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梅森先生
如果我觉得自己的胡子长得太长，而且恰巧顺路，我就会到莱斯佩先生的理发店去修剪一番。这间理发店位于维维恩街和蒙马特大道的交叉拐角处，占据了弗朗斯科蒂大厦的一角。这间颇具巴黎风情的理发店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理发店的老板莱斯佩先生说他能见到“全巴黎的人”。你看，这个理发店的所在地是巴黎交通最繁忙的地带，巴黎人总喜欢去运动场、剧院、洛雷特圣母院、股票交易所……而这里正是前往这些热闹场所的必经之地。如果你在莱斯佩先生的理发店坐上一会儿，看看窗外的人流，你会不由自主地惊叹：巴黎的人真多啊！你会看到股票经纪人、演员和记者，此外还有许多无所事事的闲人，有事没事都要跑到巴黎的各条大街上去走两圈。
当你看厌了窗外的街景，你可以把目光移向室内。这间理发店有好几个客厅，二三十个理发师正忙着帮客人们剪发、卷发、刮脸……而老板莱斯佩先生气定神闲，整家店的所有事务均在他的掌控之中。莱斯佩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男人，他从一间房窜到另一间，两只犀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刻不停地盯着理发师手中的理发剪和刮胡刀，不时还要拿起桌上的瓶瓶罐罐瞄上一眼。他家财颇丰，本可以安安乐乐地过上富家翁的生活，可是他那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让他整日狂躁不安，难以享受片刻的安宁。
不过我要讲的并不是莱斯佩先生的故事。莱斯佩先生的理发店在二十年前原是《费加罗报》的报社。现在，我坐在明亮的理发店内，在心里默默勾勒出昔日报社的门厅、订阅处和财务办公室。财务办公室的墙上开了一扇小窗，上面装着铁栅栏，人们通常要跑到小窗前办理银钱事宜。坐在小窗后头的通常是老雷根德。他长着一个长长的鹰钩鼻，双目圆瞪，待人总是没有好脸色，看上去就像一只气咻咻的鹦鹉。总编办公室的门上镶着一块玻璃，上面写着“闲人免进”。办公室里摆着一张大大的办公桌，桌上铺着绿色的桌布，桌子周围胡乱摆着几张椅子。我闭上双眼，仿佛又看到二十年前的自己怯生生地坐在办公室的一角，怀里抱着自己的处女作。在上这儿来之前，我把那沓稿纸小心翼翼地卷成一个圆筒，还系上一根丝带。那沓稿纸早已在我的怀里捂热了，可是总编维尔梅森先生迟迟没有现身。报社的职员让我等着，我就老老实实地等着。当时有六七个人坐在大办公桌周围，他们或是翻看着报纸，或是在纸上写写画画。他们抽着香烟，高声谈笑，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一个小个子男人混迹于他们之间。他脸庞通红，一头白发梳得高高的，看上去就像一只凤头鹦鹉。
这个小个子男人名叫保罗·艾伏伊，他是当时有名的编年史学家。《费加罗报》报社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把他从《巴黎邮报》挖过来。当时《费加罗报》报社给艾伏伊先生开出优厚的条件，他所拿到的巨额薪水让所有作家和撰稿人羡慕不已。当然，现在看来那笔钱或许算不上什么，可是在当时那可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艾伏伊先生坐在大办公桌前落笔如飞，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整个人仿佛沉浸在愉悦之中。他的字迹填满了一张张稿纸，而我坐在一旁，满怀艳羡地看着这位老先生微笑着写作。
这时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个欢快洪亮的声音叫道：“维尔梅森先生来了！”说笑声戛然而止，烟斗和香烟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人都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奋笔疾书，大气都不敢出。只有艾伏伊先生漫不经心地抬起头，看向站在门边的维尔梅森先生，仿佛这个被全报社奉为神明的总编不过是他的老朋友而已。
维尔梅森先生走进来，环顾四周：“很好，小子们，看来你们都在好好干活，没有偷懒。”接着他一脸和气地问艾伏伊先生：“怎么样？您觉得自己最近写的那篇文章还好吗？”
艾伏伊先生答道：“我个人认为还可以。”
维尔梅森先生说：“不错，不错，反正那也是你在本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艾伏伊先生脸色煞白：“什么？最后一篇文章？你什么意思？”
维尔梅森先生大大咧咧地说：“最后一篇！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可不是在开玩笑，说实话，你写的东西又长又臭。不信你自己满大街打听打听，大家都抱怨你写的东西干巴巴的，乏味得很！”
艾伏伊先生先生跳了起来：“可你别忘了，我和你们报社可是签了合同的！”
维尔梅森先生毫不在意：“合同！哈哈，真好笑！你还想对簿公堂不成！到时候我们把你的文章拿到法庭上好好念一念，让大家评判一番。我就不信法官大人会逼我刊登你的垃圾文章。”
……
