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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屠格涅夫是在十几年前，地点是居斯塔夫·福楼拜位于慕里罗街上的公寓里。那是一间小巧的寓所，房间里挂着东方式壁毯，正对着幽静雅致的蒙素公园，从任何一扇窗口望出去皆是满眼绿意。我和四五个密友在周日时经常在此处碰面，共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福楼拜家的周日聚会极少邀请陌生人，也不会有惹人生厌的家伙列席期间。

某个周日我和往常一样，到福楼拜家去会会老朋友。刚一进门福楼拜就把我拉到一旁：“你认识屠格涅夫吗？来，我给你引见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福楼拜就把我推进客厅。客厅里，只见一位头发胡须花白的高个子老人斜靠在摆满坐垫的矮榻上。一见到我他马上坐直身子，用炯炯有神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我。

不得不说，当时法国人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法国人对旅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许多胆大妄为之徒即使胆敢跨越国界，最终也止步于各个法属殖民地。因此，法国人的思想也仅局限于国内。不过，所幸我还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他写的《猎人笔记》深深吸引了我。我以此为起点，还翻阅了他的其他作品。在和他碰面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和他心意相通。我们都热爱田园生活，我们对大自然的解读也不乏共通之处。

一般来说，擅长描绘景物的作家只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就行了。可是屠格涅夫不仅拥有一双犀利的眼睛，还拥有过人的听觉和嗅觉。此外，他还具有非同一般的通感能力。他可以向读者描绘在空中氤氲弥漫的乡村气息、奔腾歌唱的溪流和澄澈碧蓝的天空。他随心所欲，不受任何写作流派的束缚，把自己种种感受诉诸笔端，把大自然的美景展现给读者，而他自己也沉浸在其笔下的美景之中。

不过，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屠格涅夫的作品。例如，从小到大一直居住在都市中的人们便无法体会他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美。都市的喧嚣一直在这些城市人的耳边挥之不去，他们从没有听过密林中的寂静之声。在深山中，在密林里，在小河畔，大自然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吵闹不休的人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这种环境中，如果一个人能保持内心的平静，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就能听到大自然美妙的交响乐。想象一下吧，试想你正坐在湖边，远处传来阵阵桨声。你并没有看到那条船，只有船桨击水的声音在静静的湖面上回响。你屏住呼吸，聆听那阵阵桨声，湖面似乎变得更宽阔了，周围的树丛也变得更加幽深。如果这时你能暂时忘却自我，如果你感到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悸动，那么你便领会了大自然美妙的天籁。

俄罗斯的大草原触动了屠格涅夫的心弦，他对自然美的敏锐感知促使他写下了《猎人笔记》一书。如果一个人能经常静下心来聆听大自然无声的乐章，他就会深深爱上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完全无视人类的存在。《猎人笔记》一书也是如此。在此书中，对人类苦难的怜悯与同情形成了另一乐章，与自然的天籁相互呼应。这种怜悯宛如俄国农奴们哀伤的民谣，其中还夹杂着啜泣呜咽之声；这种同情犹如催人泪下的克里奥尔民谣，其中夹杂着声声叹息。这些充满怜悯和哀伤的歌谣代代流传，让人们在最苦最难的时候能借此喘口气。当你翻开《猎人笔记》一书，那哀伤的民谣和声声叹息仿佛就在你耳边萦绕。从某种意义上说，《猎人笔记》足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媲美，只不过其中少了些慷慨激昂，多了些哀伤叹息。

我在见到屠格涅夫之前就已经读过他的著作，对此深有感触。在我心中，他无疑是一流的作家，占据着文学金字塔的顶端。不过在此之前我连他是否还在世都不清楚，而他本人就在巴黎更是出乎我的意料。当我走到巴黎一栋公寓的五楼，当我走进福楼拜的家门，当我在那正对着蒙素公园的客厅中见到这位大文豪，我只觉得恍若梦中，心中的讶异难以言表。

