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影走下龙舟，前呼后拥地踏上了江都的御码头。在他的身后，桅杆上的锦帆次第落下来，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映在运河里，夕阳下有如晃动着满河胭脂、满河鲜血。斜晖脉脉，垂杨依依，色调是凄冷的，那人身后的影子因此比他的实际身量长出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他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江都的宫城。

这是一幕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画面，在后来的千百年中，人们提到这个人时，大抵总会联想到这幅画面的：一种有如流泻在现代派画家笔下的浓艳而疯狂的意象；一种凄婉得近乎绝望的美丽；一种颓废的但又极富于挑战性的精神氛围。这幅画面中的人物叫杨广。他是隋朝的第二代帝王，死后谥号“炀帝”。“炀”是一个很生僻的词，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大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皇帝本来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有意思的是，陈叔宝的这一谥号正是杨广追赠的。但后世只称陈叔宝为“后主”。这样一来，“炀帝”便成为杨广一个人所专用的了。但此时杨广早已抽身局外，无所谓了，“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他是很洒脱的人。

在杨广死去二百年后，一个名叫李商隐的青年才子从长安来到了江都（当时已改名为扬州），他当然是沿着运河南下的。留连在隋代宫城的废墟间，他想到了许多。李义山的诗一向是很晦涩的，但这一首《隋宫》却并不难读。读者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而我却从中看到了一种美：华丽的宫殿掩映在烟霞当中；浩荡的锦帆接天而来，又向着天涯驶去；杨柳优美地垂挂在运河两岸，时不时地飞过不祥的暮鸦。背景是放荡的桃红色，充满了暧昧的情欲，从中似能感到香艳的脂粉气，绸缎滑腻的质感，还有武士腰间的刀剑那种冷冽的光泽。这就是杨广的那个时代。你可以说它浮躁，但你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充满了浪漫精神的想象力。你也可以说它颓废，但你也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唯美主义的光辉—美得像一件凶器，张扬，甚至嚣张。“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这是何等阔大的气象！简直可以与秦皇汉武相媲美的。因此，所谓“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恐怕就不光是讽喻，更多地带着对杨广的某种欣赏—他那浪漫派大师的气质和高扬着理想主义的心灵之帆，岂是陈叔宝之流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

隋炀帝杨广

李商隐走了，他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最凄美的挽歌。在所有关于隋炀帝的咏史诗中，李商隐的这一首《隋宫》是写得最好的。他当然还是沿着运河走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早已成了史书上的一页奢华，但隋堤上的垂柳仍在婆娑弄姿，那是可以千年万载地繁衍的生命。王朝代谢，人事沧桑，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大运河是不朽的，它已成了中华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也成了历代诗人笔下永远的意象。光凭这一点，杨广即使不能称为伟大的帝王，也是可以走进有作为的帝王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