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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源自西部山地的河川搬来了大量的泥沙，堆积在这片古老的岩层上，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山麓洪积平原。随着平原逐渐向东推进，海水也参与进来了。海水本来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出现的，它用澎湃的潮头阻击河川的入侵，然而也正是这种抵抗孕育了新的陆地，正如女人对男人的抵抗孕育了新的生命一样。西部的河川和东部的大海，还有太阳、雨水和风，从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联袂而来，在冰川期的处女岩上一点一点地进退，一层一层地涂抹。河水挟带的泥沙在海水的阻击下步步为营，沉淀为淤泥，淤泥又风化为绿洲。经历了创造的冒险和爱的妥协，最后，河川以其锲而不舍的韧性战胜了大海，大海在退却中留下了一大片冲积平原，就像情欲和爱慕消褪以后，剩下的只有理性的后果。沧海桑田的变迁，由数百万年前的古生物用遗骸写在那厚达一千多米的堆积层里，地质学家们把它们称为化石。

这则古老的故事大致从新生代第四纪就开始了，而且至今还在延续下去，它是属于华北平原的。

现在，大运河就沿着华北平原的南部边缘迤逦而行。从临清到德州，这一段称为卫河；自此以下到天津，习惯上则称为南运河。对于大运河的整个生命来说，现在刚刚走过了三分之二的历程。和黄河那一段欲生欲死的纠缠有如梦魇一般，想起来还令人后怕，当然也免不了有几分惆怅。过了南旺水脊，它就进入了另一条大河的领地海河流域。海河不像黄河那样乖张任性，因为它只是几条河流松散的联邦。联邦制的最大弱点是各行其是，很难产生统一的意志，等到它们在天津附近抱成一团时，却已经离大海不远了。走在它的视线里，大运河尽可以笃悠悠地信马由缰。海河有如一个失去了激情的忠厚长者，它给予远方客人的是那份有如秋阳一般的温煦和安宁，却无法给予它多少新鲜奇崛的刺激。在这里，连远近的风景也是千篇一律的，质朴得近乎单调，有一本县志里这样说：

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夸诈，民醇俗茂，悃幅无华。

这一幅卫运河沿线的乡土风情画，大抵出自当地的那些耆宿名流之手，如果他们不是太谦恭，就是因土生土长而熟视无睹，没有看到在那“平坦质实”的表象下，同样跃动着生命的风姿和壮彩。真正的华丽和丰富都是以最朴实的面貌出现的（所谓“大象无形”就是这个意思），这里一切的诗意和美，都像土地那样，以一种素面朝天的形态袒陈无遗。即使是一支贫穷的歌谣，也深植在土地的根部。大运河从这片土地上流过，流走了野花和萤火虫的梦，还有一代又一代关于乡土的传说；流不走的是两岸那欢快而忧伤的灵魂，坚韧执着的生活信念。如果你具备了诗人的慧眼，你就会看到，在故乡寥廓的天空下，所有的生命都像庄稼那样，憋足了劲向高处迎接阳光，向深处倾听土地的声音，出落得那样鲜活饱满。一年四季，大自然不同的动静声色，各种生命个体独特的生存智慧和表演，还有大平原上欢快的谣曲和梦幻气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上苍导演的一幕大剧，而永恒不变的背景则是北方的村庄。运河上的风帆掠过村庄的土布衣衫，村庄像怀着希望的少妇，在旷野的晚风中，默默地守望……

北方的夏天和江南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多了几分干爽，少了那股沤水田的腐烂气息，蝉噪虫鸣也一样的热闹，它们是夏的吹鼓手，而且总是那样乐此不疲，若以单位体积所能发出的音量而言，蝉在动物界应当是名列前茅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它那旺盛的生命力是来自能够蜕壳的特异功能，当衰老的生命影响了它自由自在的吟唱时，蝉就把它变成一只壳甩在了身后，而飞出去的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的生命。在徐州狮子山的汉墓中，我曾看到那一摊腐骨中有一只玉蝉，解说员介绍说，这是下殓时含在死者口中的，死者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到了另一个世界还忘不了要像金蝉脱壳一般获得新生。蝉是能够在蜕壳中再生的，这极大地诱惑了孩子们的好奇，于是，每年的夏天他们都要重复这样的童话，在某个月色很好的夜晚，他们躲在瓜棚下或高粱地里，企图偷看金蝉脱壳的秘密。但结果总是不能如愿，原因是他们缺少足够的耐性，等不了多久就睡着了做一个散发着草叶香气的清凉的梦。第二天早上醒来，摸着一头雾水打量四周时，却见不远处爬着一只亮晶晶的蝉壳。新脱下的蝉壳，有一种温柔似旧的光泽，惟妙惟肖地保持着一个歌唱家谢幕前的姿态，连翅膀上的纹饰和脚上的茸毛也纤毫毕现。它爬在一张叶片上，似乎冷不丁还会叫起来。孩子对着它呆看了一会，把它摘下来，作为守夜的副产品带回去。在整个夏季，他们都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寻找蝉壳上。到了秋后，那蝉壳积了满登登的一蚕匾（也可能是竹篮或木桶），就拿到镇上的中药铺去卖掉。药铺的伙计让你自己把蝉壳每十只拢成一堆，他是论堆儿付钱的。于是，在剩下的那个冬季里，母亲的针头线脑和父亲的旱烟钱就差不多了。

在《本草纲目》中，蝉蜕用于解热镇静，而且还能治疗音哑，只要联系到蝉的生存环境和它那歌唱家的秉赋，你就会觉得，中医的药理其实是相当朴素的，吃什么治什么，如此而已。

小镇上的中药铺不光收购蝉蜕，还收购很多小动物的遗骸，例如蜈蚣。蜈蚣俗称百脚，有极强的毒性，不小心被它叮一口，虽无性命之虞，但也要让你疼得一昼夜合不拢嘴。蜈蚣平日里很少见到，但成心要捉也不难，那捉法很有意思，其中所体现的某些物种之间冤冤相报的古老情结，或许会让人们为之惊悚的。谁家的公鸡被黄鼠狼咬死了，主人将它烫烫洗洗，斩斩剁剁，香喷喷地烧了一盆。有了菜，汉子自然还要喝点土烧酒的。吃完了，酒壶一推嘴一抹，对着满地的鸡骨头丢下一句话：别扫，逮百脚哩。便兀自睡觉去了。夜里灯一熄，四面八方的蜈蚣果然闻“风”而至，因为公鸡是它们的天敌，天敌的气味是深入骨髓的，对天敌的仇恨也是深入骨髓的。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它们要围着满地的公鸡骨头通宵狂欢，举行盛大的庆典。第二天早上，汉子便削一把两头尖尖的篾片，一根根弯成弓形，牵着蜈蚣的头尾绷紧了，挂在屋檐下慢慢地阴干。当然，过些日子也要拿到小镇上的中药铺去的。蜈蚣的遗骸在瓦片上焙干研碎，可以治疗蛇头疔、搭背之类的恶疮。万物相生相克，这是自然界无所不在的哲学，它们是乡村中最伟大的教父。生存竞争对于物种繁衍的意义，并不是从达尔文才开始的，达尔文只不过用论文的形式把它定格在科学史上，但他的发现肯定要比乡野村夫们晚了好几个世纪。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运河两岸所有的生命都像植物的叶片一般在月光和露水下舒展开来，即使是一只不起眼的癞蛤蟆，也忍不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风从河面上吹来，如同光着脚板的孩子，在布满车辙的村路上走走停停。夜泊的航船上有人在吹奏一种什么管子（不是笛子，也不是洞箫），那声音贴着水面滑过来，朦胧如烟，幽怨如诉。月亮像铜锣掉在水里，招引得萤火虫上下乱飞。就在这时候，那盏刮蟾酥的灯笼有如鬼火一般飘过来了。若是在远处，你很难从萤火虫中把它分辨出来。癞蛤蟆都是蠢货，被灯光一照便不动了，一副束手就擒的可怜相。那提灯笼的汉子便伸手稳稳地捉住，用小刀刮破头顶最大的一颗瘊子，刮出里面那滴白色的乳状物，装入瓶子里。那白色的乳状物就是蟾酥，也可以入药的，内用药理不详，乡民们只知道外用时能引起溃烂。有的人家牲口病了，十服八服草药灌下去还不见效，眼见得是不行的了，就狠一狠心，用蟾酥，这是以毒攻毒的意思，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意思。方法是在牲口身上选一处不大要紧的地方—一般是耳朵—划破，塞进几滴蟾酥，那地方便开始溃烂，直到那只耳朵烂光了，又在另一只耳朵上如法炮制。待两只耳朵都烂得差不多了，牲口内里的毛病反倒轻松了不少。原因是五脏六腑的病毒都从那溃烂的地方“发”掉了。病毒憋在体内总要生事作耗的，找个由头让它发，发掉就没事了。这叫恶疗，用于某些慢性病时，往往有奇效。但牲口肯定是活受罪，特别是大热天，创口生蛆发臭，惨不忍睹。主人只好一边用蟾酥让它“发”，一边用黄豆给它补。黄豆用儿童—当然是男童—的小便浸泡过，童尿是大补，这在中医上是有说法的。这样个把月下来，牲口的毛病也好了，精气神也恢复了，照样耕田拉车。运河上的艄公若看到岸上的某头牲口没有耳朵，样子有点怪异，往往大惑不解。他们是南方人，对北方大平原上这种朴素的智慧是无法理喻的，如同他们无法理喻北方那能够熊熊燃烧的烈酒和总是攥着拳头生长的高粱一般。

大平原上的日子是平静的，这平静是一种默默的孕育和沉淀。高山大海可以给予你性格，平原给予的则是生命的乳汁。简朴的大地上，雨水顾盼耕耘的斗笠，打谷场上的连枷和碌碡克制着欲望，木轭牛车筚路蓝缕，蜜蜂的酿造和夜莺的歌唱也从来不图报酬。村头的老槐树高大而威猛，却一点也不张扬，它的使命只是为了帮助村民们度过饥饿和灾荒，或者为运河里的航船提供航标，透过它的树桠，你看到的是一片苍老而又平静如水的天空。一只鸡婆在村路上狂奔，它尾巴上绑着一支高高的彩旗，有如招魂的灵幡，鸡婆被那怪物吓得张皇失措。猛跑了一阵，蓦然回首，却见那怪物仍旧在身后招摇，又惊叫着开始新的一轮狂奔，连平日里不可一世的黄狗也只得退避三舍。它就这样在村子里狂奔不息，直到从做母亲的憧憬中清醒过来。这是它为自己的浪漫情感付出的代价，因为它想抱窝做母亲，孵育新的生命，而主人却不愿意浪费这个产蛋的季节，于是就用这种法子把它吓醒。如果吓不醒，那就只好用红带子捆在长凳脚上，几天不给吃喝。毕竟温情脉脉的憧憬敌不过生存的欲望，它只得放弃爱的权利，去做一个平庸的产蛋婆，没有期盼也没有欢乐。当然也有的人家会成全它的梦，一般的做法是和邻居家凑份子，一方出抱窝的鸡婆，一方出色蛋（指公鸡交配后所生的蛋，这个词很有意思），孵出来的小鸡各得一半。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只鸡婆便沉浸在做母亲的温馨中—当然还有几分矜持—一举一动都不胜娇贵，完全是初为人母的作派。有时候，顽皮的孩子会偷偷在孵桶里塞进两只喜鹊蛋，那是他们从大槐树上的喜鹊巢里掏来的，到时候就会孵出两只小喜鹊。但这种小插曲不常见，常见的是，当老鸡婆领着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出游时，其中或许会有几只扁嘴阔蹼的另类，那是小鸭。因为鸭是不负责任的浪荡子，要靠母鸡给它孵育后代的。母鸡对小鸭并不歧视，照样会教给它们生活的常识，为了护卫它们也照样会奋不顾身。在它看来，那也是自己的子女，只不过长得丑一点罢了，但那又有什么要紧呢？老鸡领着小鸡（有时还有小鸭），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徜徉，从它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中，你可以体味出不同的情绪：疼爱、撒娇、训斥甚至争吵，生命的赞美诗像阳光一样，铺陈在这片洋溢着幸福感的草地上。四处静极了，连蒲公英也收起了小花伞，这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它们的声音。

日子安然如常，在平淡中一天天逝去。窗格上的生肖图案，陈年草垛上升起的月亮，磨坊里梦呓般的吆喝声，篱笆墙上风干的葫芦和屋檐下红得耀眼的辣椒串，老人孩子捧着烤得焦煳的红薯，满脸都是夸张的甜蜜。这些琐屑细碎的情节栖息在大平原的每个角落，千年万载地永不褪色。

大概只有那难得一见的给牯牛去性的场面，才勉强算得上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

骟牛都在秋后，田净场空，牲口没有多少活了，剩下的那个冬季又足够它将息的。骟法分生骟和熟骟，区别在于对刀口的处理，生骟是用麻线一扎了事，熟骟则是用烙铁慢慢地烫。生骟利索，但容易感染，一感染牛就败了力，从此吃不得重活。熟骟的时间长，牛也遭罪，但比较保险。

一般都是熟骟。

那场生命的洗礼交织着血与火的残酷。牛是有灵性的，先前拴在场边时已在默默地流泪，全没有平日那种雄赳赳的气概，让围观者伤感得唏嘘不已。等到小火炉上的烙铁烧红了，骟牛的汉子便扳倒酒壶，仰天猛喝一口，却并不咽下去，只潇潇洒洒地喷在刀刃上，然后将那柳叶尖刀衔在嘴里，口齿不清地指挥人们用粗麻绳套在牯牛的腿上，拍着牛屁股喝一声“驾”，牛的前腿刚刚抬起，人们便发一声喊，将绳子往后一拉，那两条前腿当即齐齐跪下；于是再发一声喊，将后腿如法撩倒，那牯牛便一堵墙似的扑下来，任凭人们把它的四只脚捆在一个点上，像一只倒在地上的陀螺，再也挣扎不起了。

操刀的汉子却并不急，先绕着那畜牲审视一圈，一边和围观者开着粗俗的玩笑，完全是一副大将风度。插科打诨之间，突然一把抓住那雄性象征物，一道白光闪过，另一只手果断地一握，那两块内囊便冒出来了，随手往地上一扔，但立即有血从刀口喷射出来。汉子也不打话，只是紧紧握住，一边接过火钳往刀口上一靠，只听得嗞的一声，先有一缕轻烟弥漫开来，随即便闻到一股带焦味的腥臭。牯牛的哀叫渐渐变成了呻吟，那声音有如老妇在粗砺的砂石上磨刀一般，断断续续的，越发凄楚可怜。

熟骟讲究的就是烫的功夫，只见那汉子斜睨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瞅定那一处，慢条斯理地运动手腕，或平平地滑行，或定定地旋转，举止之间总有一种韵律感，似乎他手下不是一块血肉之躯，而是一块没有灵性的坯料，任他精雕细琢的。烫一阵，换一块铬铁，必要将那刀口烫成皱巴巴的一撮，像包子褶一般，且滴血不见了，才肯罢手。

接下来便让人拉出去遛，若遛不到那功夫，血淤住了，牛的筋骨便亏了。

一个雄性的生命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阉割了，剩下一个只知道出力流汗的驯服的工具。经过阉割的牯牛空长得一身好膘，但它的生命中是没有激情和色彩的，它已经没有资格称为公牛，那么就给它一个暧昧点的名字吧：犍牛。

每年的秋后，卫河两岸总不少了几次这样的仪式，就像每年开春总要举行迎种赛会那样。

德州是大运河上的四大粮仓之一，其他三座分别是淮安、徐州和临清。称之为粮仓并不是说这里出产的粮食多，而是囤集的粮食多。选择德州建仓，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事。

永乐是个暴君，又是在历史上很做了几件大事的，其文治武功对整个明代影响甚大。自元朝初年南北大运河开通后，经过元末的战乱，加之明初定都江南，大运河在山东境内大多淤塞，到了永乐年间才重新疏浚通航。德州的崛起，大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德州，与大运河有关的遗迹，除去那些屯粮的“仓”、“厂”和驻兵的“营”而外，就是城北的苏禄国东王墓。

苏禄国东王是永乐年间来到中国的。永乐是一个眼界高远的帝王，他执政期间的一个重要举动，就是取消了洪武年间“一片木板也不准出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武装船队游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在于通商，而在于炫耀王朝国威，以取得沿途小国对明王朝的臣服和进贡。苏禄国东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一行人在北京住了二十七天，然后沿着新疏浚的京杭大运河回国，途中东王病逝，葬于德州。这位来自南洋岛国的亲王枕着大运河的波涛安息在异邦的土地上，大运河浩荡南下，一直流入大海，这波涛与他的祖国是相通的，他在这里不会太寂寞。

东王病逝后，当时留下来守陵的人便世代居住于此，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国籍，朝廷赐以“温”“安”二姓，这除去含有“温饱”和“安居”的意思外，恐怕还体现了希望与邻国温良和睦相安无事的对外方针。确实，除去在少数几个时期而外，中国的历代政府一般是不大喜欢对外生事的，这个性格内向的农业王朝，既缺少一种广阔的想象力，也并不感到外部世界有多大的诱惑，只要别人承认他天朝上国的至尊地位，隔三差五地来朝觐进贡，让他们面子上好看，这就够了。

德州郊外北营村那些温姓和安姓的居民，现在已传到二十代以后了。他们生活得很平静。离东王墓不远还有一座清真寺，是他们做礼拜的场所。时间可以同化他们的血统、语言和生活习俗，但宗教信仰的旗帜却不会轻易因时间而黯淡，因为，那是潜藏在他们血缘深处最神秘的母语。

郑和的宝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消失之后六十年，西方才有了哥伦布的远航，而且船队的规模与郑和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哥伦布却要大得多。这种错位使我们想到爱伦堡的一句名言：“在决定性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幸福的。”十五世纪末期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前夜，方兴未艾的淘金热加速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进程，这种赤裸裸的利益驱动，使得哥伦布的远航充满了贪婪和冒险精神，在他们野蛮征服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一种远离传统秩序的强悍的生命力。而郑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历史上的明王朝是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郑和的举动，只是某个帝王例如朱棣个人的胆略和性情使然，但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这时已开始从烂熟走向衰落，失去了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朱棣死后，他的孙子朱瞻基勉强主持了最后一次远航，终于敌不过手下那一班儒臣的鼓噪，下令把历次远航的所有重要档案（包括航海图）付之一炬，以防后人仿效。

所有的史书对此都一笔带过，根本没怎么当回事。中国历史上烧的东西太多了，几张航海图只是毛毛雨，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么就烧吧，烧它个片纸不留。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太监郑和是无后的，他的航线上也不会有后来人了。

事情很简单，郑和下西洋纯粹是一场政治示威，其支出亦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种一味消耗国力，摒弃了商业利益的远航注定了是难以为继的。虽然郑和的船队也带回了西洋的香料、珍宝、油膏、药材及珍禽异兽，但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只能点缀宫廷生活的色彩，不可能进入大众市场，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利润。因此，一旦决策者的政治趣味发生了倾斜，远航便寿终正寝，顺便还要掷过来一顶“暴政”的帽子。政治上的争论有时很无聊，孰是孰非全凭专制帝王个人的好恶。这场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轰轰烈烈的远航，最后就这样化作了几缕轻烟，消失在中世纪的沉沉夜色之中。

稍稍开启的国门又关闭了，中国错过了一次迈入海上强国的契机，一个面向内陆的农业王朝与海洋文明失之交臂。从此以后，一直至十九世纪末期，历代的统治者不敢再向大海迈出一步，他们的生命精神如此萎顿，甚至连只能算半个男人的郑和都不如。在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基本上无海军可言，它那新月形的海岸线如同一块冗坠的软腹部，只等着西方列强的舰队来随心所欲地宰割。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也许，一切都是从朱棣的迁都开始的。

苏禄国东王来到中国时，明王朝正在为迁都忙得焦头烂额。鉴于漠北元蒙残余势力的侵扰，朱棣将大本营进抵长城脚下，无疑可以震慑北部边关。况且北京是他的肇迹之地，一切都是肌肤之亲的。“靖难”之役后，他又在南京杀人太多，新鬼烦冤旧鬼哭，心里总觉得不那么踏实。因此，迁都北京自有他的道理。一般的史家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迁都为标志的军事上的战略北移势在必行，包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那封面上的两句广告语是：震撼的史观，不一样的史笔），也称之为是“一次进取性的措施”。加之南北大运河的疏浚贯通，自秦汉以后又一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组织文化精英编撰煌煌巨帙的《永乐大典》，明王朝似乎很有一点开天辟地的气象。