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还向他表达了我对他的仰慕和钦佩。我告诉他我曾在色纳特郊区的树林里阅读他的作品。在那幽静的小树林中，我能更好地感受他书中的世界。现在，关于色纳特郊区树林的记忆已经和他书中的故事融为一体。当我回忆起他的著作，郊区的美景仿佛又浮现在我眼前。我仿佛又看到了那片粉色的石楠，在瑟瑟秋风中渐渐凋零。

听了我的话，屠格涅夫也很惊讶：“这么说你当真读过我写的书？”

接着，他告诉我他的作品销量惨淡，他本人在法国也没什么名气。出版商海泽尔出版他的书根本就没打算赚钱，纯粹是善心大发做做好事罢了。他的书目前只为小众读者所欣赏。屠格涅夫一直对法国很有好感，可是看到法国读者对他的作品如此冷淡，而他本人也在法国籍籍无名，他心中不禁充满了失落和悲伤。

他说这些话时流露出哀伤的神色，可是并无一丝愤懑之情。他对我们在1870年遭受的灾难^[1]表示深切的同情，他对法国的喜爱之情也因此变得更为强烈。他不愿离开此地，而是打算在法国定居。普法战争前他一直去巴登^[2]消夏，现在当夏季来临之时，他不再前往瑞士了，转而跑到布瑞瓦尔去欣赏塞纳河两岸的迷人风光。

在我与屠格涅夫初次见面的那个周日，其他几个朋友恰巧有事没能到福楼拜家来做客。我和屠格涅夫两人得以畅所欲言，推心置腹，一起聊了很久。我问他如何安排自己的写作，还问他为何不亲自将作品翻译成法文——要知道，他法语说得很好，只不过语速有点慢，想来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吧。

他坦率地对我说，他之所以不亲自翻译自己的作品，是因为高高在上的法兰西学院和厚厚的法语辞典把他吓坏了。当他翻阅那本厚得吓人的法语辞典，他的手总会不住地颤抖，心里充满了恐惧。他感觉面前摆着的不是辞典，而是一本法典，上面罗列着犯下各种语法错误所应受到的惩罚。过后他总会犹豫不决，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翻译自己作品的决心也就此烟消云散了。我还记得，他提到在那段时间写小说时写到“他那苍白的眼眸”一词还要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弃之不用，生怕法国的大学者们会挑他的刺儿，找他的碴儿。

在我所认识的作家中，这种焦虑并不少见。我的朋友米斯特拉尔也是如此。他向来擅长用普罗旺斯方言写作，而法兰西学院的大学者们指定的各种条条框框束缚着他的手脚，厚厚的法语辞典和法语语法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向屠格涅夫表达了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说法语并不是一种僵硬且一成不变的语言，也绝不是辞典和语法书中罗列的条条框框。我认为法语是一种生机勃勃的语言，它犹如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其中自然也有糟粕和垃圾。随着河流不停冲刷流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好的文字——且不论它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语法规范——最终一定能保存下来，成为这条长河的一部分。

最后，屠格涅夫起身告辞，他说他要陪同“女士们”去参加由帕斯德洛普^[3]指挥的音乐会。我和他一同离开福楼拜家。说实在的，得知他也喜欢音乐让我很高兴。在当时的法国文学界，舞文弄墨的作家们对音乐很是反感，反而对绘画情有独钟。泰奥菲尔·戈蒂耶、雨果、班维尔、龚古尔、左拉、勒贡尔·德·李勒……他们都讨厌音乐。我自认为是第一个鼓起勇气承认自己喜好音乐的文人。我还承认自己对绘画一窍不通，什么色彩啦线条啦阴影啦……我完全是一头雾水。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偏好音乐而不喜欢绘画，或许是由于我体内南方人的本性在作祟。再者，我的眼神本来就不好，或许敏锐的听觉是弥补糟糕视觉的一种方法。至于屠格涅夫呢，他对音乐的喜好是来巴黎以后形成的。他客居在维亚尔多家中，这家人正好是搞音乐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屠格涅夫对音乐的热爱也与日俱增。