我也不清楚这事后来究竟如何，我只知道艾伏伊先生并没有闹到法庭。听说维尔梅森吓唬人很有一手，看来此言非虚。
对维尔梅森先生来说，跟作者和撰稿人吵嘴早已是家常便饭。可是当时坐在办公室一角的我可是被吓得瑟瑟发抖，六神无主。我突然觉得自己怀中的手稿一无是处，恨不能带着这份手稿钻到地洞里去。后来我和维尔梅森先生处熟了，我们俩经常碰面，而他总是对我和颜悦色的。可是那最初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之后我每回见到他都觉得背脊发凉，就像小矮人面对巨人一样惶恐不安。
为了公平起见，关于艾伏伊先生的故事我还要添上一笔。艾伏伊先生颜面尽失，被《费加罗报》报社扫地出门。可是在他过世之后，正是维尔梅森先生主动供他的孩子们上学读书。维尔梅森既是一个粗暴无情的恶人，也是一个心怀怜悯的圣人。
维尔梅森究竟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没人能说得清。狄德罗喜剧中那些善恶难辨的人物正是维尔梅森的真实写照。他既可以和颜悦色，又可以狂风暴雨，这都要视他的心情而定。他有两副完全不同的面目：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冷酷无情；时而如春天般温暖，时而如冬天般寒冷；时而头顶圣人的光环，时而长出恶魔的尖角。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性却偏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关于这个善恶杂糅的维尔梅森先生，我还可以告诉你许许多多的故事，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只可惜篇幅有限，我只能挑其中几个有趣的故事来说说。
在普法战争之前，我认识了一个老好人。他有家有口，在位于让-雅克-卢梭街上的中央邮局里做个小职员。当巴黎公社运动兴起的时候，他并没有跟随邮局的大队人马离开巴黎。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他对那些共产主义分子也抱有一丝同情；或许，他实在是割舍不下家中的妻子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不愿抛下她们独自一人离开；或许，他觉得即使是动荡年代，也总有人寄信到巴黎，总得留个人分拣处理往来信件。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不离开巴黎，我也不好妄加揣测。当时巴黎有不少这样的可怜人，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暴动者”和“叛乱分子”。
无论如何，尽管这个邮局员工的上司三令五申地命他离开巴黎，可这个老好人还是不愿离开。他每天早上还是老老实实地跑到邮局去上班，在街头巷战的喧嚣声中一丝不苟地分拣信件，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拒不接受巴黎公社人员给予他的提拔和加薪，可是当巴黎公社最终被镇压之时，这个老好人还是被邮局扫地出门了。邮局还算仁慈，并没有把他当成“暴乱分子”送交警局和法院。这个可怜人在即将退休之前丢了饭碗，退休金也因此成了泡影。接下来的故事让人觉得既好笑又心酸。他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人，每天还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去“上班”。每天早上，他的女儿总要为他准备一件熨得平平整整的干净衬衫。要知道，政府职员可要注重仪表整洁！他的妻女跟往常一样，对他体贴入微，在上班前为他打好领带，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出门，还祝愿他这一天工作顺利。她们还真以为他要去到那个冬暖夏凉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这个老好人每天都冒着风雪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奔波，只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可惜最后总是无功而返。向晚时分，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家，心中充满了沮丧和失落。可是当他打开家门，他又要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和妻女们讲讲当天在办公室发生的趣事。他捏造出一个邮局副局长和一个鬼鬼祟祟的听差，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还要挤出一脸轻松的笑容。后来我在写作《富豪》一书的时候曾借鉴这个可怜人的故事，塑造了儒瓦耶兹先生这个角色。
在他深陷困境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能见到他。他的处境实在让人心酸。我突然异想天开，想要向维尔梅森先生求助，帮助这个可怜人渡过难关。我天真地想：维尔梅森定能为他在《费加罗报》报社安排一个闲职。