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东西方世界冲突的广阔背景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后之所以逐渐落伍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自明代以后长期停滞不前，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次迁都有关。

为什么要把都城安放到北方去呢？不错，北方那灰色的没有层次的世界更适合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的统一，那里刻板的精神范式与权力话语也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但中国的历史到了明代那个时候，已不光需要登高一呼和金戈铁马，它更需要一种高远的眼界，而封闭且贫瘠的北方却不可能具备这种眼界。迁都，不仅是把先人留下的坛坛罐罐搬到北京，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王朝的风水由脚踩长江面向大海转为背靠长城面向内陆。南京是一座多么理想的都城啊！所谓虎踞龙蟠六朝金粉且不去说它，更重要的是它那开放的处势。从南京沿长江顺流直下，不多久就是大海，你的风帆不管驶向哪里，迎接你的都是海阔天高的世界。自南宋以来，东南沿海就一直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作坊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中最有希望滋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南方有嘉木，这“嘉木”首先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那是一个有利于人们在面对世界时产生丰富的憧憬和想象力的地方。定都于此，正可以雄视东南，呼吸海洋文明的气息。南京西北的沿江地带古称龙江，十五世纪初，这里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在这里建造的，那些宝船的规模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可观，旗舰和主力舰长达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可载一千多人。而在那个时候，执欧洲造船业牛耳的威尼斯王国还造不出吨位很大的船，因为他们对巨舰下水前往往因不胜负荷而破裂感到束手无策。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者在龙江发现了一根宝船的舵杆，经过估计，其舵叶的高度当在五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初的宝船是何等崇宏伟岸。那些艨艟巨舰本来应该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把我们这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带向一个崭新的世纪。可是没有，恰恰相反，船厂附近人们祭祀郑和的静海寺，后来却成了《中英南京条约》签字的地方，在航海英雄郑和的塑像下，清政府的代表战战兢兢地画下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第一笔。

永乐十九年，朱棣力排众议，把都城迁到北方去了。随着王朝的中枢北移，大运河又焕发了它的第二青春，而郑和下西洋却终止了。一个东方古国的血脉在自己的身体内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有如一个晚景不错的老人，它心宽体泰，血气饱满，很自足也很滋润。但它与一个更大的母体大陆或海洋另一边的世界的联系却被剪断了，长此以往，它将在漫天沙尘的北方因封闭而僵死，因僵死而成为化石。

南京成了陪都，这个“陪”是安慰的意思，也是装点门面的意思。虽然六部九卿的体制还在，但衙门上灰尘日厚，没有多少事可干。明朝人所撰的《紫桃轩杂缀》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很能说明陪都的清冷。

陪都的各大衙门大多无所事事，其中尤以专司祭祀大典的太常寺最为闲寂，终日里只知醉眠坐啸，所谓太平官是也。某日，忽传门柝甚急，询之，乃是南直隶的宣州送来一道公文。究竟有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今年春季多风，吹坏了当地梨花，地方官深恐有妨秋间太庙荐新之需，所以报请太常寺及早另觅供应之地，以免临时误事。萧闲岑寂的冷衙门，一年中难得有几件大事可办，得此点缀一番，总算也不致使人完全忘记南京城中还有这么一个衙门在。当时担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某公看完公文，不由得拈须一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吟诗一首以纪其事，诗云：

南京冷落如此，除去春风吹坏了梨花，还有什么值得打扰的呢？

但朱棣冷落的不仅仅是南京，而是整个南方，他把南方的子民和土地都拴在大运河上，让它们连半点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从杭州到德州，大运河已经很疲惫了，再往北去，河道更加逼仄。它负载着南方的青山绿水向北方进贡，虽步履踉跄却不敢稍有懈怠。

下雪了，北方的雪有一股狂野的气势和覆盖的天赋，起初还能听到它在落叶上的飒飒声，那是两个苍老的季节之间礼节性的问候。但转眼间已是漫天皆白。四野茫茫，朔风萧萧，大运河像大地母亲身上的一道创口，只有它的颜色是清晰可辨的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菜色”的苍黄。

沧州在漫天风雪中接受一个南方游子的解读。

真好！记忆深处的沧州就该是这种氛围，那是定格在风雪中的一派肃杀之气，有一种冷冽的凝固感，就像苍劲的北方汉子，脸上满是沧桑和沟壑。记忆中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亲身经历的，其实我以前从没到过沧州，这记忆来自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至今还记得在林冲去草料场的路上，那一段关于风雪的描写：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四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大都很简约，如果让现在的哪位仁兄去写，这么一段关乎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的大背景，不知要怎样洋洋洒洒地铺陈呢。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施耐庵那种看似很不经意的笔法来得传神，只寥寥数句，气氛就出来了。

这就是沧州。在宋代，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自然是很荒凉的。荒凉是因为水的缘故，这里是九河下梢，又濒临大海，海潮来时则洪荒遍野，汪洋恣肆；海潮退去又遍地盐碱，古漠苍凉，不然施耐庵怎么会把这里称作“远恶军州”，又怎么会把林冲发配到这里来呢？要说历经沧桑，这里才是最有资格说的。林冲看守的那个草料场，我想大抵就是海滩上生长的茅草和芦苇，茅草是军马的饲料，芦苇则是军队的柴草。沧州古称长芦，著名的长芦盐场即因此而来，从这名字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初那海潮进退，芦荻萧萧的景况。为什么要把草料场放在这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里是北宋王朝和辽帝国对峙的前线，沧州南面的东光，原先叫定远军，西面的肃宁和蠡县，原先叫平虏军和宁边军，这些地名都是杀气腾腾的，带着浓重的军事色彩，分明有撩打的意思。事情也正是如此，宋太宗两次北伐，都和辽军在这一带反复厮杀，打了二十多年，却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样到了真宗时，就只好坐下来和人家讲和，签订了“澶渊之盟”。仗不打了，地名也跟着改，定远军改曰永静，平虏军改曰肃宁，宁边军改曰永定。地名改了以后，宋辽之间大约有一百余年相安无事。所以那管营叫林冲去守草料场时，说是“抬举”他，因为边关无战事，那草料场每月只是纳草纳料，还有些常例钱寻觅，是很闲散的差事。

沧州水多，便有了镇水的铁狮子。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铁铸的兽类来镇水，是不是在八卦中兽为坤象，坤为土，土胜水的缘故。我说不准。最常见的是铁牛，也有虎、羊、犬，甚至还有鸡，我怀疑那是用于贿赂龙王的，给它准备的牺牲。据说沧州的铁狮子体阔近丈，重约四十吨，铸于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是全国现存铁狮中最大的一座。我在前面说过，中国有资格被称为“最大”或“最早”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多了就掉价，因此，那座“最大”的铁狮子至今仍被遗弃在乡下的旷野里。人们遗弃它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沧州已没有水了，那曾经滋润了元明清数代历史的南运河也干涸了，成了鸡飞狗跳的舞台或尘土飞扬的大道。既然没有水，还要那镇水的劳什子干吗？再镇下去，可就连人畜的饮水都成问题了。在沧州的大街上，我一路目睹了沧州人在风雪中狂欢的景象，那是一种对水的激情礼赞。毕竟生命是离不开水的，没有水，还说什么根深叶茂蓬勃亮丽？还说什么春风杨柳雨露滋润？还说什么男人的英气俊朗女人的温婉可人？在这漫天飞扬的大雪下，所有的生命都像接受洗礼一般舒活绽放了。男人们多少还不失矜持气度（不然他们就不是男人了），他们只是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双手插在口袋里，把衣领拉得老高，很有风度地作哲人般的沉思，一边欣赏着自己脚下那很好听的节奏和响声；或者仰起头，让雪花抚摸着自己粗糙的面孔，那目光中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男人的温柔是很少流露的，除非是在把头埋在母亲的胸前时，现在这些男人就有这种感觉那是做儿子的感觉。女人们呢？她们是天生的水性，没有水，她们就整个儿蔫了。光说“蔫”也不对，有时候她们会表现出一种男性化的浮躁和专横，甚至霸悍，其实，那正暴露了她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对水的渴望。现在，一场大雪让她们重新找到了做女人的感觉。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雪地上大呼小叫地追逐，一个个疯婆似的，几乎可以用纵情声色或无法无天来形容。有一个穿大红滑雪衫的女孩子甚至即兴制作了一块简易雪橇，让同伴们拉着她在雪地上奔跑，一路意气风发，完全是叱咤风云的气概。等到那雪橇翻倒了人们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只画夹，里面有几张关于春天的水彩画，绿肥红瘦地散落在雪地上。时间已是下午五点，在冬天，该是暮色低垂了，但是有雪映衬着，四处还不见黑，反倒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明亮。下班的人流从各个路口涌出来，加入了这狂欢的庆典。自行车碰撞的概率明显增加了，但即便是撞得人仰马翻，纵横捭阖，双方也照样嘻嘻哈哈，一点也不介意的，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侠义风范。要是在往常，这马路上不知又要收获多少掷来掷去的脏话。大雪把所有人的心灵都洗涤得无比洁净，使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大度、乐观、善解人意，既富于童心又不失绅士风度。

沧州已有好几年没有下过像样的大雪了，在这座北方城市，雪，竟然成了大自然难得的馈赠，偶一施舍便让人们亢奋不已。久违了，这正宗的燕山雪花；久违了，这轻蹈于天地之间有如诗人笔下的狂草一般的北国之雪。

在沧州的旅馆里，我对着地图寻找古运河的踪迹，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地图上的大运河有一种中国美学中传统的对称美。你看，它的最高点南旺水脊恰恰处在中点的位置。以南旺为对称轴，那么，与太湖平原对应的自然是河北平原，与钱塘江对应的则是海河。而南北两个端点上的杭州和北京，都是香车宝马型的古都，在历史上也差不多是等量级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有些错位罢了，从端点过来一点，同属于暴发户的那种，散发着近代商业气息和殖民气息的，是上海和天津。再过来一点，色调变得古朴了，有点斑驳的意味，在南端的是苏州，在北端的则是沧州。

沧州能与苏州相提并论吗？

能，至少有一点它们是可以匹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自明清以降状元出得最多的州府。

苏州出的是文状元，沧州出的是武状元。

如果说苏州是江南的诗词坊，那么沧州就是北国的演武厅。

沧州武风腾蔚，这里所说的“武”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即所谓舞枪弄棒、弓马骑射一类。其实，说起中国的武术，人们自然便会想到沧州的。

先说几个人给你听听。

清朝初年的义军首领，以“盗御马”而名动四方并成为传奇小说素材的窦尔敦何许人也？沧州人。

在京师擂台上力胜不可一世的沙俄拳师，受到康熙题匾嘉奖的武师丁发祥何许人也？沧州人。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江湖知己，人称“大刀王五”的义士王子斌何许人也？沧州人。

光绪年间著名的盛兴镖局掌门人，曾任清廷武术教头的双刀李凤岗何许人也？沧州人。

这几位都算得上是武林中风云一时的高手，但遗憾的是，他们都不曾中过武举，更不用说武状元了。

就像苏州状元中绝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或学者一样，沧州状元中也绝少真正意义上的武林高手。状元这玩意其实也就是玩个技巧罢了—比别人更善于应付那一套考试的游戏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实在难说。但捞一副顶戴倒是实实在在的。不过往往也就是这一副顶戴阻碍了他们走向更高的境界。想想看，就算你原本有一身好力气，几套拳脚功夫，可一旦中了状元，赏你个乾清宫带刀侍卫之类，每天仪仗似的跟着皇帝走来走去，进门一个喏，开口一声喳，长此以往，膝盖也软了，嗓门也细了，功夫上自然不会有什么长进，终因缺少某种精神而走向平庸。真正的高手其实都在江湖上。江湖风波险恶，是高手们竞争和决斗的生死场，没有几手真功夫是很难立足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精神在这里粗砺的阳光、土地和风沙的背景上根深叶茂。沧州地瘠民贫，这种地方不出产财富却出产舞枪弄棒的壮汉，而膏腴脂丰的地方只能出产弱柳扶风和风流俊朗的小白脸。穷则习武，这是沧州人世世代代的生活信条。

习武一为自卫，二为谋生。

谋什么营生呢？要么当强盗，要么到镖行去当镖师。

强盗和镖师其实是在同一口锅里讨饭吃的。镖师以武功为资本，但光凭武艺高超还不能保证走镖的安全，还必须善于同匪盗周旋，笼络江湖感情，甚至送礼买路。遭遇劫匪时，他们总是首先以温言好语攀交情，当面承认保镖这碗饭是盗贼给的，因为如果没有盗贼劫掠也就不会有人雇武士保镖了。于是口上要说“穿的朋友衣，吃的朋友饭”，尊称对方作“当家的”，请求对方“高高手”。实在交涉不通或遇到不理会江湖义气那一套的劫镖者，才不得已“以武会友”。当然到了那时候就看真功夫了。江湖尚武，当镖师非得有几手看家的真本事不成。著名的秘宗拳第六世传人霍恩第（霍元甲之父），当年就曾为富商充当镖师。镖行树大根深，他们不光受雇为商旅服务，还为朝廷和官府运送皇杠饷银。清代咸丰以后，江南漕粮实行改折征收，也就是把实物折合成银子解送京师，那些巨额银两也往往请镖局护送，运到北京珠宝市熔化以后，铸成银锭交库。说起来很有意思，大内银库那些搬银子的库丁上下班竟然也都是跟着保镖的，因为库丁是一个很肥的差事，他们可以从银库里偷带银子。尽管防范很严，例如下班时要脱得赤条条的翻一个跟斗，但他们还是可以把银锭藏在肛门里偷带出来（作家邓友梅在小说《烟壶》中写过此类情节，不妨参看）。由于他们的银子来得容易，京城的那些青皮混混就专门盯着他们绑票勒索。这样，下九流的库丁便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保镖。

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行规，喊镖号便是走镖的行规之一，这是堂堂正正地亮出旗号的意思，也是威慑匪盗的意思。但每逢省会城市或镖局所在地时，却是不得喊的。不光是不得喊，而且镖师还要下船（或下马）步行，待过了这座码头方可重新登舟策马。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不管是哪一路的镖客，途经沧州时都不得喊镖号。

这是出于崇拜呢，还是惧怕？说不清，反正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江湖上的事，有好些原本就是说不清的。

镖船偃旗息鼓，诚惶诚恐地驶过沧州地界。如果是由南往北去的，那么，你现在开始闻到一股海水的腥味了。

北方大平原的精气神有一多半是拴在车把式那鞭梢上的，长鞭一甩，胶皮轱辘大车跑出一路天高地阔的轻捷和自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神气活现地响个不停，有如饶舌的政治家在发布宣言一般。再加上车把式那洋洋自得的作派，便很有点甚嚣尘上的气概了。路边的老杨树孤傲地守望着，鞭梢时不时地会撩下几片残存的树叶，让人想到“百步穿杨”那样的绝技。牲口的汗息弥漫在空气中，透散出一股热烘烘的力量。快过年了，北方的年节比南方要隆重得多，每一辆大车上都捎带着年货，而且都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鱼肉菜蔬，糖果糕点，花布鞭炮，服装鞋帽，大大咧咧地一览无遗，带着某种炫耀的意味。这中间，最撩人的还是那大红大绿的年画。

当然，是杨柳青的年画。

“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这两个地名都有点乡气，恰恰应了桃红柳绿的说法，一听这两个名字，给你的感觉就是与艺术生产有缘的—有些地名天生就具有某种气质，或者说渗透着某种魂灵，就像大泽乡和浣花溪这样的名字天生就带着草莽或才女的气息，而一提到普陀山人们就会感到浓烈的宗教氛围一样。—而且这艺术是民间的，带着股乡气，有点艳俗，富于色彩和情调的那种。它就是年画。

年画是一种说不上有多么精致或深刻，却很赏心悦目的东西。创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加上艺人们那张扬着世俗趣味的想象力，使它在稚朴、厚拙和清浅可爱的本性中，蕴含着某种巫气。这种巫气常常体现为对经典美术里透视关系的反叛，你可以说它原始，也可以说它前卫，反正它是属于民间的。所谓民间，是相对于宫廷和文人圈子而言的，但它无疑比宫廷或文人的东西在民众中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就题材而言，年画大多离不开镇宅禳灾，纳吉求福，祈子延年，因为生命、财富和平安是世俗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千年万载也不会过时的。就表现手法而言，它也体现了一种将天机浅显的智慧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相互渗透的境界。西方美术中常用不同的人体象征大自然的瑰丽多姿，例如，用丰腴的女人比喻丰收、以少女娇嫩的肌肤象征春天等等。中国的民间美术恰恰相反，往往用一种符号来隐喻羞于见人的人体和性，例如中国年画中有一种鱼儿闹莲、莲里生子的传统题材，在这里，莲是地阴的象征，在画面中被比作女性或女性的性特征，鱼儿闹莲象征两性的和谐结合，而莲又可以生子，这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的符号，体现了对生命繁衍的关注。当然，它也是千年万载不会过时的。

桃花坞是苏州的一条街，而杨柳青则是大运河畔的一座小镇，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苏州是江南名城，其文化积淀有如一幅色调古朴且花形繁复的软缎，几乎可以让人陷溺的。桃花坞的年画只是这幅软缎上的一个点缀：在阊门附近，有这么一条制作和出售年画的小街，每年的腊月里季节性地牵动着游人的脚步。但杨柳青就不同了，一座弹丸小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杨柳青从头到脚都是属于年画的，年画既是它的全部行头，又是它的全部生命。这就是说，没有年画，苏州还是苏州，但杨柳青就不是杨柳青了。

苏州又是文人的苏州，阊门一带不仅是旧日的商业中心，而且是有名的“红灯区”（《红楼梦》第一回中就说到这个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文人骚客自然会更多地留连的。因此，桃花坞年画那民间情调中便更多地融入了文人画的风格。中国的文人画—特别是吴门画派—崇尚的是一种笔意娟静的艺术趣味，这种趣味体现在年画中，就像有人说的，桃花坞年画好比江南少女用樱桃小口品咂的梅子，越品越有味。而杨柳青地当天子脚下，宫廷画风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不能不对民间有所渗透。宫廷的时尚是艳俗，北方人的口味亦偏好浓墨重彩，再加上清代有不少宫廷画师—专门画妃子，甚至画春宫的那种—被精简下来以后，为生计所迫，不少人也加入了年画创作的行列。于是又有人说：杨柳青年画是北方炕桌上大红大绿的果脯，越嚼越甜。

也就是说，桃花坞耐品，杨柳青好看。

当然，杨柳青也不全是一派大红大绿，因为艺人们表达的自由并不是无限的，即使是民间艺术，也同样会受到种种限制，例如政治和风俗。然而也正是这种限制，有时却会催生出某种新的艺术风格。清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这是国丧，举国上下都要戴孝的，年画上自然不能涂抹大红大紫的喜庆色调。杨柳青的艺人便制作出了一种素彩年画，画面上不染艳丽，只用蓝、绿、黑等冷色，艺人们称之为“撒蓝”。但这种技法是选择题材的，有些情节火爆的年画，用“撒蓝”设色，情节和色彩便显得很不协调。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上看过一幅《四艺雅聚》，当然是杨柳青的出产，以琴、棋、书、画集于一堂；又以盆景、文玩为衬景，色彩浅淡，大有文秀典雅之趣。女人的神情也是旧日的温润，看了让人有一种很熨帖的感觉。这样的题材用素彩，实在是选对了。普通百姓遇有丧事亦忌红紫，用“撒蓝”制作的年画，冷雅兼具，用来装点居室，可以增强哀悼的气氛。所以，“撒蓝”便成了丧事人家专用的素彩年画。就像今天追悼会上的死者遗像，一般用的都是黑白照片，习惯了彩照的人们，猛一见这样素面朝天的形象，似乎有一种哀思从那黑白世界中静静地渗出来，不能不让你低头肃穆的。这就是素彩的好处。