他与维亚尔多一家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深厚友情。屠格涅夫孤身一人，而好心的维亚尔多女士让他住进了自家位于杜埃街的宅邸。此前他提到的“女士们”便是葆琳·维亚尔多女士和她的几个女儿。他把这家的女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看待。

过后不久，我亲自去到位于杜埃街的维亚尔多宅邸，前去拜访屠格涅夫。房子里的装饰精致奢华，安适怡人的环境透出浓浓的艺术气息，而维亚尔多一家人也很友好。我穿过前厅，无意中瞥见一扇半开的房门，门后的房间里摆满了绘画作品。姑娘们清脆的嗓音穿透重重帷幕，传到我的耳中。此外还有一个女低音正在练习歌剧《奥露菲》中的片段。那浑厚深沉的歌声宛如流水一般，沿着楼梯倾泻而下。我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那女低音也随之渐渐升高。我走上三楼，走进一个小巧整洁的小房间。房间里挤挤挨挨地摆满了家具，看上去很舒适。看来维亚尔多一家的艺术品味也感染了屠格涅夫。葆琳·维亚尔多女士培养了他对音乐的爱好，而她的丈夫则提升了屠格涅夫对绘画的品位。

我走进房间，看到屠格涅夫正斜靠在沙发上。我在他身旁坐下，重新拾起上回的话题，和他聊了起来。他说我所说的话让他深有感触，他还答应在下个周日上福楼拜家拜访时带上一本新作。他当时正叫人把这本书翻译成法语，而他自己则全程指导把关。他还谈到他正计划写一本名为《处女地》的书，在此书中他打算描画在俄国腹地诞生的新阶层，书写那些穷苦老实人的故事。他还打算讲述这些天真的人们如何被卷入政治漩涡，讲述他们不切实际的理想，讲述他们的幻灭与悲剧。这些“革命者”投身于人民大众之中，可是民众非但不同情他们，反而嘲笑他们，排斥他们。听着他的话，我猛然意识到俄罗斯本身就是一大片“处女地”。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所有的一切都未经人工雕琢。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原上，第一批开拓者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他们走出一条条新的道路，不断进行探索，去开拓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反观法国，此处的情形正好相反。在法国逼仄的国土上，人们的足迹遍布所有大街小巷。就拿文学艺术来说吧，当今的文学家还在拾巴尔扎克的牙慧，根本想不出新的东西。

在此之后我经常和屠格涅夫见面。我们俩一起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谈话发生在一个春天的午后，地点还是在福楼拜的家里。之前我们一群人正在谈论歌德，而屠格涅夫语出惊人：“你们法国人误解了歌德。”一周之后，屠格涅夫带上两本书：《普罗米修斯》和《萨提尔》。这两个颇具伏尔泰风格的故事充满了渎神和反抗的情节，而歌德便是以此为基础写就了名为《普罗米修斯》的诗歌。屠格涅夫想借此让我们了解真正的歌德。当时我和龚古尔、左拉、福楼拜四个人坐在客厅里。窗外是蒙素公园，绿树成林，碧草如茵，柔和的阳光倾泻在大地上，孩子们嬉戏玩耍之声不绝于耳。而屠格涅夫则将歌德的诗歌译成法文读给我们听。我们听着一个文豪即兴翻译一位文学名匠的诗歌，直听得如痴如醉。屠格涅夫平时拿起笔来手都会打抖，可是那次他却镇定自若，仿佛已经化身为那位伟大的诗人。我觉得当时自己并不是在听屠格涅夫翻译歌德的诗歌，而是歌德本人站在我们面前吟诗作赋。

屠格涅夫也经常跑到马莱区来找我。当时我住在亨利二世旅店中。这是一间历史悠久的旅店，那宽阔的庭院和建有山墙的皇室寓所让屠格涅夫惊叹连连。当时马莱区是小作坊和小商铺的聚集地，其中大多是生产各种小商品的作坊，其余的便是销售矿泉水和糖渍李子的小商贩。屠格涅夫对这里嘈杂喧闹的街景也看得津津有味。

