类型是由文化类型决定的，而不是由语言类型决定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汉字拼音化，而且是拉丁化。按照这种说法，使用汉字的社会已经与汉民族本来的文化类型不相适应，而变得与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文化接近甚至一致。恐怕绝大多数说汉语、使用汉字的人难以赞同。中国人、外国人，成天谈论中国文化的特点，谈论汉语、汉字的特点。就是与西方世界不一样，不大一样，大不一样。而如果全世界都成了适应拼音文字的文化类型，大家也就成了一种类型，这样也就没有类型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同中有异，才叫社会。

对于采用万国语言（世界语）的言论，章太炎早有批评。这个问题比较明显，后来没有人再强调采用万国语言了。可是文字方面则有一些人长期坚持拉丁化，实际就是西化。章太炎1908年写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明确不赞成采用拼音文字，理由很简单：其一，文化发达不发达与文字拼音不拼音没有关系。其二，教育普及不普及与文字拼音不拼音没有关系。其三，汉字与拼音文字各有优劣：汉语是单音节语，只能使用汉字；汉语方言纷歧，要用拼音文字也不可能。这些道理很明白。然而，一些人知道章太炎的这些观点，却没有当作一回事，继续在那里热热闹闹地大谈拼音化。

西方文化广泛传播，遍布全世界。1926年钱玄同说过，“彼等所谓‘西方文化’便是现世界最较合理的文化，所谓‘西学’便是现世界最较近真的学术，这断断不是西洋人私有的东西”（《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人们把钱玄同的观点概括为“西方文化实际是现代的世界文化”，算得确切。钱玄同的说法很符合当时一部分人的认识。几十年前如此，当今依然如此。西方文化属于世界，人人可用。正确的态度是选取适合自己的部分、成分，实行“拿来主义”，而不是全盘搬用，化掉自己，把自己变成、化成完全西方的，西方类型的，与西方一样的；事实上也变不成。如果硬要变，硬要全盘西化，结果只能是变得不伦不类。20世纪前半期有关西化的讨论，沸沸扬扬，革命的政治家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文字类型也应该，而且只能在适合中国国情这样的框架之内。

非洲许多国家现在用的都是拉丁字母，却并非自己选择。当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现象，特别是语音现象相当复杂，不是26个字母可以完全表现的。用26个拉丁字母记录这些民族的语言，往往要在文字形式上加以变通，但还是有一些语言成分没有办法表达。现在所用的跟语言类型不相适应的文字不能完整地记录实际语言。这些地区的文字是欧洲殖民者强加给这些民族的：西非的豪萨语，在殖民期以前用的是阿拉伯文系统的阿贾米文（Ajаmi），后来英国人代之以拉丁字母。东非的斯瓦希里语，原用阿拉伯字母，德国人代之以拉丁字母。中美洲的玛雅语，有充分发达的完整的书写系统玛雅文。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摒弃实际是消灭了他们原有的语言和文字，强使当地人说西班牙语，用拉丁文字。现在当地只有少数人会说玛雅语，玛雅文则只有极少的残留。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现在菲律宾的国语他加禄语，都用拉丁字母，分别是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赏赐”的。所谓文化类型决定文字类型，只是问题的表面，客观上抹去了这些民族惨痛的历史痕迹。现在，就欧洲、非洲、整个美洲的文字类型是一致的，但是文化类型则是多样式的，如果说欧洲、非洲、美洲广大地区的文化类型也一致，那是掩盖或者抹杀了诸多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

17世纪的后金时期，参照回纥式蒙古文创制了现行满文：满族原称女真族，女真文是汉字笔画式的。这一改变大概是为了适应满语特点，并且跟汉字拉开距离，特别是在文字中消除汉字的痕迹。其中不无文化-政治因素。

20世纪20年代，苏联根据列宁的意见，为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式文字。到三四十年代，为与俄文字母一致，改为斯拉夫字母。使用拉丁字母的波罗的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1940年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没有改用斯拉夫字母；同年加入苏联，操罗曼语的摩尔多瓦改用斯拉夫字母；各加盟共和国，只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保留了原有的文字。人口很少的中亚地区东干人（19世纪后期从中国陕甘一带去的回民），1927年设计了阿拉伯字母，1932年确定采用拉丁字母，1955年最终改为斯拉夫字母。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哪一种更适合实际是汉语西北方言的东干语？我看还是汉字，因为他们说的是汉语西北方言。当然经过一百多年，东干语里杂有俄语和周边民族语言的词汇。