年画是登堂入室的场面之物，这种场面之物又是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即使是升斗小民，过年时也要贴几张画片喜气喜气。而且越是柴门小户，年画的色彩越是热烈，这样至少可以求得一种视觉感受的丰饶和富足。古代生活的仪式感使年画的普及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位美术大师的作品都不可能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真正融入了民众精神生活的艺术。想想看，每年腊月里人们选购年画时，在那琳琅满目和花团锦簇中，总有那么几幅最终贴切了买画人的心愿。因此，只要看看这户人家的年画，你大致就可以触摸到主人心底那点最隐秘的欲望。在天津，我听到这么一句说法：杨柳青年画每年要“凸”出一个来。这个“凸”是天津土话，意思是每年都要有一幅年画上的人物活出来，走进你的生活。这既是对杨柳青年画艺术水平的高度赞赏，我怀疑也可能是一种广告和促销手段。这样，买年画就具有了类似现在买彩票那样的意味，你心里想着什么就买一张什么花样的年画吧，说不定这张就“凸”出来了，变成了你梦寐以求的俊媳妇、胖娃娃，而且还捧着金灿灿的大元宝呢……

但从来没有真的“凸”出来的。不“凸”出来也罢，来年再贴。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在某种愿望的牵引下向前走的。

一进腊月，卖年画的摊贩就开始吆喝了，那吆喝也是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自编的俚词俗调，张扬着一种平民化的诙谐和机智。当然，桃花坞的俚俗和杨柳青的俚俗也是不同的，我们不妨听上两段。

我物事难得到，我物事顶细巧。九个九来勿连牵，个个要卖老白钿。

不用说，这是桃花坞的吴侬软语。

相比之下，杨柳青的开场白更富于气势。听着：

又来一个江湖汉，褡裢放下就排场。拿出花纸无其数，单子摊开卖画张。

开场白唱过了，接下来开始唱年画的内容。

胖阿大，胖阿二，吃饭吃勒三斗米，走路走仔三千里，跌仔跟斗爬勿起，卖画画人养不起，三个铜板卖脱俚。买转去，人人都欢喜，个个都中意。

这是桃花坞的《五子夺魁》。

再听杨柳青的《大美人》：

一张金姑娘搭银姑娘，一张龙姑娘搭凤姑娘，金银龙凤四姑娘，四位姐姐一样长。

过年的气氛就这样在叫卖年画的吆喝中拉开了序幕。小摊贩们的如簧巧舌是花红柳绿的，又是飞短流长的，市侩气融汇在天花乱坠的调侃中，反显得通情达理，知心会意。那逛画摊的呢？分明都有一种如坐春风般的舒活快意。这是真正的赏心悦目，尤其是那些蓬门碧玉，平日里从田头忙到灶头，一颗心被四季的尘土包得紧紧的，要想驰心旁骛也难，现在终于可以走出村庄的视线，结伴成群地逛一次街了。她们有如放飞的鸟儿一般，风姿绰约地游荡在画摊前，尽情地呼吸着已然到来的幸福空气。她们实际上是在预支年节的欢乐，而且这种预支又是无须偿还的，反倒是对欢乐的推波助澜。年节并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它需要铺垫，没有铺垫的高潮总是疲软无力的。掸尘、送灶、买年货、蒸馒头蒸糕，村头稀稀落落东一声西一声的爆竹声，还有大人小孩脸上明朗的笑容，都是一种铺垫。买年画更是有声有色的铺垫，这种风情意义上的彩排历时最长，也最具煽情效应。等到各方面都铺垫得差不多了，年节也到来了，嗬，千门万户、流光溢彩，怎一个亮丽了得！

杨柳青镇有名的石家大院，如今是“杨柳青年画博物馆”。石家大院是一座旧式的官僚宅第，其富丽排场远甚于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张艺谋当然还有巩俐曾在这里拍过电影，那张群星灿烂的照片就挂在门旁的售票处，很招摇的。确实，走进石家大院就如同走进了老谋子电影中的某种氛围：在高大的风火墙挟持下的森严和压抑，还有隐藏在背后的那种繁华易逝的伤感。好在这里展示的内容是鲜亮俏丽的，徜徉其间，会有一种心灵与艺术之间的亲近温馨的交流，这多少冲淡了大院内原有的沉重感。年画生产中的每一道工序从画样、雕板、印刷（先印墨线而后套印彩色），直到用手工填色晕染，描金涂银，再到最后的销售都展现得枝繁叶茂。在这里，你会由衷地体味到民间艺术特有的魅力。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作的手工性。手工创作注重的是即兴发挥，因此，严格地讲，每一张年画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这就使它们具有了各自的神韵和个性光彩。如果我们是逆向巡视这道生产工序，就有点像欣赏一个丰容盛的女人如何一点一点地落尽铅华，这种落尽铅华并不是衰老和凋谢，而是为了还原出一种天机浅显的美。据我有限的阅历，这大概是全国最大的一座年画博物馆了。一种进了博物馆的东西，还能给人以这么活泼欣悦的感受，我想，也只有民间艺术。手工制作被机械和比机械更机械的电脑所取代，这是艺术的悲哀，而我们却正在意气风发地走进这个悲哀的时代。

我到杨柳青的时候，正值农历的腊月，也许是因为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街上冷冷清清的，没有见到一处卖年画的摊子。只看到在石家大院的巷口，有一家“杨柳青年画艺术研究所”，是专门制作年画卖给外国人的。

据说，那里有地道手工作业的杨柳青年画，纸是土制的“毛太”、“白管”和“本连史”，颜料也是自己调制的。当然，身价亦相当可观。

北上的漕船过了杨柳青，就进入天津了。到了天津是必定要靠岸的，这不仅仅因为天津是京师以下的第一个大码头，更重要的是，船夫们要到天后宫去烧香叩头。

天后宫在天津著名的三汊河，三汊者，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也。在大多数时间里，海河并不是一条惹人讨厌的河，它只是太懦弱，又没有多少城府—它的躯干太短了，只有七十多公里，上游的大清河和子牙河一旦发怒，就牵扯着它浊流横溢；下游的渤海涨潮了，它也跟着推波助澜。有如一个夹在刁婆和恶媳之间的小男人，虽不乏息事宁人的善良，却总是没有主见，一切都由着别人摆布，到头来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里外不是人。这样的男人是没有魅力的。在大运河沿途遭遇的五大水系中，海河是最后一条，也是最缺乏气质的一条。大运河走南闯北，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纠葛和磨难，对海河这种没有深度的性格是不会产生什么“感觉”的。而且，老实说，它也闻不惯海河那股咸湿的海水味。于是在三汊河只是礼节性地拉一拉手，就满面风尘地奔京师去了。至于到天后宫去烧香叩头，那是船夫们的事。

老辈子的天津人有一句说法：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

天津是一座典型意义上的运河城市。有些运河城市原先就有一个底子，只是冷落些，运河开通了，带来了生气和色彩，让它蓬蓬勃勃地烂漫开来。而天津却是白手起家，连那点底子也是运河带来的。在天津城最初的发迹史上，每一页都湿漉漉地书写着“漕运”两个大字，而天后宫的钟声则一直是它的背景音乐。钟声清朗如风，又温柔如水，仿佛生命固有的召唤。钟声里，天津城从无到有，在芦荻萧萧的荒滩上年复一年地长大，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就像墨迹在宣纸上悄悄地浸润开来，成为惊世之作一样。天后是水神，本为福建海滨林氏之女，元世祖至元年间—大致也就在开通南北大运河那个时期—被敕封为“天妃”；清代康熙年间又被敕封为“天后”。一个传说中的庇佑航行安全的小女子，被不断褒扬晋封，反映了历代帝王对漕运的关切。关于天后宫和天津城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张时间表：三汊河上的天后宫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七十八年之后，朝廷才正式在这里设卫筑城，此即天津卫的由来。到了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也就是天后宫建立一百六十五年之后，才设立天津道。天后宫附近有宫南大街、宫北大街、水阁大街、玉皇阁大街等，仅从这些街名看，也可知它们是晚于天后宫修建的。至于建天津旧城，则更是晚些时候的事了。

一座寺庙催生了一座城市，这样的情况至少我见得不多。

天后宫的钟声在运河上飘荡，苍凉而悠远，满天的阳光或星月也随之飞扬起来，又在那袅袅不绝的余音中诚惶诚恐地俯伏下去，仿佛远航者漂泊的心魂。现在，所有的航船—不管是满载的，还是空载的；也不管是官船，还是商船—都放慢了速度，在三汊河口泊定。这里不像别的码头那样，充斥着粗暴的吆喝和争吵，人们已提前进入了某种心境，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会心的体谅。落篷、靠岸、下锚系缆，一切都显得那样庄严肃穆。然后，他们登上船埠头，一个个都把边幅整理得服服帖帖的，让人闻到一种灵魂深处虔诚的气味。他们当然是去天后宫进香的。而那些从天后宫回来的人，似乎已从神灵那里得到了某种许诺，从此可以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了，因此举止便显得很轻松，他们潇潇洒洒地解缆、开船，扯篷的声音也如释重负一般—那让出来的位置很快就被别的船只填满了。他们是带着满足启程的，天后宫那种宗教的神圣和世俗的热闹都让他们心满意足，天后娘娘是少有的端庄秀美，甚至可以说得上艳丽，她大概是所有神灵中最富于女性魅力的，尽管长年累月的香火把她熏黑了，但那眉眼仍然是很有风情的。让这样一位女性主宰自己的命运，朝圣者在庄严虔诚中自有一种很熨帖的感觉。这也毫不奇怪，既然神是人创造的，人们当然宁愿创造出一尊美丽的神，让他们在祈祷平安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份美的愉悦。

但对于那些曾在天后宫许过愿，或者曾遭遇风险而得以平安无事的船主来说，却是要在这里多盘桓些时日的，因为他们要到附近的作坊去定制一只船模—格局和自己的船一模一样，只是要小得多—然后连同供品进献给天后，以答谢娘娘的保佑。年年岁岁，天后宫里的船模越积越多，竟有如一座袖珍型的船舶博物馆一般。当然，它们也和四周的偶像一样，被熏成了寺庙里特有的烟火色。

这个叫刘万涛的船主献了两条大瓜蒌船。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献两条船，是他拥有两条船呢，还是前后许过两次愿？我们只知道他是山东人，而且可以想象，或许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就取了“万涛”这个名字。却不料命运偏偏让他一生和水打交道，这样一来，原先的名字就有点犯忌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他大抵属于那种典型的山东汉子，豪爽、义气、吃得辛苦亦冒得风险，当然钱也来得快。不管他拥有的是一条船还是两条船，反正这是私家船，而且跑的是海运—这种大瓜蒌船都是走海路的。他还是个手面很大的人，南方北方，官府江湖，他都舍得花钱结交。他认为钱是个活物，种下去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他从不吝啬播种。像他这种吃风险饭的，对神灵自然更加恭敬虔诚，但从深层意识上说，他其实也是把神灵当朋友看的，朝拜供奉，也有“结交”的意思。他就是这种人：朋友人。

还有这个叫周通的船主，他献的是一艘对漕船，这种船船底较平，俗称浅船，《天工开物》和《漕船志》中都载有图样。因其底平则吃水不深，一般不得超过六拃—大拇指与中指张开的距离为一拃，六拃不过三尺许—这样便于通过堰闸。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船的船体可分开合，当北运河上船只拥挤且水位不够时，它可以把一半停在天津卸仓，另一半开往张家湾或通州，卸空了再到天津与另一半合拢南返。明清时期的河漕都是官营，漕船的所有者是各级官府，因此，这个周通严格地讲并不是船主，只能算是给官府打工的船老大。因此他献的这只船模较小，制作也不是很精致。

天后宫的钟声渐去渐远，从三汊河往西北，就是北运河了，大运河到此已进入了尾声。但对于一阕磅礴宏伟的乐章来说，即使是尾声也是相当精彩的。北运河流经的地域是华北平原的北部，从燕山山脉带下来的淤泥是它最伟大的母亲，经过世世代代的沉积，淤泥抹平了海滨荒原上的湖沼，成就了平原的坦荡和辽阔。在这块土地上，生命的执着与坚韧，让人们想起犁铧、石碾和从地层深处出土的辽金时代的兵器，还有那卷起滔滔红浪的红高粱—那是北方大地上历史的诗行，从中你可以闻到一股交织着血与火的粗犷气息。对于这片土地，作家刘绍棠和诗人艾青都曾在作品中一往情深地礼赞过。在刘绍棠的乡土情结中，这里是一个个卓然灵异，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少男少女，大平原是他们铺开的艳情与梦想；而在诗人艾青笔下，这里则是一位温情脉脉的老保姆，那种静美中的沧桑感与平淡中的热烈质朴，如影随形地伴着他生命的历程，于是诗人一生都在喃喃自语：

有了这样的诗句，任何人再想对着这块土地说点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大运河是一条不甘平庸的河，它因不甘平庸而伟大，也因不甘平庸而劳民伤财。它从燕山山脉带来的泥沙把文明的故事写在大平原上，也给漕运带来了年复一年的麻烦。元明清三代，北运河屡疏屡淤。由于北运河的水源来自西北，因此，从天津往通州是逆水上行，加之河床浅狭，不少地方“浅渚涩滩，篙力屡竭”。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个叫李钧的地方官从河南督运漕粮进京，他在《转漕日记》中记述了从天津到通州的大致路线：

天津—三汊河—北仓—杨村—南蔡村—河西务—土门楼—香河—石槽—漷县一崔家楼一卜河口一通州

这一段航程总共只有三百余里，李钧当时却用了十四天，可见运道之艰涩。

通州是京门脸子，漕船到了通州，就可以交仓回程了。而那些进京陛见的官员，争名于朝的举子，以及五行八作的客商，到了通州也都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

进京只有四十里，旱路是雍正年间修建的直通朝阳门的石道，水路是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惠河。

到了通州，大运河也即将走完它生命的四季风景。如果说江南运河是它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里运河是它浩荡澎湃的青春，那么中运河与鲁运河就是它命途多舛的中年，而南运河与北运河则意味着渐趋晚境了。只有到了这时候，你才有资格对它的性格说点什么。

都说大运河是一条女性的河，可我仍要说，在女性中，它更像一位亮丽而辛劳的少妇。

它当然不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少女是母亲口中半是娇宠半是嗔爱的“疯丫头”，她们清纯、任性，无忧无虑，却又失之浮躁，有如翠竹顶梢摇曳不定的嫩叶，无论怎样弄姿作态，都是青春的风景。她们当然也有烦恼和忧郁，但那毕竟是属于她们那个年龄特有的烦恼和忧郁，一阵风就可以吹散的。她们还来不及学会什么是矜持和深沉，因此，那肆无忌惮的喧哗并不令人生厌。她们的名字叫小溪，是那簇拥在大运河周围的、浅得一眼就可以看清水底的苔藓和鹅卵石的小溪。

大运河也不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平心而论，那些侯门贵妇本来也是相当优秀的女性（容貌、水色和教养）。她们都有着显赫的门第背景，往往一次陪嫁或者因夫君的光环而得到的一个封号，就足以让自己安富尊荣地受用一辈子了。但她们的一切原都是属于别人的，那些人首先占有了她，才挥金如土地包装她。说到底，那是一种高雅而堂皇的卖笑生涯。她们在无忧无虑中痛苦，在浓妆艳抹中憔悴，以至发出“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叹息。她们的名字让人们想到一种金粉斑驳的富贵气：西湖、昆明湖、北海和中南海。

大运河的性格不是这样，虽然它的某些段落可能像少女或贵妇，但总体上决不是。它坦荡纯朴，端庄平和，虽有家室之累而终日操劳，却并不狭隘琐碎，也不见半老徐娘的晦黯。它当然不可能花枝招展，只是在偶尔有兴致时才稍稍梳理，浅浅作妆，这时候人们便发现，原先的蓬头垢面和荆衩布裙竟这般亮丽照人，其间流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风韵”的东西。那是一种经历了生活磨炼的、劳动妇女的健康成熟之美；是身段、容貌、情态和气质的总和，当然也包括它的含蓄和宽厚。它从来不会讥笑少女的浅薄，也不会羡慕贵妇的光环。为什么要讥笑和羡慕别人呢？因为自己不够花容月貌或者没有一劳永逸的门第遗产吗？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它作甚？因为自己付出了太多而获取太少吗？可那是自己义无反顾的责任。责任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拥有，富于责任感的女人，才是真正幸福的女人，才永远不会衰老。自己在劳作中幸福和美丽，并且让一个民族也在世世代代的操劳奔波中强健，这不是很好吗？它热情地接纳小溪的涓涓细流，博采众水蔚成洋洋大观；它也慷慨地接济侯门贵妇们强颜欢笑的画舫—它不羡慕它们，但尊重它们—用自己的生命之水，为它们抚平眉际的忧伤。这就是它—母仪天下的大运河，被人们熟视无睹却又须臾不可离开的大运河。

女性的美丽还在于哺育，产妇的笑容是足以使天地间的一切灿烂和富有默然失色的。如果说大运河的河水是多产的雌性因子，那么，它在中国东部的土地上，恰恰找到了可以孕育生命的一切要素。历代的暴政、灾荒、战乱都不能摧毁它生殖力的蓬勃。谁能相信，它柔弱的身躯竟哺育了那么多壮硕的生命—社会的、经济的、人文的、生态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她造就了我们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这么多人信奉同一种图腾，使用同一种文字，操着同一种语言倾诉愤怒或爱情，也用同一种音调呼唤—母亲。

在大运河的全程中，通惠河恰恰是最没有性格的一段。

通惠河没有性格是因为北京没有性格，北京没有性格是因为它包罗万象的宏阔。辽金以前的遗迹就不去说了，那与大运河的关系不大。蒙古人来了，对于那些荒原上的骑手来说，城市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从蒙古包进入了城市，并用自己的语言把居住的街巷称作“胡同”。胡同是平民生活的一道底色，也是城市最细微的神经，这个城市的悲欢痛痒总是最先在胡同里感受到的。因此，元代的大都，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辉煌的宫殿，而是如同青藤一般延伸的胡同。青藤结满了果实，果实又落地发芽长出青藤，向远处延伸。大都城就像摊大饼一样向四处扩展开来。不久，南方的朱家皇帝来了，胡同仍旧是胡同，另外又修建了不少宫殿。宫殿完全是南方式的，几乎是把南京的宫城原样照搬过来了，只不过稍稍放大了些。那是一个躲在宫殿里玩弄权术的王朝，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术被他们整合得天衣无缝，而那些等级森严的宫殿也从此成为北京的某种精神标志，虽王朝更替，主人只要换一块招牌就行了，那一套统治术已经登峰造极，再想玩出什么新花样也难。满清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因此一切都是以便于骑射为底线的，通衢大道，满汉全席，男人的马褂和女人的旗袍，等等，这些不光是场面之物，也是一个时代的美学风尚。那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王朝，前朝的胡同和宫殿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安排，就像他们刚刚进入京城时安排前朝的降官贰臣一样。北京几乎是集大成的，这里什么都有，因此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京剧《游龙戏凤》中明武宗有一句台词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北京其实就是“大圈圈（外城）里的小圈圈（宫城），小圈圈里的黄圈圈（宫殿）”。武宗是个有名的浪荡子，但在乖张任性中有时倒能见出几分真性情。其实，就是这几道“圈圈”，还是大运河从南方运来的。大运河太殷勤了，南方但凡有什么能让皇上眼热心动的东西，都被它拾掇到这里来了。就像把所有的颜色都抹在一块画板上，几代王朝抹下来，最后看到的却只有一种颜色—黑色。

这黑色标志着权力。

北京是权力的殿堂，或者说，是一个偌大的官场。“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是现代人的一句口头语，其实历来如此。官场里的讲究忒多，你若是初来乍到，真像是林黛玉初进贾府时那样，不可多说半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大运河只得收敛起一路上的万种风情，蹑手蹑脚地处处留着小心。一般情况下，北上的漕船到了通州，便要放空回程了。但直接为皇室和贵族运送物品的却可以由通惠河直达北京东便门外的大通桥，甚至可以再转向北行，一直抵达皇城根下，那里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禄米仓（听听这名字）、东门仓、北门仓、海运仓、北新仓。有些漕船还可以一直开进“海子”（积水潭）。从春天到秋天，通惠河的沿途虽也有花红草绿，市声人语，但两岸的城墙和宫殿阴影一般压迫着，每一程都像磕碰着权势的目光。因此，它似乎更盼望着冬的来临。