可惜事与愿违，《费加罗报》报社已经满员了，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多余的职位。况且，这个人可是个“共产主义分子”！想想看，如果维尔梅森在自己的报社里安插一个共产主义分子，那会造成什么样的轰动啊！
不过，这个可怜人的故事似乎软化了维尔梅森的铁石心肠。他对我说：“等等，都德，你刚才说这个可怜人以前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百法郎，”我回答。
维尔梅森沉吟片刻：“好吧，那我每个月多给你两百法郎，你再转交给他，一直持续到他找到工作为止。这样他就不会露馅了。他的家人还会以为他上邮局去，他的女儿每天还会为他熨衬衫打领带……”末了他还不忘加上一句自己的口头禅：“哈哈，真好笑！”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的确好笑。维尔梅森每个月都多给我两百法郎，让我转交给那个被邮局辞退的可怜人。三个月后，这个可怜人总算时来运转，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一个个铜子，终于凑齐了六百法郎。一天他拿出六百法郎和一封感人至深的感谢信，让我转交给维尔梅森先生（我不敢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一早就告诉他究竟是谁出了这笔钱）。或许这个老好人和维尔梅森在政治立场上有分歧，可是他还是把维尔梅森称为“我的恩人”。我拿着钱和感谢信去找维尔梅森先生。
“哈哈，真好笑！”维尔梅森说道。“我把钱给他，他现在又把钱还给我，这可是头一遭！要知道，我的钱总是有去无回的……哈哈，真好笑！”
看得出来，维尔梅森对这个圆满的结局十分满意。他乐不可支，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他一屁股坐进藤椅中，脸上还荡漾着开心的笑容。或许，他为自己的善行感到自豪；或许，这个生性多疑的人终于证实了自己帮助的既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家伙。
维尔梅森一边说笑，一边清点桌子上的钱。他把这堆钱分成六份，每份一百法郎。说着说着，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我说都德，好像少了五法郎！”
他说得没错。一个五法郎的硬币犹如漏网之鱼，静静地躺在我的口袋里。尽管维尔梅森心里着实高兴，可是他那精明的本性并没有变。你看，维尔梅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平白无故地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掏钱，可最后又要为了五法郎斤斤计较。
有时，维尔梅森先生又会装出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把自己的机巧和精明深深地隐藏起来。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滔滔不绝，舌绽莲花，把死人说活，把鸟儿骗下地，把鱼儿说上天。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维尔梅森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秘诀就是见人打哈哈，尽量装出很亲热的样子。当他自己或报社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待人的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费加罗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篇文章名为《公爵大人断案》。当年活跃在社交界的老巴黎人或许还记得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这篇文风辛辣的文章提到了莫尔尼公爵[1]的几则趣闻轶事，言辞颇为不敬。这文章是在付梓印刷前的最后一刻由维尔梅森做主加进去的。他在最后一刻临时安插文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过这回事情闹大了。直接听命于帝国政府的立法团[2]把维尔梅森叫了去。