20世纪4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创造了斯拉夫式文字，代替了原来的回纥式蒙古文，1945年正式使用。我国的内蒙古则一直用老蒙古文（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斯拉夫式字母式自学课本，称为新蒙古文）。老蒙古文和新蒙古文，这两种文字形式，哪种更适合蒙古语？2002年在上海参加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遇到五六十年代在北大学习过的蒙古师范大学满娜扎布教授。她1938年出生，用新蒙古文已经习惯了。和她一起在北大学习的另一位同学罗布桑扎布年岁比较大，会老蒙古文，觉得老文字好，主张恢复老蒙古文。我不懂蒙古国的语言文字情况，无法评论。

土耳其由于信仰伊斯兰教，曾经采用阿拉伯字母。但土耳其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阿拉伯字母本不适应土耳其语。1928年，土耳其总理凯末尔（基马尔）主持文字改革，由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并加以调整，其中包含方便跟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民族交流的因素。对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土耳其语而言，用拉丁字母比阿拉伯字母相对较为适应。

同属突厥语族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用的是阿拉伯式字母，1965年实行拉丁字母方案，1982年恢复阿拉伯式文字。

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均属阿尔泰语系，使用变革文字的情况不同。属阿尔泰语系的中亚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和属印欧语系的塔吉克语，近代经历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的过程，1991年分别独立以后，继续使用斯拉夫字母式文字。这些可作为我们研究思考文字类型与语言类型关系的实例。

越南语是单音节语言。10世纪开始使用喃字（书面上写“字喃”，越南语的定语在后，实即“喃字”）。17世纪，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制定了越语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20世纪40年代中期正式定为文字方案。这种拼音文字，用26个拉丁字母，为适应越南语的需要，有的有上加符号，有的有下加符号；有上加符号的元音字母还要有声调符号，真是架床叠屋。书写很不方便。这一情况表明，26个拉丁字母至少是不完全适应越南语的。

过去南斯拉夫有六个共和国，其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操同一种语言，但克罗地亚用拉丁字母，塞尔维亚用斯拉夫字母。当时南斯拉夫出版的报纸，发布的文件，都同时用两种文字。塞族人口多，信奉东正教，取与同样信奉东正教的其他斯拉夫民族相同的字母形式；克族人口少，信奉天主教，取与其他信奉天主教民族相同的字母形式。字母形式不同，与民族乃至宗教信仰亦即文化类型有关。

日本语、朝鲜语与汉语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历史上日本、朝鲜却使用汉字，另一方面是现在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使用拉丁字母，都可以证明文字类型与文化传播有关。正因为汉字不完全适合日本语和朝鲜语，所以二者后来都分别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如今日文里还保留一部分汉字，如果全部汉字改写为假名，反倒不便，从而又证明这一部分汉字是适应日语书面表达的。二次大战以后，朝鲜半岛分为两个政权单位。南方保留了一部分汉字，北方则完全取消汉字。南方为什么没有完全取消？原因同样是保留一部分汉字比较方便一些；而完全取消，实际语文生活中有某些不便。日语、朝鲜语以及越南语都是音节语言，所以可以用汉字记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掀起文字改革的浪潮，一些人主张改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并且提出了种种方案，但都没有得到采纳。那时候，日本流行“脱亚入欧”的思潮，跟欧美的交流不谓不多，而最终没有采用罗马字，仍然保留假名加汉字的文字形式，明显是从文字类型与语言类型相适应出发。只是“二战”后采取了限制汉字数量的措施。日本罗马字会1885年提出了《日本罗马字拼音法》（即所谓“黑奔式”），该方案的原则之一是“服从语言”。这个“服从语言”的原则，跟现在说的文字类型与语言类型有关是一致的。就拿前述东干话来说，它是汉语北方话的一种次方言，恐怕还是用汉字合适，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先用与东干话并不适应的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后用同样不适应的斯拉夫字母。这当然可以归结为文化因素。这个“文化”里包含了极强的政治因素。20世纪50年代为中国国内的兄弟民族创造文字，曾经一律采用拉丁字母，与其情况类似。