一进入冬天，通惠河和“海子”就封冻了。结了冰的河面上反倒多了几分热闹。这有古人的诗句为证：“唤取冰床载人去，顺成门外到前门。”这种冰床大抵是一种冰上的游乐工具吧？我无法想象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肯定是很有意思的。这时候，有点身份的人家都闭门扃户，猫在屋里围炉取乐。即使是出门，那马车的轿门也用厚厚的棉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朔风和严寒把他们禁锢在一个逼仄的小天地里，而把亲和大自然的广阔舞台留给了小民百姓。小民百姓是一个天性快乐的群体，他们其实比豪门纨绔们更会找乐子。现在，他们把胡同里的一应娱乐都移到冰面上来了，人们在这里溜冰船、抽冰嘎、放风筝、抖空竹。“冰嘎”就是陀螺，在冰面上抽陀螺用不着像在胡同里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你尽可以像牧羊一般的优哉游哉，抽上两鞭子就拢起手看别处的热闹。而且因为冰面的平整度很高，那陀螺并不乱走乱窜，看起来仿佛静止在那里，把一圈薄薄的光晕投在冰面上。从民间文人的竹枝词中可以看到，当时还有在冰上踢球的，那比国外的冰球要早好几百年。人们只顾着自己玩得尽兴，却从来用不着去理会皇城里苍老的钟鼓声—小民百姓们世俗的快乐，与它有什么相干呢？

当然，他们可以在通惠河上玩，也可在“海子”里玩，却不能到更远处的昆明湖上去玩。

昆明湖所在的颐和园是皇家园林，即使是贵戚勋臣，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得去的。

一般人不能随便去的地方，大运河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徜徉，因为昆明湖是作为通惠河的水柜而存在的，在这里，大运河惊叹于南方的造园工艺如何融入了北方的庭院，从而成就了皇家园林那华丽炫人的景观。

其实大运河是用不着惊叹的，正是它自己夙兴夜寐的辛劳，把南方那诗意的生活一点一滴地注入了北方，就连著名的北京烤鸭也是由苏州传至京师的（确切地说，北京烤鸭中的一些特别制作是苏式菜肴的工艺，例如在鸭的表皮涂蜂蜜和饴糖，等等）。关于南方那诗意的生活，邓云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

昆曲、黄酒、绿茶、园林，足以代表传统的南方文化。具体到苏州园林，那不妨再加一点评弹的叮咚弦索声。蒙蒙细雨中，走在长长巷子的青石板路上，隔着长满苔藓的高墙，从偶然中伸出墙头的翠绿的老树叉丫间，传出一两声叮咚弦索声……

最后的那几点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其间盈漾着多少怀旧的情味！那悠长如梦的沧桑人事，那青灰瓦檐下水淋淋的江南……

是的，江南是离不开水的，江南的园林也是离不开水的，水之对于园林，有如美女的秋波，是最具神韵也最迷人的所在。颐和园有的是水，而且气象颇为壮阔，这就好办了。如果说南方园林是清雅婉约的昆曲，那么北方园林则是金碧重彩的京剧，京剧受昆曲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从昆曲演变来的。眼下的这座颐和园，正所谓北园南调，自是园中高品。从大处看，这里有气度雍容的湖光山色，湖曰昆明，山曰万寿，名字虽是后来的附丽，却也是真山真水。北方的四季转换较南方为甚，木叶摇落的时间亦较长，因此园中多以长绿树为主。烟树葱茏，与黄瓦红柱，牡丹海棠相映衬，烘托出一派皇家的富贵气却又并不庸俗。从小处看，也有粉墙黛瓦，竹影兰香；也有小阁临流，曲廊分院，文人的“文心”和匠人的“匠心”结合得恰到好处，这是南派园林的风姿。皇家园林的这种包容性体现了其主人的贪婪，他们是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到自己园子里来的，例如，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被乾隆看中后，就被照样搬到了皇家后院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有扬州瘦西湖有一座和北海琼华岛上一模一样的白塔，那是老人家南巡时，又想把自己后院里的东西随身带着。反正他们是要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圈养在自己身边，变成举目可见、伸手可即的玩物。离颐和园不远还有一座圆明园，那是被称作“万园之园”的，自然是集中了天下所有园林的精华，后来被洋人一把火烧光了，只剩下几根烧不烂的石柱指向苍天，千秋万代地作沉思状。大运河不敢往那边看，怕看了伤心，那是一个民族鲜血淋漓的伤口，永远也不会结痂的。到了颐和园那个时代，大运河已经衰老了，一颗衰老的心，承受不了那样铭心刻骨的伤痛。

那么就想些别的吧，例如，这些园林—连同京师宫城里的那些大殿子—大多是南方香山匠人的手艺。香山是多好的名字啊！香草美人，钟灵毓秀，词义和语感里天生就蕴含着某种艺术气质。正因为名字好，中国叫香山的地方太多了。这里所说的香山匠人来自苏州，他们中间包括：木匠、泥水匠、堆灰匠（泥塑）、雕花匠（木雕、砖雕、石雕）、叠山匠等。记忆中的很多场景都是过眼烟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痕，但有些场景却是流不去的。早在北宋末年，香山匠人就沿着大运河北上，来到开封给皇帝造园子。那带头的朱勔是个造园高手，开封著名的艮岳就出自他的手笔。天底下恐怕没有比那更大的人工园林了，周遭十余里，全用江南的太湖石堆叠而成，再加上楼台亭阁和各地搜集来的奇花异草，端的是人间仙境。连宋徽宗那样艺术素养很高的人都很赏识他，让他担任“苏杭应奉局”的官职，奉命采办“花石纲”。一个造园子的工匠当什么官呢？你只是有点技术和管理才能，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就是了，一旦沐猴而冠，命运的悲剧也开始了。后来国家危难时，朱勔与蔡京、童贯、高俅等人一起被斥为祸国殃民的“六贼”，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他这种没有什么根底的人自然只有杀头的份。他死后，家境亦一落千丈，但好在子孙都有一门手艺，吃饭还不成问题，他们“游走于王侯之门，俗称‘花园子’”。这比那些纯粹的政客可好多了。例如同为“六贼”的那个梁师成，也曾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但这种人除去投机钻营，皮囊里什么货色也没有。没有货色便只能千方百计地去附庸。他的附庸有点特别，竟到处吹嘘自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私生子，说是苏东坡的侍妾带着身子嫁给了姓梁的生下了他。《宋史·梁师成传》中说：“师成实无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被遣出侍妾之子）。”他说得可能不错，苏东坡在一再被贬的情况下，也确曾遣散过侍妾。但这种事若放在嘴上吹嘘，且大言不惭，就实在没有意思。梁后来被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到半路，被押送人绞死。他是太监，自然没有后人，这样也好，如果有，也肯定不像朱勔的后人那样有一门手艺可恃。“六贼”中的其他几个人，一旦树倒猢狲散，后代竟有沦落街头为丐为娼的。所以奉劝世人，官场是靠不住的，还不如正经学一门手艺的好。

其实，也不是说工匠就不能当官，同样是香山匠人出身的蒯祥就当得很不错。他是北京明宫城的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说到底也是靠手艺吃饭的。从永乐到成化，蒯祥一生侍奉过六代君王，最后官至工部侍郎，食从一品。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分别珍藏着一张《明宫城图》，图上画的是明代紫禁城建筑群，崇楼巍阙，金碧辉煌。令人注目的是，在画面左侧华表下有一位纱帽红袍的官员，器宇很轩昂的，他就是蒯祥。顾颉刚先生认为，这张图上蒯祥的“人形特大，与建筑比例不称，盖明帝重其人，所以纪念之也”。皇帝为什么看重他呢？因为他主持营造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宫殿和园林是有区别的，可以这样说，造宫殿是帮忙，而造园林则有点帮闲的味道—那园林本来就是供帝王休闲游乐的。若是太平盛世，那倒没什么可说。若遭逢末世，万方多难，最后总要归结到“耽于安乐”这一点上。皇帝自然没有什么过错，那帮闲造园子的就难辞其咎了。也是朱勔活该倒霉，谁叫他生不逢时的呢？

顺便想起一件不大不小的轶闻，说出来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当初英法联军进京后，在如何惩罚清政府这一点上，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曾发生分歧，英使主张焚毁圆明园，法使主张焚毁大内皇宫，后来考虑到若焚毁皇宫，清王朝有可能垮台，他们攫取的利益亦随之丧失，才最后选择了圆明园。可见在洋人眼里，宫城也是皇权的象征，非同小可的。现在想起来，像紫禁城那样举世无双的大古董能得以保存，确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一想到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民族所经受的那些耻辱，我倒要狠心说一句：还不如让洋人烧了紫禁城的好，如果它能换取一个腐朽体制的提前垮台和一个古老文明在烈火中重建的话。

烧圆明园，痛；烧紫禁城，亦痛，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注定了是一部血与火的痛史。

流过了京师的胡同、宫阙和园林，也流过了元明清三代的盛衰兴亡，大运河无可奈何地衰老了。现在，它枕着昆明湖上的画舫，静静地品味着北方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是可以和南方的评弹相媲美的，它似乎最适合于风尘女子演唱，因为那曲调中有一种揪人心魂的身世之感。人的身世与河的身世在感情上是相通的，回首南望，四千里风尘，六百载岁月，最终就流入了那份不绝如缕的伤感之中。大运河黯然无语。

黄昏悄悄地莅临了，树的影子拖得很长。大雁掠过长空，它们是大运河最忠实的伴侣，每年的春风秋月中，它们都要追逐着运河上的帆影从南方飞向北方，又从北方飞向南方。也只有它们可以作证，眼下这苍老的河床，当年也曾有过恣肆洋洋的青春，那史诗般浩大的船队，曾多少次让它们迷惘：究竟哪是天？哪是地？哪是白云？哪是帆……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二月，江南已很有点小阳春的气息了，但是在北方，春天的脚步却总是姗姗来迟，京师的杨柳瑟缩在料峭的寒风中，枝头上还沾着薄薄的冰花。来自塞外的沙尘把紫禁城搅得浑浑噩噩的，一副灰头土脸不解风情的样子。谯楼上隐隐传来报时的钟鼓声，一声声沉闷而苍老，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世纪……

道光帝旻宁一早就起床了，在清朝的历代帝王中，他是资质最差却又最勤勉的一个，一年到头宵衣旰食，因此眼圈上总是带着几分疲惫。盥洗之后，他坐到御案前，先读了一段先朝《实录》—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功课，从来不敢懈怠的—但思绪却怎么也走不进先辈那辉煌的文治武功中去，他知道是昨晚签发的那道谕旨让他心神不定，便索性丢下《实录》，又把谕旨细细看了一遍，似乎还要作最后的定夺。资质差的人往往谨小慎微，又特别注重细节，总想把什么事都办得滴水不漏。这或许也和他十七岁就被内定为皇太子，直到三十九岁才登基即位有关，漫长的等待是在如履薄冰的拘谨中度过的，把一个帝王本该具备的胆略和气魄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况且漕运关乎天庾正供，兹事体大，不能不再三斟酌的。想到这里，他又提笔在谕旨的后面加了两句：

至江广帮船应否同江浙漕船一体转运海口，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

写完以后，又看了一遍，觉得很妥当了，才最后下定了决心，叫内臣拿过去用印，天亮后再送到军机处去。

这是一封关于漕粮试行海运的谕旨，确实不同寻常。

清代的历史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康乾盛世”的余辉已日见黯淡，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华彩演出，几乎耗费了它全部的家底和行头，也耗费了它全部的生命精神。既然一切都已经登峰造极，那么等待着它的只能是人去场空的大悲凉。而曾经为那场演出殚精竭虑的大运河也一下子衰老了，如同一个早年操劳过度的村妇，一进入中年就过早地显出了龙钟之态。它蓬头垢面，步履蹒跚，原先健壮饱满的身躯变得松垮疲塌了，仿佛纸糊的一般，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那日益枯瘦的运道是它白发下的皱纹，记载着与生俱来的劳碌和忧患。特别是苏北里运河那一段，由于黄河和洪泽湖的轮番侵淫，更是危如累卵，老天爷打个喷嚏也会引出一场塌天大祸的。虽然历朝历代都把河务和漕运作为头等大事，但每年四百余万石的漕粮转运，压迫得大运河连喘气的机会也没有，因此，所谓整治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结果是越补越破。就像道光黄帝裤子上的补丁那样，流感一般传染了满朝文武，弄得朝堂上一片破旧的气象。河漕积重难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从嘉庆年间开始就有人提出漕粮改行海运的建议，但事关祖宗成法，每次廷议时都要吵得昏天黑地的。从表面上看，海运与河运只是走漕的形式之争，但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即从传统的政府包揽向招标商办的变革。官办的河漕体制法久弊生，养活了一大批冗官蠹吏，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仓胥运兵，一个个都乐此不疲地营私舞弊，把漕运视为自己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一旦变革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便如同掘了他们的祖坟一般，岂能善罢干休！加之嘉庆道光这两代帝王都是守成之主，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海运之议，遂一再搁置。

到了道光四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由于南黄河水骤涨，高家堰漫口，自高邮、宝应到清江浦一线运道浅阻，挽输艰难，到了北方的漕船放空都回不去了。天大地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的好多事情不等到饿死人的时候是不会有人去解决的。如果光是老百姓没有饭吃倒也罢了，问题是运河梗塞，正供无源，若长此以往，恐怕连达官贵人也要喝西北风了。到了这时候，还死抱着祖宗成法有什么用？因此，当江苏巡抚陶澍重提海运时，道光只得同意让他试试。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壬戌进士。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湖南人是很干了一番事业的，咸同年间的几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差不多都是湖南人，其中左宗棠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而胡林翼则是陶澍的女婿。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崛起，大致就是从陶澍开始的。

道光皇帝让陶澍试试看，但陶澍知道，其实用不着试，海运肯定比河运优越。

陶澍来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由于海运的发展，已经很有点模样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以来，往返于天津与上海之间的沙船日益增多，商家将关东地区的豆麦运至南方销售，每年的运量都在一千万石以上。然后再将布匹、茶叶等“南货”贩载北上。由于南货分量较轻，且往往不能满载，故称“放空”。为求船行平稳，常常不得不在吴淞口用泥土和石块压舱。现在正好利用这些北返的沙船运载漕粮，既然是“放空”捎带，运费自然低廉，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挣一个是一个。陶澍是个很干练的人，一切都办理得相当顺利，从接到圣谕到漕粮出海，只在兼旬之间。当他站在吴淞口外浩荡的春风中，目送着装载漕粮的沙船扬帆北上时，这位湖南人都想了些什么呢？后人不得而知。好在《清诗记事》收有他当时写的几首七律，从中可以窥见一斑。且看：“申浦重来策骑从，望洋镇日话从容。”何等的潇洒；“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又是何等的自负，那种躇踌满志的心态跃然在目。这里所说的“好路”恐怕不光是指海运漕粮这件事本身，而且也包括自己的官场仕途的。“日边好路近长安。”他说得很含蓄，但无疑又是满怀憧憬的，对眼下的事业和今后的前程都充满了信心。沙船从上海出发，经崇明十水滧而东，再沿南黄海北上，扬帆四千余里，十余日即达天津。接着回空再运一次，五月中旬即两运告竣。由于运期缩短，漕粮霉变损耗大减。加之商船“不由闸河，不经层饱，不馈仓胥”，省去了许多盘剥和周转，较之河运，不仅节约了十余万石的损耗，还少花了十余万两的运费。而对于商家来说，既能弥补北上放空之损失，可又增加收入，自然闻风鼓舞，乐得为之。道光六年春天的首次试行海运，可谓相当圆满。

这样看来，海运确是应当替代河运的了。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海运的成功，反对阵营的鼓噪也随之甚嚣尘上，其中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危害耸听，以“稳定”来要挟皇上，说废除河运将造成数万运丁和水手下岗，这些人的饭碗被敲掉了，必然心怀怨愤，聚集滋事，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甚至故意制造谶语，神神鬼鬼地散布什么“木龙断，天下乱”。木龙者，漕船之连樯也，意思就是废除河运将招致天下大乱。这实在是很厉害的一手，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来说，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就是“稳定”。既然稳定压倒一切，自然也就压倒了变革、压倒了民主、压倒了惩治腐败的正义呼声，也理所当然地压倒了老百姓的肚皮。为了稳定，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只要自己还坐在权力的殿堂里，其他什么都好说。于是，维护稳定便成了贪官污吏们维护既得利益最堂皇的旗号，甚至成了一只藏污纳垢的大垃圾桶—他们可以“稳定”地贪污收贿，“稳定”地压制舆论，“稳定”地胡作非为，却唯独不能容忍稍微不那么“稳定”地变革旧有的秩序。他们捞了那么多的好处，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搞得民生凋敝，天怒人怨，从来不曾觉得有碍稳定。现在别人要触犯一下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关心起稳定来了，认为天下要大乱了。他们这一鼓噪，软弱的道光果然就动摇了，他明明在先前的谕旨中说过，南方其他各省的漕粮海运事宜，“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现在，成效明摆在那里，他却不认账了，反而下了一道言辞峻厉的谕旨，一开头便说：“朕思海运，原非良策。”

道光六年下半年的皇上，否定了道光六年上半年的皇上，而且理直气壮，一点都不脸红。这就是当皇上的好处—他可以说话不算数。

在洋洋洒洒地陈述了一通海运之不可行之后，皇上居然恶狠狠地反问那些支持海运的官员：“受国厚恩之人，其可不禀天良耶？”

究竟谁不禀天良呢？真是匪夷所思！

最后又是一番严旨切责：“倘明年河运不能通畅，贻误漕运，咎有攸归。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开始，河运又一切如常。

当然，道光毕竟不是个太刻薄的人，他只是资质太差，分不清好歹。在停止海运的同时，他又想到对陶澍还是要安抚一番的，那就再发一道谕旨吧：

一副花翎把陶澍打发了，也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给打发了，他打发得相当得体。

但这种打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不久以后将会看到。试想一下，道光六年离鸦片战争还有十几年时间，如果当时就全面实行海运，并按照海运的要求着手中国的海军建设，那么，在十几年以后，英国人还能凭几条三樯战舰在我们的大门口横冲直撞吗？

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干不出什么有远见的大事的，道光本身是个很平庸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只能重用那些平庸的官僚，例如像谨小慎微而专坏大事的曹振镛那样的人。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很简单：多叩头，少说话。他把仅有的一点智慧都用在揣摩皇帝的心思上。有一次道光上朝时穿了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曹振镛马上叫家人翻出箱子底下的旧官服，也打上补丁。此风一开，满朝文武竞相仿效，弄得京师估衣铺里的旧官服供不应求。道光六年左右，清廷内的河运派和海运派争论得沸沸扬扬时，首席军机大臣就是这个曹振镛，和他搭档的还有一个潘世恩，这个一脑子糨糊的老官僚同样因平庸而显达，从乾隆末年开始，居然一路青云，荣际三朝，到八十多岁时还赖在军机处不肯退休，连道光也有点讨厌他了，二十九年四月，一天大雨过后，皇帝下了一道谕旨：“本日又获甘霖，地面一片湿滑，潘世恩可毋庸进慎德堂，虽有扶掖之资，难抒眷念之意。”慎德堂在圆明园，是皇上日常召进军机的地方，皇上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人情味，但弦外之音却不怎么动听：你老潘这么一大把年纪，该致仕回家了。潘世恩知道赖不下去了，只得自请罢直，回苏州养老去了。苏州有名的大儒巷潘家，就是此公的寓所。

这样的臣子，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时代氛围，怎不让有识之士仰天浩叹！

道光七年秋季，江苏巡抚衙署的掖房内，一位青年书生正在为陶澍赶写一篇鼓吹海运的大文章。秋容惨淡，秋声飒飒，那是天地万物在衰老中不甘寂寞的演出，不是为了谢幕，而是为了铺垫出来年又一个灿烂的生命季节。书生条分缕析，议论纵横，正反推演，雄辩滔滔，经世致用的思想风骨借助于汪洋恣肆的才情，文势如长河飞瀑，奔流直下。写到得意处，他自己也不由得为笔下的雄文劲采而击节赞叹。在文章的最后，他大声疾呼：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被人们传诵一时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

蒋中堂即两江总督蒋攸铦，他刚从军机处外放江南。军机处实际上是个很闭塞的地方，也是容不得思想锋芒的地方，他开始并不赞同海运。但这个人比较正派，也并不固执，在陶澍的游说下，对海运的态度有所转变。因此，上任伊始，便着手研究来年河运与海运孰者可行的问题。他把这份问卷交给陶澍，实际上是想借助于陶澍的答卷上书朝廷，对道光皇帝的决策施加影响。而陶澍把这么重要的问卷放手交给一位青年书生，亦足见对他的了解和信任。

这位书生也是湖南人，他叫魏源，字默深。这一年，他刚刚进入陶澍府中做幕僚，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将会不断听到他那振聋发聩的声音。