一天，屠格涅夫和福楼拜手挽着手一同前来拜访。屠格涅夫身材高大，而福楼拜也绝不逊色。我的小儿子悄悄对我说：“他们俩简直就是巨人！”他说得没错，这两人是当之无愧的巨人。他们不仅身材高大，还拥有与之相匹配的伟大心灵和超常智慧。这两人在秉性上也有共同之处。据说是乔治·桑^[4]女士介绍他俩认识的。福楼拜是这两人中较为阳刚的一个，他喜欢吹牛，总是吹毛求疵，就像个大嗓门的堂吉诃德。他具有犀利的观察力，生性喜好嘲讽，与中古时期的诺尔曼人颇为相似。而屠格涅夫的性情较为柔和。他长着浓密的眉毛，两颊扁平，表现出女性的细腻和敏锐，与其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不无相似之处。这个东方人生性悲观，总是无精打采，恹恹欲睡，遇事易紧张，好冲动。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人竟来自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民族？长久以来我就已经意识到，决不可以貌取人。或许造物主一时大意，把某个灵魂错放入一具与之极不相称的皮囊之中。例如，说不定一些男性的灵魂被禁锢在女性的躯体之中，而另一些五大三粗的汉子却拥有一颗女性的心灵。

在这次拜访中，每月一次聚会这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最后我们决定，每个月挑一个日子，叫上三五好友一起聚餐。后来我们把这种聚会称为“福楼拜家的聚会”，或是“失败作家的晚餐会”。读者对福楼拜的作品《竞选人》反应冷淡，而左拉以其失败之作《一束玫瑰》得以列席；龚古尔的戏剧《亨丽埃塔·马萨尔》受到冷遇，而我自己则以失败的戏剧《阿莱女郎》得以跻身其间。吉拉丹^[5]也想来插上一脚，可是严格地说他还算不上文人，于是我们把他拒之门外。至于屠格涅夫呢，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他在俄罗斯籍籍无名，绝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反正法国与俄国相隔千里，也没有人特地跑到俄国去查证一番。

参加“失败作家的晚餐会”的确是一件开心的事。我们倚着餐桌，畅所欲言。灵感被唤醒了，相互碰撞的思想擦出新的火花。我们这群久经世事之人都是饕餮之徒，各人的品味各有不同，因此餐桌上总要摆满来自各地的美食。对福楼拜而言，诺曼底乳酪和鲁昂炖鸭是必不可少的；艾德蒙·龚古尔的品味更为高雅，他喜欢异国风味，总是要一道腌制子姜；左拉一定会点海胆和蛤蜊，而屠格涅夫则就着鱼子酱大快朵颐。

我们这群人喜欢吹毛求疵，对吃的东西很是挑剔，让饭店的厨子和经理头痛不已。当时巴黎各大饭店的经理大概都记得我们这群难伺候的主顾。我们经常更换就餐地点。有时我们跑到剧院后面的阿道夫饭店和贝利餐厅，有时我们光顾法兰西剧院门前广场上的小馆子。后来我们又发现了沃辛恩先生的小店。如果实在无处可去，我们还可以到沃辛恩小店的小房间去聚一聚。那里的东西倒也合大家的胃口。

这种聚会通常在周日下午七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福楼拜和左拉穿着衬衫狼吞虎咽，而屠格涅夫总喜欢斜靠在矮榻上。大家生怕多嘴的服务生偷听窥探，一早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不过这实在是多此一举。福楼拜嗓门很大，说起话来整栋房子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我们主要谈论的还是文学。餐桌上总摆着某个人刚刚出版的新作：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和《三故事》、龚古尔的《艾丽莎女郎》、左拉的《穆雷教士的过错》、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我的《小弗莱蒙和大莱斯利》和《私生子雅克》……我们不会相互吹捧，而是敞开心扉，各抒己见。