主要流行于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跟印地语实际是一种语言，从语言分类的角度说，乌尔都语是印地语的一种方言。操乌尔都语的人信奉伊斯兰教，采用阿拉伯系字母。印地语则用天城体梵文字母。而孟加拉文、缅甸文、藏文乃至泰国的暹罗文、柬埔寨的高棉文等，均直接间接脱胎于梵文。或因宗教信仰，或因地域影响，总之属广义的文化影响。但互相之间的文化类型并不相同。

现在拉丁美洲各国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自然也使用西班牙、葡萄牙所用的文字，但是这些地方的原住民本来是用自己的语言，有的未必有文字。现在整个拉丁美洲都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文字类型与语言类型、文化类型倒是一致了，可是从文化上来说，丢失的是拉丁美洲民族的固有文化，他们牺牲的岂止是自己的文化特征！即使是现在，也不能说拉丁美洲跟欧洲同属一种文化类型。讨论文字类型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文化类型，应该包括语言类型，1922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述的三种文化（中国的，印度的，欧洲的）远不能概括。

非洲大多数国家是“二战”以后陆续独立的，这些国家独立前的几百年间，殖民者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字来记录当地民族的语言，并且向当地人推行。这些非洲国家没有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字。创造文字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德国J.G.赫尔德（1744—1803）《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说：“在造物主创造的无比广袤的世界之中，一种属于原始、自由的生活的语言在形式上尚未受到规则的束缚，它还没有书籍和文字，更没有所谓经典作品。”（95页）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古迪（1919—2015）认为，文字书写关乎人类文明的进展。他说，非洲长时间没有文字书写，所以社会长时间不发达。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社会不发达导致没有文字书写。总之，文字的使用与社会的进步发达直接关联。就是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使用拉丁字母确实与文化传播有关，但它背后隐含着许多复杂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一些国家是在采用适合于他种语言而未必适合本国语言的文字作为自己的文字。

还应该补充的是，现在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的文字，乃至西班牙文、德文、法文、瑞典文、捷克文等欧洲大语种或较大语种的文字，都有变写字母或者加符号的字母。有调整-改变的文字的比纯用26个字母的文字多。调整-改变正是为了适应自己的语言。至于一些非洲语言中的嗒嘴音、缩气音、挤喉音辅音等，并未用拉丁字母准确地记录下来，也就是现行文字没有能够完全准确地记录语言。所谓文化传播，往往包含有非语言文化的因素，如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语言使用拉丁字母，是殖民者强加的。苏联文字史学家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论述不同社会集团对文字的影响时列举了一些例证，如高加索、小亚细亚以及北非采用“与这些民族的语言格格不入的阿拉伯文”，是“人为地强行推行”的（517页）。有的语言学家主张把作文变成“写话”，就是口头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文字不能准确记录-表达语言，“写话”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至少一部分国家的语言，口语跟书面语有距离，难以完全做到作文变“写话”。

世界上已经有了几种文字类型以后，再为某些语言创制文字，往往甚至只能在这几种类型当中选取而根据语言情况适当加以变化，几乎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就是近世纪以来产生的各种文字脱不出已有类型。前述原来使用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便是一例。研究文字类型，我以为应该以比较古老的文字为对象，研究它产生的机制。比方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何以创造了方块汉字，而不是其他类型，明显跟汉语是音节语，而且同音节多语素直接相关；这是不便采用拼音文字的根本原因。伊斯特林说：“贸易上的利益、贸易记事和计算的需要，要求一种最便于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上引书，530页）于是产生了腓尼基音素文字。他从语言方面加以论述：“腓尼基语的丰富的辅音成分，以及几乎所有腓尼基词都是从辅音或半元音开始，这两种情况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上引书，267页）

如果认为某种语言选择某种文字作为方便适用的书写符号，就应当认为该种文字的类型与语言类型相关；或者反过来说，该种文字的类型是由该种语言类型决定的。这种原始的、朴素的看法，应该认为是符合实际的。文化类型对文字类型会产生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近世一些民族使用拉丁字母，并非出于情愿，并非该民族自己选择，多是政治影响所致。

我的认识很简单：文字的类型是由语言类型和/或文化类型决定的。“和/或”的意思是，可以取决于其中一种，也可以同时取决于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