在入陶澍幕以前，魏源曾三入京师，其中有两次走的是运河水道，因此，他对大运河的了解就不光具有一个思想者的理性思辨，也洇染着人生经历中的感情色彩，数千里运道上的辗转之艰，艄公纤夫的风霜之苦和沿途关胥的盘剥之酷令他感慨良多。这条衰老的大运河实在已经不堪重负了，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说不尽的漕运，欲说还休，却又不得不说。

那是怎样一种艰难卓绝的远征！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当然还有其他御前用物）从南方起运，千里迢迢地辗转北上，用以充实京师或供应军旅，抑或分储仓廒。漕船所过之处，江河大泽的风涛之险且不去说它，为了解决水位落差问题，光是沿途的那些堰闸就要费多少周折。像瓜洲和清江浦的那种磨堰，每一次通过时都要把船卸空，再用牛拉的绞盘把空船拽上去。木质的船底贴着石砌的堰坝，一点一点地向上“磨”，绞盘牵引的粗麻绳不堪重负地呻吟着，有如巨大的弓弦，期待着把痛苦射向天空。健壮的牯牛—它们是农耕时代无与伦比的大力士—在重轭下也显得步履艰难，全不像在场头地边那般优雅。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似乎每艘漕船都要以伤痕累累作为进入京师的印戳，都要体验一次绝望中的诞生。天空、太阳、流水、牯牛因用力而绷紧的后胯，还有船夫严肃的面孔，全都冷峻得有如生铁一般。这里几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绞盘的运用，人力与畜力的通力合作，杠杆原理与支点的转换，船底与石堰的摩擦系数如何控制在极限之内，等等。这时候，你可以闻到汗的气息，血的气息，甚至还有火的气息—是那种潮湿的、欲燃未燃的焦灼气息。木头与石头—它们都是阴阳五行中最古老的音符—之间的摩擦曾点燃了原始人类的文明之火。而在它们各自的生命中，它们也曾相依相偎过，那是在它们青葱饱满的年华，那时木头不叫木头，它因具有生命而被称为“树”。而石头也是原生态的，并不曾被人工砍削嵌砌成水坝。现在，它们却被安排在大运河上的一道磨堰前，让它们演示一出力学与美学的最高形式—在互相咬啮中痛苦，在痛苦中完成托举和升华。而这种咬啮一旦超出了极限，那艨艟巨舟就会在石坝上花瓣一般绽开，成为一堆积木漂流而去，最后又依偎在岸边的几棵老树根下—这种结局虽然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却并非大地的本意。

当年的瓜洲堰，用牛达二十二头之多。谁能想到，那最后云集在天子脚下的如林的帆樯，竟是负载在这些牯牛的重轭下，一艘一艘地“磨”上石堰的。

大运河最直接的功用在于漕运，就像牛的功用在于耕田拉车，骆驼的功用在于穿越沙漠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大运河就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和牛。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役使几乎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漕运作为立国之本，无论是雄才大略的明君还是抱残守旧的庸主，他们注视运河的目光都一样的殷切。漕运！漕运！这一惊一乍的幽灵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八百里快马送来的奏报中，亦时不时地闯入君王玫瑰色的梦境。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漕运仰仗汴河。每年夏季汴河发大水时，宋太宗赵匡义都要亲赴治漕工地视察。有一次车驾陷入了泥淖中，他就下车步行。九五之尊的帝王连同一班随行的近臣，一个个都弄得泥猴子似的。殿前都指挥使跪在面前叩头不止，恳请皇帝回宫，被他一番痛斥。其实，比之于后来的元明清几朝，宋代漕运的规模还不算很大，但已经弄得皇帝这样狼狈了。是呵，就这么一条纤纤弱质的运河，却担负着泱泱京师的日用衣食。数千里运河线上，关山迢迢，风险莫测，再加之洪涝、干旱、盗匪、战乱，还有种种弊政造成的人祸，这些都是它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只要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京师里嗷嗷待哺的百万生灵将何以就食？

漕运，这纠缠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梦魇，面对着你苍古的风尘和含辛茹苦的哺育之功，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为你唱一首古朴而深情的颂歌吗？用青铜编钟和大运河边的芦笛伴奏，讲述一条河和一个民族的历史，那当然是应该的。作为农耕中国的生命线，漕运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巩固居功至伟。秦时明月汉时关，疆域辽阔的秦汉大帝国是以邗沟和鸿沟的开通为前奏的。而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其源头应该上溯到隋代大运河的千里清波。元代最终形成的京杭大运河，则又无疑为明清两代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长河千古，沧桑无语，从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专制社会有时确实可以办成一些大事，虽然那往往要以滔滔血海和累累白骨作为代价，但对于历史而言，那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赢得的是一个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嫉妒的大中华。

但我们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还要说，大运河，你是不是对一个封建的中国过于娇宠了？你几乎把一切都准备得那么精细周全，然后焐热了，嚼烂了，喂到它嘴里。它用不着稍微运动自己的肢体，也用不着像原始人类那样不断强健自己的器官。久而久之，你突然发现，它虽然已经皱纹满面，白发苍苍，却仍然是个没有思想、更不会行动的软体动物。你那舳舻千里的供养太殷勤恭顺了，过分的溺爱和迁就使它在饱食终日中丧失了进化功能。这种爱的方式，福兮？祸兮？谁人曾予评说？

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的漕运史。漕运大致肇端于春秋末期，那时正值中国的封建制开始挣脱奴隶制的桎梏，生气勃勃地走上历史舞台。而它的衰亡则是在清朝末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正式下诏废弃漕运。此后不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也就是说，漕运是和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始终的。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历史必然性呢？

漕运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方式和政治形态，它几乎深入到社会肌体的每根神经末梢，决定着那个时代的情绪、时尚、视野、风俗，以至生活节奏和生命精神。当农夫们在春天的原野上播下第一把谷种时，当村妇们在古老的织机上抛出第一梭纬线时，当镰刀、牛车和碌碡在跃跃欲试中等待收获时，他们想到的除了自己饥肠辘辘的肚皮，就是那有如家族背景一般古老的使命：漕供。为了自己的肚皮，为了官府的漕供，他们世世代代地劳作，这就是他们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信条。而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则要潇洒得多，举凡日用衣食自有漕船送来，他们几乎伸手可及。当他们憧憬着民间的某种美食珍玩时，也只要在给各州府的“红头文件”中加几行字，所需的一切便会沿着大运河源源送达。即使是皇上有所赏赐，也总是真珠彩帛或女乐什么的，让他们拿过来就可以直接受用。这种舒舒服服的受用甚至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来，据说宋朝的蔡京一日偶然问他的孙子，煮饭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孙子回答是出自席包。因为开封的米都是漕船从江南运来的，漕船装米都用席包。—这位纨绔子弟似乎并没有说错。另一则笑话说的是，明代北京的官员吃惯了通过“快马船”从江南进贡的鲥鱼，由于路途遥远，那些娇贵的时鲜货送到京城时都腐烂发臭了。一官员调任南京守备衙门，时值初夏，厨师天天给他做新鲜鲥鱼。此君虽然吃得十分开心，却始终不认为盘中美味是鲥鱼，因为在他看来：不烂不臭，怎么会是鲥鱼呢？这种黑色幽默虽然荒诞，但折射出的社会世情却是相当真实的，由于被漕运喂养得太久了，京城的衮衮诸公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心智。

在这里，产品的商品属性消失了，市场作用被淡化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一切都是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一切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之内。历史上的大运河曾多次改道，漕运方式亦时有变革，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把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连结起来，让南方供养北方。这种实物供养式的漕运制度，客观上压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了乡村中以土地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格局。在这种体制下，小民百姓们固然丧失了走向市场的欲望，就是官僚贵族们，他们聚敛财富也不是为了用于投资和发展再生产，而是把银子堆在仓库里，每年夏天搬出来晒晒太阳，寻求一种心理快感。或者用于购置土地，好在晚年致仕后有一块优游休憩的田园。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银子和土地才是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漕运就这样把一个封建的中国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让它在自给自足中陶醉、僵化，直至腐朽衰亡……

其实即使在“康乾盛世”那个时候，大运河也已经显出疲态来了。只不过那时国力强盛，舍得把银子花得流水似的，大运河就像一个用了激素的病人一般，还能勉强维持一种富态相。但这种富态不是雍容，而是虚胖，所谓娴静优雅已远离它而去了。康熙乾隆前后十二次南巡，主要目的都是巡视河工，游乐倒在其次。特别是康熙帝玄烨，早在亲政以前就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亲自书写了挂在宫中柱子上，以备顾视不忘，这三件大事中，就有两件是与运河有关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三藩既平，玄烨即首次南巡。这次因对治河心中无数，只能先为视察，故称“视河”。原计划先经山东祭奠泰山和拜谒孔庙，但当他祭毕东岳，刚刚在郯城驻跸，有河道总督靳辅向他奏报苏北大水，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康熙闻报，随即改变行程，先行南下巡视河工，待回銮途经山东时，再拜谒孔庙。他不喜欢搞形式主义，在他的谕旨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心任事”。他自己也是“实心任事”的，河务是基本国策，不实心任事不行。

康熙的这次南巡，还引出了一场关于治河方案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皇上自己，另一方则是治河名臣靳辅。这场辩论长达三年之久，其中有具体的方法之争，也有权力场中的恩恩怨怨。按理说，在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是没有辩论可言的，更何况是康熙这样的一代雄主。之所以会“辩”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靳辅不屈不挠地据理力争，一方面也是由于康熙处理得很审慎，他并不意气用事，以势压人，相反倒颇有一点民主作风。事情虽有些曲折，靳辅也曾一度被罢官，但实际上的治河方案还是按他的一套去实施的。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个叫于成龙的大臣也颇为活跃。于成龙是有名的清官（前些时因为一部《清官于成龙》的电视连续剧，让他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但他对靳辅有成见，一直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这个人清廉是清廉，治河却非行家，而且既以清官名世，就处处有点求名的味道。康熙曾一度派他督理里下河工程，结果发现根本不行。这说明，清官不一定就是好官，在一个清明向上的时代里，人们需要的当然是好官；只有在吏治日坏时，人们才呼吁清官，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

那么，靳辅是不是清官呢？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只用清贪二字来评价官员，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正好，康熙也曾当面向靳辅提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回答的。

康熙问靳辅：“你手下僚属中有谁最为清廉？”

这是旁敲侧击的说法，名为打探僚属，实为打探你靳某本人。谁不知道“长河决口，黄金万斗”，总河是个肥得冒油的差事呢？

靳辅回答得很得体：“清廉二字，人所难能，为大吏者必定要法己率属，然后才可责人。臣起家寒微，蒙皇上隆恩任总河一职，但如果说一文不取，一文不与，臣也难以做到。”

为什么“难以做到”呢？听着，因为他在这个位子上也要开销，例如对手下僚属的激励赏赉，例如方方面面的应酬交际，例如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务和摊派，等等。这些都没有正项支出，只能打到河工经费中去。

然后他又声明：“不过若谈到贪图富贵，颠倒是非，贪赃枉法，妄取钱财，妨碍公务等事，臣则断然不敢做的。”

康熙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侍卫和大学士们说：“他说的都是实话。”又对靳辅说：“如此足见你不骗朕了。”

也难怪康熙对靳辅的“实话”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河工向来是河官借以中饱私囊的好地方，要真正做到一文不取确实很难；河工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事关系，要真正做到一文不与也很难。靳辅是聪明人，他知道皇上也是聪明人，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像靳辅这样的官，不光皇上满意，老百姓大体上也是满意的。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最大度的，他并不是一定要你两袖清风地当苦行僧。你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多拿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吃过了、喝过了、拿过了，要为老百姓办事。最可恶的是有一类人，他们什么本事都有—吹牛拍马，卖官鬻爵，包二奶，养情妇，花天酒地—却唯独不为老百姓办事。靳辅虽然不能算一尘不染，但他为治河鞠躬尽瘁，最后死在任所，这样的官员即使放到现在，也还是值得称道的。

可怜的康熙，几乎从他亲政的第一天起就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大运河，长时间地注视某一种事物，要么使人昏昏欲睡，要么使人歇斯底里。康熙是精神上足够强健的帝王，但他的雄才大略后来也被消磨得婆婆妈妈的，特别是苏北里下河那一段，大运河与黄河、淮河、洪泽湖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年复一年的溃泛和修补，使那里成了大运河肌体上最顽固的病灶。康熙六次南巡，基本上都是冲着那块病灶而去的。首巡视河，二巡谋河，三巡治河，后来的几次则是检查治河规划的落实情况。他对河工太看重了，因为看重而容不得丝毫的拆烂污，一旦听说有在工程上弄虚作假或经济上手脚不清的，处置都很严厉，有时甚至免不了意气用事。例如曾有人告发某河官亏空库银三十万两，康熙大怒，让九卿议他的罪，大家都说要“大辟”（一种酷刑，将人拦腰砍断）。但当时的礼部尚书韩菼认为，亏空的银子是康熙南巡时花在接待上，并非贪污，这种情况应该让皇上知道。韩菼是康熙年间的名状元，很受赏识的，但自从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就不再被赏识了，反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被皇上斥责，到了后来连有病想辞职也不准，终于死在任上。康熙对河工太看重了，他这是恨屋及乌。讲真话不仅要看对象，也要看时候的，韩菼的真话讲得不是时候，他只能咎由自取了。

经过康熙年间的治理，大运河似乎又有点容光焕发的模样了，这容光是“康乾盛世”的一道底色，清代上升时期那一百余年的盛世风华，都是在这道底色上打理出来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帝王，六十余年的太平天子，端的是天上人间，良辰胜景。他也曾六次南巡，而且打的旗号也是巡视河务，但他已用不着像祖父那样宵衣旰食、栉风沐雨了。他只是巡视，并不是去解决什么问题的，余下的精力都用在游乐上。帝王的出行本来就相当排场，若一旦与游乐有关，那排场就更加倾城倾国了。别的不说，光是御舟经过的地方给纤夫准备的便桶，每县动辄万千，而且都要是新做的。御舟一过，即破碎无遗。成千上万只破碎的便桶散落在运河两岸，成为乾隆南巡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康乾盛世最后的奢侈。感谢野史笔记中的这类记载，它让我们看到的南巡不光是流金溢彩鲜花着锦的香艳故事，也包括了一些不怎么起眼的小情节。

康熙的首次南巡是在1684年，而乾隆的最后一次南巡则是在1784年，这中间正好一百年。乾隆是不是有意在祖父南巡一百周年的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盛典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的这一百年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宣告了英国的专制政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两年前，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开辟了一门崭新的学科—理论物理学。

1769年（乾隆第四次南巡不久），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蒸汽机的轰鸣不仅打破了田园牧歌的宁静，而且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1789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愤怒的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从此，“天赋人权”便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鼓舞人心的一面旗帜，也成了让专制者最忌讳的一道符咒。这一年，距英国通过《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间，欧洲人干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事，中世纪的坚冰被打碎了，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变革的热情和智慧的风暴席卷欧罗巴大地，从探究宇宙奥秘到发明避雷针、温度计、煤气灯、蘸水笔之类的小玩意，到处是五花八门的创造和生气勃勃的宣言，科学发现的欢呼和王冠落地的哀叹此起彼落，革命、权利、定律和定理成了一个时代最神圣的词汇。那么在东方呢？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两代帝王却把精力消耗在修补一条运河上，而修补的目的无非就是维持一个王朝的衣食温饱。相对于欧洲人轰轰烈烈的足音，他们精致的修补显得那样空洞而苍白，那一次又一次盛大的南巡也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滑稽表演。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实心任事，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能越过大运河的堤岸和帆影，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境界。那期间，大运河的容光焕发实际上是一种回光返照，徐娘老矣，韶华不再，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强打精神巧梳妆都难以掩盖衰老的痕迹。而且这种强打精神恰恰加快了衰老的进程，乾隆以后，大运河如同那个危机四伏的盛世一样，从华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妇人。

还是开头说过的那两句话：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道光十九年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离开京师驰赴广东。他没有走运河水道，运河水道是浪漫的消受，需要足够的耐性。林则徐是雷厉风行的人，他走的是旱路，随行的只有马弁一名，兵丁六名，厨丁三名。林本人乘坐大轿一顶，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两辆。坐轿、大车等工钱均由自己开销。作为钦差大臣，这样的轻装简从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的出场，是以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另类姿态走向前台的，他也因此走进了中国近代史的视野。

他是奉命去广东查禁鸦片的。这一查，就查出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来了。

清朝的历史到了道光十九年，各种矛盾和苦闷已渐趋饱和，各方面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这一年是注定了要弄出点大事情来的。

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当然也在进行，例如试行海运、整饬盐政、裁撤梨园、宽弛文网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隔靴搔痒式的，一碰到矛盾就赶紧打住。热闹了一阵子的海运早已偃旗息鼓，京师的漕供仍旧依赖运河，不为别的，只为保险。道光是个苛俭抠门的“老农”，四平八稳地守着一摊子家业。他的眼光也完全是老农式的，忧虑中带着几分苟且。他曾在给臣子的谕旨中打过一个老农式的比方，说国家目前的景况就有如一座破房子，梁柱已经大坏，只能修修补补地维持现状，断然动不得大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还比较清醒。于是房子一天天地破败下去，越破越补，越补越破，几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林则徐离京三个月后，他的朋友龚自珍也离京南下，离京的原因是“因故罚俸”，这个“故”，就是他太狂傲了，不见容于那个时代。当时龚自珍在礼部当一个小司官，正六品，每年俸银六十两。一个才华盖世的思想家和诗人，在冠盖如云的京城厮混了整整二十年，才从从七品升为正六品，相当于一个为王府管家的“包衣大”，这实在是很寒碜的。冷署闲曹，俸入本薄，龚自珍又是朋友人，景况就更加窘迫。好友王元凤受谴戍边，又把家小托付自珍，寄居龚家。龚妻何氏为生计所迫，曾向王元凤的妻子潘氏借金钗当钱，再去籴米买盐，却久久无力赎回金钗，使自珍夫妇惭愧不已。罚俸后的景况自然就更加不堪了，房主叩门讨租，谩骂声不绝于耳。笔砚冷落，形影相吊，连心爱的藏书也难以保存，一个穷京官的潦倒之状，恐怕无过于此了。那么就回江南老家去吧，幸亏得到了一个同年好友的资助，他才得以离京南行，否则是连盘缠也无法筹措的。他的离京与其说是对官场的失望，不如说是对清王朝的失望。京师太压抑了，这里充斥着蝇营狗苟和敷衍塞责，还有权贵的呼喝和小人的谄笑。“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在一种世纪末的病态气氛中，醉生梦死便成了最大和最后的挥霍。这里根本不需要思想和才华，思想和才华如果再加上正直的品格，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它只能加重你的生命负荷，让你成为不合时宜的独行客，在无声无息的贫困中慢慢地窒息。书生之累，世代皆然，而在一个满目荒芜没有生气的时代里，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

他不携家眷，只身南下，雇了两辆骡马大车，一辆坐人，一辆装载文卷书籍，缓缓出城而去。京师的高楼檐角，连同街市的喧闹声，一同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了，到这时，龚自珍心里才猛然涌起一股惜别之情，在他眼里，京师的山山水水都是有情义的，翠微山目送他摇鞭东去，西斜的夕阳也像是增添了几缕愁绪。原来京师不光有专制与媚从，贪婪与平庸，还有我见青山与青山见我，一种苍凉悲壮的情感拍击着心扉，他又要写诗了。从道光七年开始，他几乎有十二个年头没有写诗了，这是他的第二次戒诗。为什么要戒诗呢？因为诗是性情之物，真正的诗情总是藐视法理的，而他又是生性狂傲的人，一旦诗情勃发，胸中块垒排闼而出，少不得要指点江山，抨击时弊的，这当然为官场的游戏规则所忌讳。戒诗是为了“收狂”，对于一个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残酷的自宫。现在既然已经弃绝官场，还戒它作甚？那么就写吧，他的诗原是写得极好的，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别了，京师，少年的梦，青年的抱负和中年的勃勃雄心，都留在这里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已经四十七岁，此一去，以后恐怕就要老死江南了。但惆怅尽管惆怅，忧时济世的情怀并未泯灭，即便是飘零殒落，也要化作春泥催发新的生命。一路上，他每作一诗，便写在账簿纸上，搓成一团丢在一只竹簏中。写诗真是畅快—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的话—告别了令人窒息的官场生活，他“狂言重起廿年喑”，再也用不着瞻前顾后看别人的脸色了。这一年岁当己亥，他涂抹在账簿纸上丢在竹簏中的那些诗，后来收为《己亥杂诗》。