屠格涅夫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看上去已经很陈旧了。屠格涅夫写的字很大，他虽是一个外国人，其书法却颇具古风。我在此处抄录一下这封信的内容，而读者们也可以通过这封信对我们当时的探讨形成一个粗略的印象。

全信摘录如下：

如果你正在困惑为何我对你的新作未作评论，我可以告诉你，我之所以迟迟未发一言是因为我不满足于单纯的泛泛而谈，而是想等到自己对此书的看法更为成熟时再做评论。我听说福楼拜就要回来了，我们的聚会也将得以恢复。我希望我们能在下一次聚会时再好好谈谈你的新作。

不过我还是想借此先说几句。我认为在你所有的作品中，《富豪》一书无疑是最优秀最完美的。《小弗莱蒙和大莱斯利》是平铺直叙，而《富豪》却是跌宕起伏。此书的高潮和低谷扣人心弦，没有一流的功力和天赋是绝写不出如此精彩的故事的。

如果我的评论过于直白笼统，还希望你能多多原谅。最近我的风湿病又发作了，整日困在家中，只在昨天才能出去透透气。我觉得自己长着九十岁老人的四肢，我很担心自己最终会失去行动能力，只能困在床上。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失败作家的晚餐会”上。如果我们谈够了文学，我们也会谈一些其他的话题，但最终我们总会转到爱和死亡这两个主题上。

有一回我们在谈论文学之余又提起了“死亡”这个话题。屠格涅夫斜倚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们中有人忍不住问他：“屠格涅夫，你对‘死亡’有何看法？”“我吗，我从没好好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在俄国，大多数人对死亡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死亡只是一个模糊的阴影，躲在未来的迷雾之中。”

或许，他对死亡的看法不仅反映了他的本性，也体现了斯拉夫民族的秉性。在他的作品中，斯拉夫的民族性犹如一股挥之不去的浓雾，自始自终贯穿其中。即使是在他说话的时候这种民族性也有所流露。刚开始时我们听得迷迷糊糊，一头雾水，可后来他的话仿佛亮光驱散了迷雾，从微观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俄罗斯，让我们恍然大悟。俄罗斯是一片青涩的处女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个俄罗斯不同于史书中那个死板僵硬的俄罗斯，而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在那片土地上，春雨唤醒了大地，柔嫩的青草探出了头，各种鲜花竞相开放；金黄的麦浪在风中翻滚起伏，忙碌的蜜蜂四处飞舞。当屠格涅夫通过自己的作品向我们讲述发生在那个遥远国度的故事，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加入自己的想象，俄罗斯的人民和景色也会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当然，每个人想象中的俄罗斯各有不同。就那我来说吧，我想象中的俄罗斯是一片颇具阿尔及利亚色彩的土地，农庄遍布各处，阿拉伯人的营地随处可见。

屠格涅夫时常与我们谈起俄国的农民。他们积习难改，一有机会就要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的良知已经麻木，也不懂自由为何物。有时他也会讲一些轻松的故事，描绘一些遥不可及的田园美梦。例如，屠格涅夫曾满怀柔情地回忆起一个姑娘。那姑娘是一个磨坊主的女儿，他在打猎途中遇见了她。刹那之间，他以为自己已经坠入爱河。

他时常问那个姑娘：“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姑娘羞涩地回答：“给我捎一点城里的香皂吧。我要把双手洗得香喷喷的，那样你就可以像吻一个贵妇一样亲吻我的双手了。”

在谈够了死亡和爱情之后，我们有时又会把话题转向病痛。我们所有人都已过不惑之年，都受到某种病痛的困扰。我们是生命的囚徒，拖着疲惫的身躯，脚上拴着病痛的大铁球。尤其是屠格涅夫，他饱受风湿病的困扰，总是拄着根拐棍，一瘸一拐地来参加聚会，看上去仿佛是一个患风湿的殉道者。说实话，当时可恶的风湿病还没有找上门来，我还有心情拿朋友们的病痛开开玩笑。不过不久以后我就笑不出来了。