车到通州，他又挽舟南下。在道光十九年那个时候，如果说有哪一种事物最能让你耳濡目染地体味到历史的苍老和无奈，那就是大运河；如果说有哪一种方式—或者说情节—最能让你切肤之痛地感受到国计民生的困窘，那就是做一个行吟诗人伴着大运河远行。现在龚自珍来了。真应该感谢京师官场中那一幕小小的“罚俸”事件，他让一个沉沦下僚的诗人走进了大运河，也走进了大运河痛苦的呻吟，从而留下了关于大运河的一组情辞并茂的诗行。清代中期的大运河有如一位不堪重负的苦役犯一般接待了龚自珍，它形容枯槁，步履蹒跚，无论自然界的四季如何转换，它褴褛的衣衫上都扑满了衰飒的秋风。行进在大运河上，诗人那宏远的抱负只能化作无言的歌哭和叹息，在他的笔下，大运河已剥落了风情意义上的审美愉悦，只剩下流不尽的苍生之泪：

他已经辞官了，没有资格再去谈论盐铁与河工之类的大事了。但国脉之艰，民生之苦，又让他忍不住泪洒青衫。在南下的一路上，这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在淮浦，纤夫们夜以继日的“邪许”之声也曾牵动过他的情怀，让他涕泪纵横。这里是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处，由于运道淤塞，水路狭浅，致使北上的漕船都得由人工一艘艘地挽牵过闸。前人在诗中曾描写过漕船过闸时那种“邪许万口呼，共拽一绳直。死力各挣前，前起或后跌”的艰难。“邪许”为纤夫的吆喝声，夜阑人静时，运河上的这种“邪许”声自有一种悲怆的伤怀之美，它在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的心头激起的波澜是如此强烈：

从一艘漕船需要十个人拉纤，想到一千艘漕船北上京师将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又想到自己也曾在京师中消费过官仓的粮食，于是诗人由内疚而上升为对国事的忧患。有人认为末句的“泪滂沱”是为了凑韵，感情上不够真实，夜闻纤夫的吆喝声，可以使他内心感到惭愧，何至于泪雨滂沱呢？似乎太过分了。这样的理解实在过于头巾气，因为人的情感方式是不能用定理来规范的，有的人可能死了亲娘亲老子也照样谈笑风生，而有的人即使看到一片凋零的花瓣或一缕夕阳下的炊烟也会流泪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成为诗人的缘故，以龚自珍那样的气质，亢奋激昂中又蕴含着低沉哀婉，这滂沱的泪雨既是一个诗人内心情感的个性化诉求，又体现了一个富于使命感的有识之士在大厦将倾时的苦闷和痛苦，一点也不矫情的。

五月中旬船过淮浦，过了淮浦就进入里运河了。

这里是大运河最多事的段落，也是最繁忙的段落。淮安是漕粮中途盘验的总站，各帮漕船过淮的日期都有严格的规定，超过了限期，不仅船主吃罪不起，而且沿途的官府也要被追究的。因此一路上胥吏催逼，如狼似虎。龚自珍乘坐的小船在漕帮的夹缝里且走且停，两岸是里下河凋敝的乡村。一个时代的衰败气象往往不是洋溢在上流社会的笙歌舞影中，那些人恰恰是最麻木的；而是渗透在平民生态的每个细部，例如灰暗的天空下荒芜的田野，破水车有气无力的呻吟，或者乡民们脸上的菜色和迷茫的眼神。五月的乡村本该是丰饶而欢悦的，但去年秋天的大水还没有完全退去，运河大堤上随时可以看到灾民搭建的临时窝棚，满目疮痍，万户萧疏，民众的疾苦有如乌云一般笼罩在龚自珍的心上，诗人禁不住又潸然泪下。

从饥民和纤夫的身影中，龚自珍又想到了去南方禁烟的林则徐。国势衰微，万方多艰，现在大清王朝面对的难题已不光是河务和漕运，还有那洪水猛兽般的鸦片。几个月前林则徐出京时，他曾写过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情辞慷慨地提出了自己对禁止鸦片贸易和杜绝白银漏巵的十项意见，对林则徐不仅托之以国家的重望，倾诉了惺惺相惜的挚友情谊，也表示了自己有风云际会、随之南下共商禁烟大计的设想。林则徐在南下的车轿中细读此文，深为感奋，在回信中认为“责难陈义之高，非谋略深远者不能言”，却又婉言谢绝了龚欲随他去广东的要求：“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有什么“难言”的呢？当然是政治斗争的险恶，像龚自珍这样的狂生，听听他的意见是可以的，带在身边顾问左右却容易给政敌以口实。而一旦自己在政潮中有所闪失，就反而对不起朋友了。他毕竟久历官场，考虑问题不会光从朋友意气出发的。龚自珍可能会有点失望，但他仍惦念着林则徐在广东的作为，他的目光每每越过纤夫苦难的脊梁，跃跃欲试地遥望南方：

道光十九年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就这样弥漫在一对挚友的往来书札和诗词中。

当龚自珍思念着远在广州的林则徐时，魏源已经在扬州迎候他了。

这三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风云人物—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却同时又是挚友，这真是中国的幸运。现在，他们中的两位相聚在二分明月的扬州。魏源在这里有一处名曰“挈园”的住所，“挈”者，衡量也，衡量什么呢？以魏源的学识和志向，我想如果把这个“挈”理解为经天纬地是不会太错的。在这期间，龚自珍除了出游以外，就是和魏源探讨关于广东的“夷务”。这是两个最富于生命热情和性格魅力的男人之间的晤谈，龚自珍豪情似火，言辞风发，亢奋时每每声震屋瓦，甚至手舞足蹈；魏源则深沉宏博，见识高远，纵横捭阖中时时闪烁着智慧的锋芒。两人各有怀抱而又同气相求，巨大的民族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巨大的忧患意识。在他们看来，成败的关键乃在于朝廷内部的种种责难和牵制。这些年来，因循苟且之习，贪财好货之风，欺蒙瞒骗之术，已软化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脊梁。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说的，说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如此官场，他们既洞若观火又深恶痛绝。好在林则徐是个有胆识的血性男儿，“海到无边天作岸，山临绝顶我为峰。”从他少年时代吟出的这两句联语中，就可见志向之不凡。以他那举重若轻的才干和大刀阔斧的气魄，在广州当会有所作为的。至于“夷人”方面，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也几乎都不屑一顾，似乎那不过是一群左道旁门的乌合之众，只要朝廷振作精神，拒之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彼等“蕞尔小夷”何足惧哉！

在扬州小憩后，龚自珍又举棹南下。绿杨城外芳尘歇，红板桥头香草多，古城风韵和故人的友情，使他的满腔悲酸得到了宽慰，他觉得自己就像时下的扬州一样，尚处于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夏末秋初。在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他写下了一首至今为人传诵、令人振奋的诗篇，发出了苦闷而又充满热望的呼喊：

好一个“哀艳杂雄奇”的龚定庵！书生意气，声情沉烈，挥手风雷，石破天惊。这是滚过令人窒息的江天的雷声，是封建社会长夜之末，近代社会即将破晓之际的第一声春雷。万马齐喑，一马嘶鸣，他是何等的孤独；我劝天公，大气磅礴，他又是何等的顾盼自雄，一位思想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自豪感—当然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愤怒、彷徨、期盼和痛苦—在这首有如《风雷颂》一般的诗篇中冲冠而起，化成了一座不朽的精神巨碑。

龚自珍不愧是中国古典诗史的殿军。

在世界战争史上，发生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实在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因为这场缺少对手感的战争几乎无法从战略战术的任何角度加以评判。

战争的过程就不去说了，说起来让人伤心。人们总是想不通，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四万万人口的庞大的帝国，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几艘远道而来的三桅战舰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历来总是习惯于把一切问题道德化，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场悲剧纳入奸臣误国的公式，用战和之争、忠奸之辨来演绎成败是非，于是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王朝的失败只是由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使忠勇而果决的林则徐难有作为。奸佞弄权，壮士扼腕，这只是一个古老寓言的重演。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道光皇帝在性格上不那么懦弱，让林则徐继续打下去，这场战争能打赢吗？

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战争，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无论是将帅的谋略、士卒的英勇，还是民众的鲜血、关塞的雄峻，都不足以填补这段时间的“代沟”。

电影《鸦片战争》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在决定对中国用兵的内阁会议上，英国海军大臣趾高气扬地说：

昨天，有个传教士告诉我，一艘英国战舰能击溃十艘水师战船。我认为他说得不对，因为一艘英国战舰可以击溃全部中国水师。

电影中的处理是真实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是狂妄自大，他们有理由趾高气扬。

还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说这话的是那个名声不大好的琦善，但他说得并不错。

是啊，大清国的灾星到了。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啸而来，用坚船利炮打败了黄色的大陆文明，海风中带着一股野蛮的血腥气。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当然还有大运河—滋润了发达的农耕经济，这里是大陆文明天造地设的舞台，在它的北面和西面是连绵的高山和广袤的荒原，而东面和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一切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一切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的，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由汉唐至明清，这种自给自足的大陆文明走过了它温润的青春和衰飒的中年，现在，它终于走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了枯槁僵化的生命形态。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由殖民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使得大英帝国的海洋文明正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阶段。他们的三桅战舰带着先进的望远镜和滑膛炮，也带着开辟海外市场的扩张欲望和勃勃野心，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尖锐的弧线。现在，他们终于进入了太平洋。当东方的大陆文明遭遇到这股生气勃勃的异质文明时，就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美丽的锦帛一样，在新鲜的阳光和空气下顷刻间就破碎了，成为几缕令人惆怅的古典怀想。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孤独地离开镇海，踏上了万里谪戍的征程。

这次走的是水路，小船先沿浙东运河迤逦西行。太平洋的呼唤越来越远了，只有运河里水声喋喋，绵绵忧思化作老人的几滴英雄泪：

“边愁”在东南，而自己却要往西北去了，那回首南望的目光中该有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

过了钱塘江再沿大运河北上，小船在溽暑骄阳下兼程前行。江南的风是纯朴而迷丽的，吹送着六月乡村燥热的泥土味，也吹送着一路细致的风暴。杭州过去了，嘉兴过去了，吴江过去了，大运河脉脉无言，它实在有太多的悲愁无以言说。真正的大悲愁总是不屑于诉说的，每年进入京师的漕粮，有一多半出自江浙，千船万斛，千辛万苦，都压在它苍老的双肩上。可是这种殷勤的供养却没有让王朝鲜活起来。林则徐突然觉得大清国就像运河两岸那田间的稻草人一般，远望时摇曳生姿，张牙舞爪，其实那都是吓唬人的；走近一看，只是一副风雨飘摇的空架子。想起来真是羞愧，自己当了大半辈子封疆大吏，也自视勤于王事，所谓日理万机无非是河务、赈灾、钱粮、刑狱，何曾想到外面的世界竟如此大变。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对于他个人来说，这种羞愧是迟了点，但对于一个民族，知耻而勇，奋起直追还不算太晚。

林则徐的这种羞愧并不是官场失意之后浅薄的自嘲，也不是在万里遣戍的百无聊赖中偶有所感，而是一个富于使命感的封建士大夫带有根本意义的觉醒，这种羞愧将他生命中所有的智慧、才华、良知和勇气都凝聚成一种欲望。他觉得自己老了，大清国也老了，而站在对面的夷人却很年轻，连同他们年轻的舰船和大炮，甚至他们那些神奇机巧的小玩意—比如来复枪、龙尾车、量天尺、千里镜等等—都是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世道大变，天外有天，不睁开眼晴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行了，尽管这样会很痛苦。但既然你选择了责任，你就不能逃避痛苦。敢于面对痛苦也显示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质量，痛苦的过程就是涅槃的过程，不经过痛苦，你便永远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因此，拒绝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体味痛苦。当然，以林则徐的性格，看世界也只能站着看，决不会跪着看。站着看是一种比试，既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又不失去炎黄子孙的尊严。那是一颗不甘屈辱的灵魂在和对手较劲，“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抖擞身姿，把意气和激情埋沉在心底—如同夕阳满面羞愧地埋沉于西方的山海，为的是第二天更加辉煌地升起来—即使退却也不失丈夫气。而跪着看则是奴才对主子的仰视，懦夫对恶棍的乞求。跪着看的结果是永远看不懂，只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卑微，精神会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只恨自己这辈子选错了爹娘。他们当然不会有痛苦，至少不会有大痛苦，因为大痛苦只属于坚挺的脊梁—当它被强行按下去时，那挣扎的愤怒和忧伤便酿成痛苦。没有脊梁的人，既不配体味痛苦，也无缘体味痛苦。

那是一个在痛苦中思考和在思考中痛苦的时代，从道光十九年三月踏上广州天字码头，到二十一年六月离开战云密布的镇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林则徐的思考和痛苦超过了以往五十年的总和。现在他遭遇了遣戍，又在遣戍途中遭遇了大运河。大运河是柔性和诗意的，月色下的吴歌把夜晚拉得很长，几星雨点就打湿了所有的河埠头和石板桥，乡村的迎神赛会充满了浪漫情调，整个江南都飘散着新麦饼和土烧酒的香气。十八年前，林则徐曾担任过江苏按察使，后来又擢升江苏巡抚，江南的山水风情对他是有着肌肤之亲的。命运对他是如此苛酷却又如此多情，在他最需要宁静的时候，又把他从喧闹的官场解脱出来，并赐给他一段古运河上的孤旅，为的是让他将痛苦和思考沉淀为一种思想，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思想如果仅仅是思想者个人的财富，那也就仅仅是“思”和“想”，而不是思想。只有像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的思想，才有资格最终被称为思想。六月的江南运河如同一阕性灵派的诗词，在它的两岸，平原古典地铺展又古典地向后退去，苏州过去了，无锡过去了，常州过去了，这些江南名城都是倥偬消逝的风景。小船兼程前行，风也匆匆水也匆匆，急切得有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去赶一次盛妆舞会，那里的一切都是心仪已久的，她期盼着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牵手和托付。

到了镇江，终于泊船，起岸。

林则徐要在这里盘桓几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民族，现在都处于一个大生死和大抉择的紧要关头，这时候，他更加渴望与魏源和龚自珍的相会。什么叫挚友？除了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倾听，理解和慰藉，相濡以沫和相映生辉而外，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也大体是同一档次的，这样，他们的交往才能不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和创造的快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彼此都是情感和意志的延伸，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排除临难受命拍案而起甚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与魏、龚就是这样的挚友，这两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奇男子，许身家国，快意恩仇，举世皆昏，唯我独醒。他们随口甩出的几句牢骚也远远胜过朝堂上衮衮诸公们的竟日高谈。现在，魏源在扬州赋闲，龚自珍在丹阳教书，林则徐选择了镇江—在扬州和丹阳中间，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来完成自己庄严的托付。

镇江以它吞天吐地的胸怀迎接林则徐的到来。吞天吐地是镇江的位置决定的，运河在它臂间浩荡，长江在它脚下雄浑，一个力重千钧的“镇”字写出了它的壮夫本色。“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游。”这里襟带江海，提挈吴越，永远总是艨艟连翩的浩大景观。但吞天吐地不一定就表现为喧嚣浮躁，相反，只有浅薄的小溪才喜欢神气活现地大声呼喊。镇江恰恰是一座不事张扬的城市，它甚至有点灰头土脸的，全不似苏州和扬州那般招摇，因为名分都被它们占尽了，出头露面作人来疯的是它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也是它们。镇江只有劳碌的份儿，而劳碌者总是沉默的。但沉默的精神不在于享受沉默而在于积聚力量，如果把沉默惯性化恰恰是背叛了沉默的精神。于是便有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和辛弃疾“何处望神州”那样的大声音。镇江要么沉默，要么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大声音，因为有了这大声音，它平日里灰头土脸的沉默才不是一种无奈，而显出了比喧嚣更有力量的大气。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当主战派和主和派在金銮殿上沸沸扬扬地争论时；当清朝水师在沿海要塞收集妇女的尿盆和月经带，置放在木筏上用于御敌时；当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相信夷人没有膝盖，一打就倒，一倒就爬不起来时；当大英帝国的舰队连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一路势如破竹时，几个忧国忧民而又肝胆相照的挚友相会在镇江。直到若干年以后，人们在翻阅近代史时才会注意到，在那个多事之秋，决定中国命运的巨擘其实既不在京师，也不在广州，而在镇江的一处不起眼的庭院内，几个朋友一次不事张扬的晤谈之中。风清尘不到，潮带海声来，那座小小的庭院，连蝉噪和茶香也是令后人怀想的。

这次聚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由魏源执笔，编写一本介绍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

北固山下，没有响起梁红玉那样驱策千军的战鼓，也没有发出辛弃疾那样壮怀激烈的豪语，只有几个朋友晤谈之后的执手一握，但中国的近代史却感到了那一握中的热情和力量，在蒙昧和苦难的中国，那热情和力量足以托起一颗新世纪的太阳。林则徐给魏源带来了他收集的大量关于西方、关于世界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广州作钦差大臣时组织人翻译的西方地理书、地图册，以及澳门出版的英人报刊，还有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文件。在看到自己的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能意识到需要知识和思想，而后才能言及战略和策略，这是那一代思想家了不起的觉醒。

长夜沉沉，大野寂寂，一派朦胧的天光射向镇江，一部划时代的煌煌巨著就要诞生了。

《海国图志》。

哦，海—国—图—志！

我们对大海本来是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身边就依傍着世界上最浩翰的大海，历代的帝王也无不宣称自己“富有四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诗人的笔下，大海从来就是激情的渊薮，充满了浪漫的诱惑力。可是我们走向大海的云帆却很少升起，可怜的几次远航，一次是徐福，目的是为帝王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一次是郑和，那只是炫耀国威的政治游行，顺带着为主子寻找一个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上的对手。除去自己手中的权杖和那一副贪得无厌的臭皮囊，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大海是帝国的屏障，幸甚，幸甚！至于大海另一边的世界，他们从来懒得去想。一个依傍着大海的民族，关于大海的激情和想象力却日益枯竭，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我们对海外诸国同样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曾失去了多少次与人家交往的机会。作为“天朝上国”，我们从来总是把自己以外的国家称作“蛮夷”，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本来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要和人家交往什么呢？远的且不说，最近的一次，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率船队远涉重洋访问中国，带来了包括毛瑟枪和榴弹炮在内的六百箱礼品，要求与大清帝国签订贸易协定。但傲慢的乾隆不仅拒绝了人家的要求，还在敕书中老实不客气地把人家教训了一顿，说“中华万物皆备”，无需这些左道旁门的玩意。结果，才过了不到五十年，人家就带着当年作为礼品而不被主人笑纳的枪炮打上门来，把“天朝上国”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对一张展示外部世界的地图陌生吗？历史上的张骞西行、鉴真东渡、甘英出使古罗马帝国（据说此行曾一直抵达巴勒斯坦），都曾是我们走向外部世界的大举动。但那些只是汉唐遗事，随着汉唐大帝国从历史舞台上的消失，中华民族那种雄视四方的气魄也逐渐衰退，连同当年留下的那些地理图册亦散佚殆尽。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闭关自守，不再需要对外进取和交往，还留下这些劳什子何用？最后一批地图是被烧毁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航海图，目的很简单：为了防止后人仿效。我们当然也拥有不少勉强可以与地图沾边的东西，有些甚至被作为国宝藏之秘室，例如历代的《宫苑图》、《京畿胜迹图》、《江山万里图》等等，却唯独没有一张可以把东西方各国一览无遗的世界地图。

说到志，那就更加令人尴尬了。中国古代的志书真可谓浩如烟海，国家大事就不必说了，连道听途说的神怪符瑞之类都一一记录在案。自西汉以始，宫廷中还有一帮人专门负责编撰《起居注》，整天像特务似的盯着皇帝的日常起居，连哪天夜里“幸”了哪个妃子都写得清清楚楚。一部二十五史，每个朝代都列有《礼乐志》、《食货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等等，在那些汗牛充栋的记载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于外部世界的介绍，例如在明代的志书中，英吉利被列为“朝贡国”，要知道，对于那些“蕞尔小夷”来说，准许他们向中国进贡已经是一种“恩典”和“表彰”，只有进化了的“蛮夷”才能有这样的荣幸。在几乎所有的志书中，我们就是用这样近乎无知的目光打量外部世界的。

哦，海—国—图—志！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才发现，中国迫切需要一本了解世界的—《海国图志》。

镇江的约会聚散匆匆，林则徐的行期转眼就到了，挥别之际是最令人伤怀的，孤帆远影，青衫飘零，天各一方的离愁有如古运河上的晨雾一般缠绵。这几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以后再也没有相期之日了—三个月之后，才华横溢的龚自珍客死于丹阳。“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他留下的压卷之作是两首怀念故人的《咏史》诗。

时局越来越吃紧了，大英帝国的舰队步步进逼，而当时中华民族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扬州挈园里的一支书生之笔，《海国图志》的编撰与战争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军攻陷吴淞口，陈化成力战殉国；六月，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了江南漕粮的进京运道；七月，英舰陈兵下关，中外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九月，《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完成初稿；十二月，完成修订及序言，不久即刊刻问世。

而差不多就在同时，在深宫里闭目塞听的道光皇帝在谕旨中提出了一系列很幼稚的问题，让大臣上奏：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者，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今译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常识性的极为肤浅的问题，竟然出自堂堂天朝大国的皇帝笔下。从道光那迷茫的目光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整个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达到了何种地步。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本《海国图志》，并且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这里有一个问题，英军为什么不直接从大沽口进攻北京，而要沿长江溯流而上呢？早在两年前，他们的舰队就曾北上大沽口，亦深知大沽炮台形同虚设。在晚清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一共有三次：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京。在后两次入侵中，列强都是从大沽口入津门，然后直捣京师，从军事上讲，这无疑是效率最高的。那么，在道光二十二年夏天，英国人为什么要迂回到南方，选择长江下游向清王朝发难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是冲着大运河来的。

战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用自己最小的痛苦换取对手最大的痛苦，对于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切断运河漕运更让他们痛苦的呢？果然，扼守在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一失陷，清王朝就如同被对手点中了命门一般，整个地瘫软了。在侵略者的战争指南里，大运河成了这个古老王朝肌体上的一条优美的软肋。而自咸丰中期开始，因河漕逐渐停止，大运河亦失去了作为清王朝生命线的价值，到了那个时候，侵略者便只能陈兵大沽口虎视京师了。

最美丽的往往是最脆弱的。大运河太重要了，它也因重要而饱经蹂躏。从隋炀帝开通运河那一天起，历代的封建帝王也就把自己像人质一般交给了大运河。一千二百多年来，有多少次战争是围绕着对运河的争夺而展开的，我没有统计过，我只记得唐代安史之乱中的那次睢阳之战—不仅因其惨烈，更因其留下的那些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严峻命题。睢阳当汴渠冲要，又是江淮门户，对睢阳的争夺实际上是叛军与唐王朝对运河和战略后方的争夺。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以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守将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死守。战事历时十个月，孤城碧血，惨绝人寰。到了最后，城中所有能下咽的东西—包括茶、纸、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守军的战马也吃光了，连麻雀、老鼠也吃光了，张巡就杀掉自己的爱妾，让士兵们分食。许远亦杀掉他的仆人。此风一开，守军从此以人为食，先是将城中的女人全部搜出来杀死吃掉，接着又杀死老弱病残的男子充饥。前后“所食人口二三万人”。睢阳最后还是没有守住，张巡、许远皆壮烈殉国，但他们为唐军的战略反攻赢得了时间。朝廷感念其功，除追封了一大堆金碧辉煌的头衔外，还下令将二人书图于太极宫凌烟阁，在唐代，这是对功臣至高无上的表彰。《新唐书·忠义传》中亦对睢阳之战大书特书，赞张、许二位为“烈丈夫”。

面对着这两位气薄云天的“烈丈夫”，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张巡、许远的生命精神无疑有着相当的震撼力，但他们那种生命精神的实现，却是以蔑视生命作为代价的。这是真正的人吃人，三万多个无辜的大活人被另一群以正义自诩的大活人宰杀分食了，而且这种“吃”并不是手起刀落地一次完成的，而是零打碎敲细水长流，有如分批分期地宰杀大棚里的牲口一般，眼看要断炊了，就拉几个出来“做”掉。我们很难想象，那种场面中的吃人者和被吃者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一群以食人为支撑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中张扬着报效国家的忠勇—我实在不愿用“忠勇”这个词，怕玷污了它应有的圣洁—这就是睢阳之战。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妇女和老弱病残如果不被守军吃掉，城破后也要被叛军杀掉的。这话从逻辑上讲并不错，但我们怎么能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发落高贵的生命呢？就正如说既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死的，那么又何必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过程，生命过程的每一步都是神圣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应该是一切美好的情感—包括正义和崇高—的底线。也曾有人为张巡、许远辩护，说吃人这种事，“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意思是说，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人，不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则无可非议。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为了“伟大的事业”，死几个人算什么？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你们所说的“伟大的事业”最终不是为了保护生命，反而要以吃人为代价，那它又有什么“伟大”可言呢？“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口而实行。”这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名言。君不见，那些独夫民贼们不就是借口某个“主义”，某个“原则”，或者“国家利益”，把人民当作垫背，来实现一己私欲的吗？

睢阳之战只是争夺大运河的诸多战事中的一幕，类似的情节一再演绎，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独特的篇章。我想，迟早会有人把那些战事编成一本大书，题目就叫《美丽的脆弱》。大运河的历史无数次验证了这种美丽的脆弱—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大运河的鲜活与亮丽，苦难与无奈、血雨腥风与忍辱负重。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就目睹了这种脆弱，夷人只要用几条兵舰在运河上游稍微晓以颜色，京师里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已经步入老年的道光经此变故，精神上已完全垮塌了，像许多老人一样，他变得越发胆小怯懦，终日里只图耳边清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在临死之前，他曾力图有所振作，又一次下诏试行海运。一条衰老的运河是不足恃的，在万方多难的时局下，不能把一个庞大的王朝总是拴在运河上。

但这次试行也仅仅是试行而已，道光的生命精神已不可能再承载一次对祖宗成法的变革，最后自然又是例行故事，不了了之。

道光死于1850年，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其遗嘱词气谦逊，也透着浓重的悲凉情绪。清朝祖宗有规定，丢失国土的皇帝死后不得建神功碑，因此，他的墓陵是清代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个。斜阳惨淡，墓陵萧萧，一个自感愧对祖宗的庸懦之君瑟缩在龙泉峪的一隅，孤独地注视着清王朝走向最后的谢幕。

道光帝旻宁去了，咸丰帝奕詝来了，他接过了老爸手中的那一副烂摊子。作为一个既雄心勃勃却又才识平平的十九岁的青年，他只得倚重自己的恩师杜受田。杜受田是一个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士大夫，虽然他在帮助奕詝谋登帝位的宫廷角逐中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最大的缺陷恰恰是缺乏对当今世界的了解。鸦片战争时，这位老先生曾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以及近代军事技战术的无知。他那些源自儒家经典的治国方略，也基本上是与“木簰火攻”相类似的食古不化的一套东西。但咸丰没有办法，他只能倚重杜受田。这里且说一桩小事，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君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这道谕旨很有深意。“倚庐”是居父母大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奕詝为何不选择别处，偏偏选择上书房呢？他显然不是为了房子，而是为了向杜受田讨教的方便。因为杜的身份是“入值上书房”，每天均可到上书房值班，但不能去宫中别的地方。奕詝若选择别处为倚庐，召见杜受田须由御前大臣带领，不仅手续烦杂，而且十分招摇。以上书房为倚庐，师生见面就顺理成章很平常了。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出身于官宦诗书之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中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需要的不是被传统浸泡得烂熟的齐鲁大地和孔孟之乡的山东人，而是思想更开化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在每次社会变革的大潮涌动时，总会有一些带有地域特征的风云人物走上前台，晚清和民国历史上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就是这样的群体，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在中国政坛上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他们的湖广方言。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毛泽东，湖广方言成了这一时期最富于号召力的声音。有时候，某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走进了这个房间而不是那个房间，在冥冥之中决定他命运的仅仅是他那带着乡土味的方言，他一生的蹦达其实都没有超过故乡村头那棵最高的老树。例如像袁世凯那样的一代枭雄，你不能说他没有才干，也不能说他没有干过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好事。但他最后为什么一定要穿上那件丑陋的龙袍呢？他那个大总统其实已拥有了和皇帝差不多的绝对权力，他通过操纵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不仅将总统终身化了，而且实际上也世袭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让残存的一点“共和”、“民主”的形式存在下去，当一个西装革履的“皇帝”岂不很好？可他不干，偏偏为了一个皇帝的名分弄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昏招似乎与他的智商相去甚远。现在看来，根子就在于他的方言，他是河南人，那个自古以来的帝王之州，帝王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如同那一口红薯腔一样，几乎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这就是传统的力量。

咸丰初年的政事仍然在一条暮气沉沉的旧航道上运行，虽也时有雷霆之声、风云之色，但落到地上总是毛毛雨。本来，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已失去了活力的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而咸丰和杜受田现在又以此去配制救世药方，这样能有什么效果呢？按照祖制，杜受田让咸丰接连三次下诏求言求贤。一般来说，求言求贤固然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什么事情到了大事张扬地提倡的地步，往往说明这件事本身已不大妙了，就正如提倡廉政，恰恰说明了腐败成风，提倡民主，恰恰说明了专制横行，提倡安定，恰恰说明了盗贼蜂起一样。中国的封建帝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若公开求言求贤，则标志着统治已有些问题了；若到了公开下“罪己诏”的时候，那么也就差不多要亡国了。这期间，杜受田自己也推荐了两位老人：一个是林则徐，六十六岁；一个是周天爵，差不多八十岁。林则徐是众望所归，就不去说他了。周天爵是前漕运总督，作风苛猛果敢，在任期间很做了几件厘清恶弊的大事。重新起用周天爵似乎是一个信号，使人们预感到朝廷又要大刀阔斧地整治漕运了。

但还没等到朝廷动手，运河就出事了。咸丰二年夏季，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漕运亦为之阻断。大运河总会以它那美丽的脆弱，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对它的注意，新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它就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上了一道奏本。

咸丰几经踌躇，只得在奏本上下了一道朱批，派恩师杜受田亲自去处理。

也实在难为杜受田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王朝，这么一副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都压在他书生的双肩上，而他偏偏又是个不肯拆烂污的人。他太累了。

盛夏溽暑加上心力交瘁，这一年八月，杜受田死于河工。

噩耗传到京师，咸丰声泪俱下，用朱笔写下了一段在谕旨中极为少见的富于人情味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傥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杜受田死于河工，这样的结局极富于象征意义。杜受田老了，他为之身体力行的那一套治国思想老了，大运河也老了，这些走到了历史尽头的事物，最后悲剧性地聚汇在一起。衰老是一个可怕的词，任何别的词一旦和它沾边，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憔悴是可以恢复的，衰老却无法恢复。既然如此，那么死亡就是他们必然的归宿，他们聚会在一起，以死亡的形式完成了一次悲壮的告别。

杜受田的灵柩，通过大运河运往京师，沿途的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所有的漕船都为当今皇上的恩师让道。自山东向北，这也是杜受田当年进京赶考的路线，大运河见证了一个书生在古老航道上的奋斗和追求，最后又通过这条古老的航道把他送回京师去接受祭奠。从淮安到北京，千里运河线上灵幡似雪，哀声入云，这样盛大的丧仪，大运河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咸丰二年的秋天，大运河已感到了几分带着寒意的孤独，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生命，即便是死亡，也要和它的诞生一样伴和着纷飞的血雨，弄出惊天动地的大声音来的。

那惊天动地的大声音说来就来了。

杜受田死于河工时，“长毛”正在江南闹得沸反盈天。“三十刀兵动八方，安排龙马接洪杨。”自道光三十年开始，“长毛”起事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由湖南挺进湖北，一举攻克华中重镇武昌。第二年三月又挥戈东指，沿长江顺流而下，五十万大军征帆浩荡，旌旗蔽日，一路势如破竹。三月二十八日，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虎踞龙盘的南京。南京是多好的地方啊，这里有世界上最华丽的绮罗和最香艳的脂粉。洪秀全不想再走了，他要定定心心地在这里住下来。京都的华冕又一次降临在石头城上，这座曾叫过建邺、建康、金陵、应天和江宁的古都，这一次的名字叫天京。

大运河最先感觉到了天京城里天翻地覆的声响，因为在天京下游不远，就是扼守运河要冲的镇江、瓜洲和扬州，历史的智慧告诉它，一场血战正在向它逼近，而这场血战也许将从此终结它的使命，把它从与生俱来的精神特权和世俗劳碌中解脱出来。它老了，是到了该解脱的时候了。但它生命中的每一次重要仪式都是以尸山血海作为铺垫的，这一次当然更不会例外，它已经闻到了刀光剑影中那股欲望的血腥味。

围绕着这几座运河重镇的攻守战惨烈而持久，从咸丰三年开始，太平军与清军在镇江争夺五载，在扬州三进三出，在古渡瓜洲更是杀得昏天黑地。清军的江南大营驻扎镇江，江北大营驻扎扬州，形成对天京的合围之势，而林凤祥所部的一支孤军却死死地钉在镇江与扬州之间的瓜洲。为了这座弹丸小镇，攻守双方都打红了眼，清军的攻势如同江涛一般潮起潮落，太平军的坚守如同磐石一般落地生根。双方都志在必得，也都抱定了孤注一掷的信念，他们像两只死死地撕咬在一起的巨兽，招招都是冲着最致命处去的，却又总是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于是他们在淋漓的鲜血中喘息、对视、怒吼，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撕咬。他们仿佛不是为了胜利而战，而是为了死亡—怎样死得威猛、死得壮烈、死得让对手战栗—而战。瓜洲血流漂杵，尸骸横陈，经历了小镇历史上最痛苦的洗礼。战争有时是没有理性的，瓜洲何辜？从军事战略上讲，瓜洲的得失对天京的攻守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至于遭此荼毒？但战争说到底又是绝对理性的，瓜洲的不幸在于它太招摇了，它不仅依傍着运河，而且是大运河四千里航程中最重要的渡口，无论是死缠滥打还是困兽犹斗，攻守双方都因那个古老且娇贵的话题—漕运—而热血沸腾，亢奋不已。漕运是清王朝的天庾正供，漕运一断，偌大的一座京师就没有日子过了。因此，对于太平军来说，守住了瓜洲，就等于扼住了对手的咽喉。为了这真正体现了战争精神的一扼，他们在江北的据点尽数失手以后，仍不惜代价死守瓜洲，在遍体鳞伤中也享受着让对手血脉枯竭的快感。而对于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来说，升平岁月对那座南方的渡口并不怎么看重，至多只不过是关于闺怨和离愁之类的诗意想象。可一旦刀兵动地，瓜洲就像一座不吉的符咒压在心上，不把瓜洲揽在怀里，即便是玉堂金马，高枕锦裘，做的也全是噩梦。

太平军在瓜洲的坚守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自咸丰三年以后，江西两湖的漕米只得改折征收，折合成白银就地拨充军饷；而苏南浙江的漕米则改由海运，具体做法仍然是当年陶澍擘划过的那一套，在上海雇用商船海运至天津。从嘉庆年间开始，争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海运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三代帝王的殚精竭虑，六部九卿的慷慨建言，船工纤夫的痛苦呼号统统都白搭了，它们在太平军呼啸的刀剑下全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这真应了一位伟人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管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该如何评价，但沿袭了二千多年的漕运制度的最终废止却是由他们促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大运河的历史上，邗沟（里运河）和江南运河是最早形成的，现在，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最先卸下了历史的重轭，回复到一种平民风格。它本来就应该是一条平民化的河，那些贵族化的光环是权势者强加给它的，就像他们把华贵的冠冕强加在一位民女头上，同时也强加给她无休止的屈辱和劳役一样，那无异于是一种巧取豪夺。解脱了漕运之累的大运河把优越感和使命感也扔给了历史，现在它是一条自由的河，仍然有江枫渔火的诗意，仍然有帆樯如林的壮观，也仍然有船工号子和纤夫的呻吟，却没有了运丁胥吏的呼喝和鞭挞，因此也就用不着总是那么行色匆匆。好风好水，并不都是为了皇室的差事而推波助澜，它们想吹送哪片风帆就吹送哪片风帆，甚至想滋润哪块农田就滋润哪块农田，用不着看权势的眼色。在生命的晚年，它落尽铅华，也洗却了总是被驱使的喧嚣浮躁，迎来了一段有如秋容一般的自在光景。

只有在京畿附近的山东河北一带，大运河仍然瑟缩在王朝的淫威之下，那里的漕粮仍然要通过大运河牵挽北上。

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已经逼近那里了。

北伐意在“犁庭扫穴”，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望风披靡，五个月之后，兵锋直抵天津郊区的静海。京师里的王公贵族已经悄悄地收拾好细软开始逃亡了，咸丰帝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甚至想到了煤山下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在华的外国人几乎都认定清王朝行将垮台。北京城里逃亡的脚步声和无可奈何的叹息，连远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著书的马克思都听到了，他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

其实马克思是过于乐观了，参加北伐的太平军总共只有两万人，孤军转战四千余里后，已成强弩之末，到了天津附近便无力继续向前，只能在静海县独流镇固守待援。时令已是严冬，往年的这个时候该张罗过年了。独流镇的战事除了见诸于那期间羽檄交驰的奏章和谕旨，还刻印在溢彩流光的杨柳青年画中，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被称为“长毛年画”的《猴拉马》。作为这一历史大事件在艺术中的反映，猴拉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太平天国史家和民俗专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民间俗语中有“猴拉马山石遛”的说法，“山石遛”的谐音是“三十六”，隐喻“三十六计走为上”，是太平天国撤退的信号。也有人认为，传统年画中的猴都是暗喻“侯”的，这幅年画无异于太平军的安民告示：我军到达，立即封侯。这些解释都说得过去，也都有点勉强。在我看来，猴，就是太平军，因为林凤祥和李开芳刚刚被洪秀全封为“靖胡侯”和“定胡侯”。而马则是他们的对手满清王朝，在南方人眼里，马原本是属于北方的，“胡马”向来代指北方的少数民族。你看，一支小小的北伐军，把清王朝搅得一惊一乍的，就像画面上那个顽皮的猴子拉着一匹不肯驯服却又无可奈何的大马一样。猴拉马，有玩的意思，他们是在玩自己的对手，玩得清王朝顾此失彼，昏头转向。如果认为这幅年画中的猴子和马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那么，这种意味就在于，正是一股自豪和乐观的精神力量，托起了太平军将士笑指沙场的使命感，让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所体味到的就不仅仅是悲怆和沉重。

在独流镇，太平军最大的对手不是“清妖”，而是气候。如同四十年前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下的遭遇一样，这些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奔走的两广兄弟，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既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再加上与南方的稻米相比，北方的玉米和高粱简直让他们难以下咽。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固守了三个多月后，只得沿运河向南突围，一路退却，一路遗尸。最后退到东光附近的连镇，以数千残兵面对僧格林沁最精锐的蒙古铁骑，居然坚守了十个月。战事的残酷，让连镇地方志上的那几页至今仍令人不忍卒读，据说夏日里尸壅运河，尸臭熏天，数十里之内乡民无敢用水者。太平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战死，他们用自己飞扬的热血，在运河沿线这座不起眼的小镇上，写下了近代战争史上悲壮的一章。

咸丰喜出望外，为僧格林沁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庆典。乾清宫前的广场上卤簿如云，金声玉振，黄罗紫盖，翠华摇摇，庄严的礼仪中洋溢着开天辟地再造乾坤般的欢乐气氛。大清国已经二十七年没有举办这样的庆典了，上一次是道光八年平定新疆的张格尔叛乱，那时候，当今皇上还没有出生。按照清代制度，这种庆典是只有在大获全胜之后才可以举行的，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却铺排出这样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盛大仪式，实在有点强打精神的味道。长江流域的战局扑朔迷离，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胶着状态，将士无能，师老无功，据说江南大营的兵勇已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了抱子赌钱做买卖的小日子。但咸丰已无力去顾及这些了，南方还远着哩，只要京畿无事就好。

孤军北伐的太平军覆没了，历史学家们说，这是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的一个战略胜利，这我们不去说它。但历史学家们同时也注意到，封建的漕运制度也由此而终结，清王朝现在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北伐军兵锋所至，大运河北段的漕运也整个儿瘫痪了，黄河以北的漕粮也只能改折征收。改弦易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朝廷现在要的只是银子，至于京师军民的日用衣食，尽可以交给那些无孔不入的商人去操办。有了银子什么不能买呢，何苦总要自己揽在手里，成天为饭碗操心？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他们想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想通。无论是鼓励商船海运漕粮，还是将漕粮改折征银，虽然都是清王朝为摆脱困境而实行的权宜之计，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赋税的货币化进程，有助于加强农民同市场的联系。漕粮的商运或鼓励民间商人运销粮食，更直接有利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分解。有意思的是，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却是在太平军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下，迫使清王朝在无可奈何中最终完成的。