我们经常谈论的死亡终于来敲门了，福楼拜率先离我们而去。他是这个五人小集团的灵魂和粘合剂，他这一走我们的生活也变了样。好友的逝去令我们心中充满哀伤。我们偶尔还会碰碰面，可是却再也没有心思继续之前的聚会了。

几个月之后，屠格涅夫竭尽全力，把我们几个人召集起来，组织了一次聚会。现在只剩下我们四个人了。餐桌旁照旧摆着五把椅子，那空出来的位置是留给福楼拜的。可是我们现在再也听不到他的大嗓门和爽朗的笑声了。所有一切今非昔比，恍若隔世。

过后不久，我在亚当斯夫人的晚宴上碰到了屠格涅夫。他还带来一位来自俄国的康斯坦丁大公，这位大公正急着融入巴黎的生活，打算趁此机会结识法国的各界名人。或许对这位大公来说，参加此类聚会和参观蜡像馆没什么两样。当时屠格涅夫一脸病容，情绪低落。他的死敌——风湿病折磨得他好苦，让他无法如常行动，终日困在床上。他希望他的朋友们能去看看他。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两个月前。维亚尔多家的宅邸温馨如故，大厅里摆满鲜花，姑娘们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我走到楼上，看到屠格涅夫正躺在房间里的沙发上，面容憔悴，病骨支离。不久前他刚经历了一次心绞痛发作，最近又开刀切除了肿瘤，伤口尚未愈合。在施行肿瘤切除手术的时候，他并没有使用麻醉剂。屠格涅夫把当时那种痛入骨髓的感觉告诉我。他说一开始时仿佛皮肤被层层剥开，之后他能感觉到利刃深入骨肉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深入五脏六腑的剧烈疼痛。最后他还加上一句：“我细细品味各种疼痛，打算等到聚会时再详细地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会感兴趣的。”

此时屠格涅夫还能勉强走动。当我离开的时候，屠格涅夫陪我下楼，一直送到门外。在离开前他还带我参观了他的藏画室。里面摆着几幅俄罗斯流派的绘画作品，画的是哥萨克兵营、在风中翻滚的麦浪和田园美景。这几幅画中的俄罗斯印证了屠格涅夫的描述，那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国度。

当时维亚尔多先生也在藏画室中，他看上去病恹恹的。维亚尔多夫人正在隔壁房间唱歌。在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宅邸门口，屠格涅夫微笑着向我道别。

一个月后，我听说维亚尔多先生去世了，而屠格涅夫正在生死之间徘徊。屠格涅夫拥有过人的智慧和伟大的心灵，他还没做好准备告别人生，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到布吉瓦尔去一趟或许对他有好处，那里的空气清新，气候怡人，是个很不错的疗养圣地。可是即使他能逃过一劫，或许也无法再参加我们的聚会了。要知道，他是多么喜欢“福楼拜家的聚会”啊！

在那以后，“失败作家的晚餐会”居然得以恢复。可是在聚会上，只剩下三个人的身影了。^[6]

近来我重新翻阅这篇几年前所写的文章，确认和修改其中的一些细节。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笔记。在这本笔记中，屠格涅夫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对我进行尖刻的批评，说我是最平庸的作家，最低能的人。他还说我的朋友都清楚这一点，还经常在背后笑话我。天啊！他所说的这些朋友是谁？他们既然这样看我，还能算是我的朋友吗？而屠格涅夫呢？既然他把我说得如此不堪，为何当着我的面还要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还记得他时常到我家中做客，坐在我的书桌前。这个和善的友人总是不忘亲吻我的孩子，他还给我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信。天啊！在那谦和的微笑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人生的确难以捉摸，而我现在也能更好地理解“人心莫测”一词的含义了。

[5]埃米尔·德·吉拉丹：法国记者，于1836年创办《新闻报》，被称为“报界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