大运河现在被冷落了，这种冷落中透出一股历史的悲凉感和势利味，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庞大的王朝须臾不可缺却的生命之河，京师里的衮衮诸公也不再会因为它的决口或堵塞而忧心如焚，以至奏牍如云、申斥如雨了。但冷落有时只是为了促成某种角色的转换，它虽然不再是一条神圣的河，却仍然不失为一条有神采的河。失去了权势的青睐，也还是有热情的目光注视着它，那是来自民间的。民间的热情不像权势的热情那样云蒸霞蔚一般辉煌，它是家常式的、温润平和的。接连几年汛期过后，有些地方的河道开始淤塞了，但各级官府已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因为到时候自会有商人凑份子拿出钱来，请附近的民工来捞浅。捞浅不是疏浚，那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但通航总是不成问题的。商业的法则悄悄地取代了权势的法则，大运河最先感觉到了。在河北山东一带的运河两岸，传统的田园色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异化，铺天盖地的青纱帐中间，摇曳着棉花和烟草娇嫩的叶片。到了秋后，小镇的运河码头上，收获的棉花和烟草被打成包，装上高桅深舱的航船。而以前，这些船舱里装载的却是漕米、青砖和各类奇货可居的手工艺品。

航船开走了，码头上空寂下来，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提着一个小小的布兜，那里面是一捧鸡零狗碎的残花。秋风过了，棉叶落了，那遗留在棉秸秆上一瓣两枣的残花人家不要了，女孩子用心细细地剥下来，积在一起，想卖掉扯一块花布褂子哩。航船远去了，女孩子仍然站在深秋的晚风中，目送着大鸟似的白帆和航船后面“人”字形的波浪。

在那个季节里，河埠头上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女孩子，在她的身后，秋色在遍野的霜叶中冷寞地老去。

咸丰六年秋天，六十三岁的魏源离开兴化，沿古运河前往杭州。这是在一个苍老的季节里，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的告别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运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运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是何等豪迈。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他又行进在这条因漕运终止而显得冷冷清清的旧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云暗，芦花萧萧，满目凄凉，这景况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尽管一本《海国图志》使他名满天下，但名气有时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势利的科场和官场，名气更是一文不值。“惠抱兰怀只可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这是何绍基为他鸣不平的诗，他就这样在屡败屡试中误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中了个三甲九十三名，这样的名次，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录，那年的状元是一个叫萧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个平庸无为的孝子，夺魁后，在翰林院当了两年修撰，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直到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炉火烧死。但就是这个怎么看也不起眼的萧锦忠，当年在科场上的排名却要让魏源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其实，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状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国图志》的，仅从这一点看，科举的游戏规则也应该改一改了。

魏源在苏北的小县衙里坐了几年冷板凳，就辞官避居兴化，把佛经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许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药的大趋势，既然无力回天，便索性横出三界，寄望虚无。于是，他把人生的最后一座驿站选在灵隐寺下的杭州。

小船从内河绕过战火中的瓜洲和镇江，在谏壁附近进入江南运河。北风吹送着孤帆，省却了一路上纤夫的辛苦。漕运的终止加上连年战乱，古运河上一片萧索，原先狭窄的航道也显得宽敞多了。船到苏州，魏源登岸小憩。苏州是人见人爱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仍然一如往常，小桥流水，幽静如梦，老圃秋香，金桂出墙。阊门的市肆仍然繁喧，山塘的仕女仍然靓丽，桃花坞的年画也仍然充满了俚俗和喜庆。但魏源已经感觉到，这座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在走向衰落，随着漕粮改行海运，它的地位正在被邻近的上海所取代。从此以后，苏州只能作为上海的后院而存在了，这里精致的园林可以让冒险家们纵横四海的雄心得到休憩，这里的深巷小楼里为他们调教出一茬又一茬色艺可人的姨太太，而这里温丽的山水间则为他们准备了一方死后的墓地。一座曾在中国城市史上勃发出经济和文化原创力的苏州正在消失，它正在变成供人们休闲把玩的一把团扇或一曲评弹。秋风惆怅，美人迟暮，魏源叹息一声，重又登舟解缆。艄公扳动橹桨，搅碎了姑苏城苍老的倒影，旧日的繁华有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

几个月以后，魏源病殁于杭州。

就在这之前不久，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海国图志》修缮贴锦进呈，但对于咸丰和他的清王朝来说，一切已经太迟了。

魏源的感觉没有错，不光是苏州，中国东部那些比较纯粹的运河城市都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谓纯粹的运河城市，是就它们对运河的依赖程度而言的，它们当初的繁荣就是运河滋润的结果，它们和运河是瓜儿离不开藤的关系，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把这些运河城市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是很让人伤感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繁荣曾展示了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城市发展的骄傲，而且因为它们在历次战乱后所体现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再生能力。例如扬州，铁血之剑曾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犁为废墟，著名词赋家鲍照的《芜城赋》就是在这里写的，那种“饥鹰砺吻”和“崩榛塞路”之类阴森森的描写让无数后人不寒而栗，芜城也因此成为扬州的代称。可战乱一过，扬州从血泊和瓦砾中站起来，轻描淡写地理一理衣衫，将息好身上的创伤，照样平头整脸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段时间以后，便又出落得丰容盛鬋，仪态万方了。扬州的故事属于大运河的历史范畴而不属于权力争逐的历史范畴，决定他命运的是大运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残暴的将领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扬州那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就如同饥寒交迫和风尘垢面不能阻止贫家少女出落得饱满鲜活一样。这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它依傍着大运河，有艨艟连翩的漕运大观作为它生命的背景，从那里，它获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被冷落在一边，它生命中一个漫长的冬季降临了。

同治初年，随着太平军和捻军的相继失败，清廷内又发出了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当初改制只是在太平军兵锋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同治初年已经不是咸丰初年，更不是道光初年，虽然当皇帝的还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但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各方诸侯已纷纷坐大，并分享了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正项漕粮以外的浮收部分，称之为漕折。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源。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各方诸侯的反对，这中间以曾国藩风头最劲。清王朝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大打折扣，现在他们不得不看地方军阀的脸色了，既然各方老总们的脸色不好，那就只能不了了之。

北京的舞台开始式微，上海那边的好戏却迫不及待地开场了。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这在当时并算不上一件大事。但如果联系到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情，你就会隐隐感觉到这至少不是一件小事。同治十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终结性和开创性的大事。年初，曾国藩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位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的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仿佛为了印证这种论断，这期间，由恭亲王奕领衔修撰的《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二卷和《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相继告成，那一幕让清王朝不堪回首的历史将从此被封存在厚厚的典籍之中，但愿不要被重新提起。不久，容闳率领三十名留学生踏上了开往美利坚的海轮，这是中国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拖着长辫子的青年才俊中，有一个叫詹天佑的，后来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再接着，就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起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又陆续收买了几艘外国洋行的旧船。尽管貌不惊人，也不那么张扬了，但黄浦江上喧闹的汽笛声中，毕竟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大声音立即改变了航运界的竞争格局，过去一直是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怡和几家公司之间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全都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要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么怯场，凭借着清政府给予的漕运专利及回空免税的优惠政策，在竞争中反倒渐渐地显山显水，羽翼丰满起来。而且，从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后来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盛宣怀。在早期中国的洋务实业中，轮船招商局无疑是办得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轰鸣声背后，则是大运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大运河在冷落中流过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它目睹了那几十年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见识了一些崭新事物在它的身边次第崛起。如果说招商局海运的汽笛声离它还相当遥远，那么，另一个更大的声音却离它越来越近了—那是火车的轰鸣。

光绪二十七年，是中国传统的辛丑年，也是公元二十世纪的第一年。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从西安回来了，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的，走的时候蓬头垢面，仓皇辞庙，一路经河北、山西再到关中，惶惶如丧家之犬，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去年经过的那些伤心之地老太婆这次不想再走了，回銮走的是南路，浩大的皇家车队沿着黄河南岸的古驿道进入中州大地，然后再折向北行。銮驾到达保定时，刚刚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给了太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他特地为老佛爷安排了一段火车上的行旅—让太后和皇上乘坐豪华的“龙车”回京。虽然铁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有了好几年，但这个守旧而又虚荣的老太婆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来不肯赏光。现在看来，她似乎有意是为了等待逃亡返京的这一时刻，来完成这个历史性的盛大典礼。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跪满了花花绿绿的顶戴花翎，西洋乐队呜里呜拉地奏起了进行曲。这一对母子君臣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都想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揣测；我们只知道，銮驾回京不久，清廷就发出了一道谕旨：裁撤东河总督，自本年始，各省河运一律改征折色。至此，延续了二千四百五十余年，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漕运制度，终于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久，朝廷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废除科举。于是，大运河上最后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消失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一个书生背着行囊全程考察了大运河。在很多时候，我就这样站在古运河边，而且大致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眼前的衰飒气象和古运河有某种相通之处吧。是的，我得承认，这当儿看大运河最能看出情调，因为目下的运河（主要是北段）已不再属于诗人笔下的艳词丽句，很有些没落的了。

大运河是衰落了，又恰逢枯水季节，便愈见出衰飒中的戚容。所谓浩荡和明丽自然都说不上，那浅浅窄窄的一脉，自然也失去了往日流畅的叙事风格。水边结着薄冰，是脆弱的苍白，有的地方呈现出类似于石砚上“眼”的那种花纹。水很小，又不时被沙渚割据开来，便有些袅娜的意味。但两岸的河堤却很雄硕，器宇轩昂有如仪仗一般，虽显得有点过分隆重，却以其萧索的河床证明着当初的浩阔。河滩上长满了说不出名字的蒿草，一蓬一蓬的，一直铺展到与薄冰的交接处。还有几棵孤零零的柳树，都有了些年头，很难令人怀想那柳丝拂地的轻盈和春风快意。夕阳的余辉从那树梢上散漫过来，带着温存的伤感，抚摸着古运河边的一切。它渲染出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宁，也使得那表情呆滞的河水有了片刻的瑰丽。

火车的汽笛声就是这时候传来的。

那几乎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于是我看到，就在不远处的旷野上，那庞然大物正呼啸而过。它张狂、傲慢、旁若无人，那斩钉截铁的金属撞击声仿佛来自地层的深处。我这才意识到，铁路和大运河其实是平行地向前延伸的，在我这一路上，它一直若即若离地跟着我，有时它贴近过来，近得几乎能感到它那灼人的鼻息；有时又冷着面孔扬长而去，一甩手跑得无影无踪。现在，它又过来了—这次是在山东的德州。

翻开地图，看一看铁路和大运河结伴同行的轨迹，是很可以看出点意思来的。

无论是从北京向南还是从杭州向北，它们起初都是一起上路的，那两根并行不悖的线条也曾维持了好长一段。但铁路其实一直就很不安分，这种不安分源于它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倨傲不恭，它是新世纪的骄子，它的名字就打着铁与火的烙印，它有自己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为什么要跟着这位老态龙钟的“老祖母”亦步亦趋呢？于是它开始走自己的路。从地图上看，铁路和运河两根线条大致扭结成一个阿拉伯数字的“8”，但头尾又各自拖了一条小辫，那是双方并行的部分，在北端，是从德州到北京；在南端，是从镇江到杭州（其间铁路又经不住上海的诱惑，从苏州向东拐出去一段）。而那个“8”字中间的纽结点则在徐州。如果再看看它们分道扬镳的那几段，我们甚至可以闻到那延伸的铁轨有几分趋炎附势—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傍”—的味道。你看，在镇江，大运河渡江北上，汇入了古邗沟。铁路则驰心旁骛，拂袖西去，因为那里有六朝金粉的古都南京。在德州，大运河汇入卫运河，而后经临清循会通河南下。铁路则独断独行，兀自兜搭上了风光旖旎的泉城济南，而后又想去圣人故里的曲阜观光，因为圣人看不惯它那种新贵的骄矜，只让它擦了个边。大运河和铁路就这样从北京起步，到杭州结束，它们数次牵手又数次分袂，其中的纠葛和龃龉真是一言难尽。这是一次不平等的结伴同行，一次忠厚与倨傲，朴实与轻狂，忍辱负重与趾高气扬的同行。

如果说大运河和长城的对比显示出一种空间性，那么，它和铁路的对比则更多地属于时间。一个是二千四百年，一个是一百年，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当蒸汽机车的烟雾飘散在古运河上时，后者便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这种衰落是如此触目惊心。在从镇江到德州的每一座运河城市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衰落的痕迹，感受到历史老人悠长的叹息。只要看看他们的名字：扬州、高邮、淮安（清江浦）、济宁、聊城（东昌府）、临清，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都会想到在明清以至更早的时代，它们那独特的美学风貌和文化个性。现在，这些城市几乎都在大兴土木，筹建古运河公园和古运河博物馆，不少城市还成立了古运河研究会，这种收拾打点本身就透出一股没落贵族的味道。是的，大运河已成了它们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曾因运河而丰韵鲜活、亮丽照人，成为农耕中国的商务重镇。无论是文人、商人、女人，还是皇帝、官僚、仆役，都曾在这里体味过生命的风神和热力。但衰落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它们好像中了什么巫师的魔法，一觉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灰头土脸、韶华不再，成了不入流的三等都市，只在古运河边留下了几条街巷的名字（例如大市口、皮坊街、瓷器巷之类），羞羞怯怯地诉说着当年商贾云集的繁华。当然，随之衰落的还有那诗化的生命。而所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在大运河与铁路纽结的那个“8”字中，它们成了被铁路遗弃的一群。

起初，它们并没有怎么把铁路放在眼里，它们认为拥有运河就足够了，犯不着去攀附那轻狂倨傲的异教徒。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当津浦铁路修至山东曲阜时，为了线路的走向问题曾打了一场官司。诉讼的一方是有“天下第一家”之称的孔府，主诉人是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另一方是德国驻青岛的铁路公司。案由是：测量铁路的洋员竟将标杆插到了孔林附近，距西围墙只有五十丈。孔林是圣人寝息之地，岂能容忍那飞扬浮躁的洋玩意？为了这次诉讼，衍圣公曾亲赴山东巡抚衙门打通关节，并咨会清廷的津浦铁路大臣痛陈利害。面对着孔府这样背景很硬的家族，洋人也很知趣，他们同意拔掉孔林前的测量标杆，但孔府方面仍不肯罢休，坚持必须把铁路修在十里以外。这场官司的最后结局是孔府胜出，铁路只得乖乖地改道兖州。在那个时代，这恐怕是极少有的中国人盖了洋人一头的事。但曲阜却从此与铁路失之交臂，小城的衰落也自不待言。

但过了几年情况就不同了。1916年，围绕陇海铁路的东段走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是当时实业界的名流，一方是前清状元张謇，一方是海州耆宿沈云沛。所不同的是，这次双方是为了“争”铁路而“论”理。当时，陇海铁路通至徐州，沈云沛主张向东修至他的老家海州，终点放到大浦港码头。而张謇则主张从徐州向东南，在徐淮一线与大运河并驾齐驱，终点是他的老家南通。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总是以“尽瘁桑梓”为标榜的，但在涉及这个敏感话题时，两位老先生都摆出了一副高姿态。请看张謇在《为陇海线致张、解二君函》中的一段话：

南通者，中国之南通；海州者，中国之海州，非一省、一县、一人之所得私也。

话说得很冠冕堂皇，但也仅仅是冠冕堂皇而已。到了民国初年那个时候，铁路已成了有识之士眼中的“香饽饽”，谁不想往自己怀里搂呢？

最后沈云沛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在陇海铁路东端，一个叫老窑的小渔村开始在中国地图上显露头角。但老窑这个名字太土气，当时的报刊上称之为“陇海铁路终端海港”，这大概是中国地图上字数最多的地名了。又过了十七年，当这个因铁路而崛起的城市正式命名为“连云港”时，作为运河中枢的淮阴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

从孔圣后裔到实业巨子，他们一个个都在铁路面前奔走呼号，无论是驱逐还是延揽，也无论是争讼还是争论，那声音中的感情强度几乎是同等的。而大运河却被冷落在一边。历史的脚步势利地踩过它衰老的脊梁。时间，在名流显贵们的慷慨激昂和宏论滔滔中战栗，抖落下梦的羽毛和语言的碎片。它成了孤独的守望者，默默地流淌，默默地苍老。

火车驶过来了，打破了运河沿线牧歌式的宁静，它喷吐的蒸气超过了所有农家屋顶上炊烟的总和，那地动山摇的喘息中隐含着一股不由分说的霸悍之气。它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也是一个关于钢铁与火的宣言。在它突兀的路基两侧，水车在干旱的土地上唱着古老的歌谣。女人的头巾掩映在庄稼地里，仿佛盛开的野百合花。农夫们赶着毛驴优哉游哉地走过村路，他们目送这钢铁的怪物轰然远去，目光中满是迷惘。偶尔，他们会看到司炉打开炉门加煤，火焰在炉膛里舞蹈一般跳跃着，正是那被驯服的火，化作了奔跑的力量，如同高扬的帆驯服了风，化成航船前进的力量一样。有时候，他们为了验证那怪物的力量，会在铁轨上放一枚铜钱—同治通宝或光绪通宝，火车过后，那铜钱被碾成了纸一样的薄片，淡化了原先的字迹和花纹。他们把那薄片钉在农具的把手上，成为一种装饰。若干年以后，农具的主人已经逝去，他的后辈还会从那铜饰上辨认出“同治”或“光绪”的字样。但他们赶着毛驴经过铁路边时，目光已不再迷惘，毛驴上驮着土地上收获的棉花、蓖麻、烟草或女人的手工艺品，在前面的小镇上，它们也将被装上火车，送到更遥远的地方。火车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但大运河流程中的大多数地段是没有铁路的，在苏北和山东的广大腹地，火车的声音，大运河实际上只是感觉到的，这种感觉中浸透了无可奈何的失落和孤寂。世道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运河上的航船—特别是远方来的大船—越来越少了。于是码头上日见清冷，市镇亦日见萧条，连扬州那样风光的所在也有如弃妇一般形销骨立，在古运河边默默地顾影自怜。大运河渐渐失去了它的商业功用，更多地回复到农业社会的原始形态。农夫们在运河里捞取淤泥，但那不是为了疏浚河道，而是为了用于肥田，那些沉淀了千古繁华的淤泥覆盖在庄稼地里，催生出一茬又一茬的小麦、油菜和玉米。每年的早春季节，古运河上繁忙的罱泥船成了里下河一带最富于风情意义的景观。在余下的那些季节里，运河上最繁忙的是打鱼船。大一点的船用鱼鹰，鱼鹰栖在船舷上，神采奕奕地注视着水面，打鱼人的竹篙一挥，鱼鹰就跃进水里，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说不定就叼上来一条活蹦乱跳的鳜鱼或鲵斑。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金属的箍，奖给它一条小鱼，鱼鹰就兴高采烈地又跃进水里去了。小点的船，一家两口，婆娘在船头上敲击船板，声音清脆而空旷，那是为了把水底的鱼惊动起来。汉子在船尾慢条斯理地用扳罾作业，板罾起上来，十有八九总是空的，即使有货，也只是鳑鮍一类的小角色。那夫妇脸上毫无表情，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小船不紧不慢地一路响过去，古运河上越发清冷了……

大运河老了，一个衰老的生命总是喜欢选择沉默的。

它或者就这样老去，直至死亡，像世界上绝大多数中世纪的伟大建构那样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成为后人永远的追忆与凭吊；或者在冷落中等待—等待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崭新时代，那个时代不仅会给大运河带来新生，也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史无前例的腾飞。

那么就等待吧，对于一个经历了二千四百多年的伟大生命来说，这次的等待大概不会太久的。

又一个黄昏莅临了，木叶萧萧，衰飒如诉，古运河上弥漫着美丽的伤感。帆影从远方驶来，一群燕子殷勤地追逐着桅杆，几千年以前它们就是这样追逐的，从江南追逐到蓟北，又从蓟北追逐到江南。夕阳的余辉下，你渐渐看清了航船的每个细部：油亮发黑的船板，被磨出了金属般质感的舵柄，高大的帆篷上缀满了补丁，有如一位浪迹天涯的独行客，破旧的衣衫上扑满了秋风。在这条古老的航道上，它驶过了数千年的神话和传奇，哲学和史诗，现在它又无怨无悔地向你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