莫尔尼公爵自然是怒气冲天——当然，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真的生气了还是装装样子而已，可维尔梅森却泰然自若。他一见到公爵便亲亲热热地说：“哎呀！公爵大人，您刚派去的那个传令兵可威风了！他头上戴着一顶气派的帽子，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信封上还盖着一个老大的官印。我看到他时别提多激动了，我还以为您叫我来是给我授勋的！我手下的人连授勋理由都替我拟好了，还准备为我好好庆祝一番呢！哈哈，真好笑！”接着维尔梅森就如数家珍地讲起了巴黎的各种趣闻轶事，不时加上几句妙趣横生的评论，中间还夹杂着阵阵发自肺腑的笑声。他不停地点头哈腰，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满嘴里叫着“公爵大人”“尊敬的公爵大人”……最后，莫尔尼公爵的怒气也烟消云散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过，维尔梅森这一招在对付德·佩西尼公爵[3]的时候就不灵了。面对冷若冰霜的德·佩西尼公爵，维尔梅森插科打诨、装疯卖傻的伎俩通通无效。幸好莫尔尼公爵对维尔梅森青眼有加，原谅了《费加罗报》的种种过失。在那些年里，《费加罗报》闯下了无数滔天大祸，惹恼了许许多多的实权人物。多亏了莫尔尼公爵的保护，这家报纸才得以幸存，未被查封。整个报社对莫尔尼公爵感恩戴德，把他视作报社的守护神。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会在总编办公室的墙壁上辟一个神龛，把莫尔尼公爵当成活神仙供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一天早上，《费加罗报》在最显眼的位置刊发了一篇由亨利·罗切福德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不过是一篇剧评，罗切福德在文章中用尖酸刻薄的语调评论了“德·圣雷米所作的一部剧作”。莫尔尼公爵闲时喜欢舞文弄墨，而“德·圣雷米”正是他的笔名。这篇文章让公爵大人如坐针毡，怒火中烧。他又把维尔梅森叫了去。
“这个罗切福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得罪他了？为什么把我的剧作批得体无完肤、一文不值？”公爵暴跳如雷。要知道，政客们对自己的文字十分自负。一旦有人白纸黑字地批评他们的大作，伤了他们的自尊，他们就会撕破脸皮，平日里装出来的谦逊和蔼立马一扫而空。
而维尔梅森则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哎呀呀！这简直就是晴空霹雳！公爵大人，我敢发誓，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事，我是决不会让这篇文章见报的。可是事不凑巧，当天我没去报社，也不知道是哪个促狭鬼钻了这个空子，把这篇文章弄上去了。唉，您看，我对这件事深表遗憾……之前我的确没有收到一点风声，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莫尔尼公爵勉强接受了维尔梅森的“道歉”，又一次放过了《费加罗报》。不过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购买《费加罗报》，只为了读一读那篇让莫尔尼公爵大为光火的文章。当天《费加罗报》的销量猛增，而维尔梅森别提多高兴了。
亲爱的读者，通过以上几个小故事，或许你已经意识到，尽管维尔梅森善恶难辨，他对报社的感情却是始终不变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报社的工作中，任何时候都以《费加罗报》为重。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摸索，期间也难免走过一些弯路，碰过几回壁。不过一旦他找准了方向，他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费加罗报》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
维尔梅森本人甚至也影响了《费加罗报》的风格，《费加罗报》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办好《费加罗报》成了他的使命，而他也的确是《费加罗报》总编的不二人选。他精力充沛，整天上蹿下跳，只要一现身就能把旁人镇住。他忽冷忽热，喜怒无常。或许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这种性格在当时的巴黎却被视为一种时尚。他不吸烟不喝酒，毒舌和铁拳都吓不倒他。他勇于进取，对所谓的道德观念不屑一顾。他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念，随时乐于摒除偏见。不过他总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保王派嘴脸，还要添上几分哲学家的风度。或许，鉴于他自己的身份，他觉得这副面貌是最相宜的。实际上，维尔梅森更适合去做一个胆大妄为的海盗头子。二十年来，他披着保王党的外衣，驾驶着《费加罗报》这条大船，随心所欲，横冲直撞。
在报社里，维尔梅森就像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君。在这个暴君的外表下面，藏着对《费加罗报》的一腔热忱。1858年的时候，《费加罗报》刚刚诞生。每个周四上午大约十一点钟，维尔梅森就会出现在弗莱尔迪咖啡馆或弗农咖啡馆。他名为吃早餐，实际上是去和咖啡馆里的闲人分享各种趣闻轶事。如果他讲的故事能把大伙儿逗得哈哈大笑，他就暗暗记下，准备让人撰稿刊发在下一期报纸上。如果众人对他讲的故事反应冷淡，他便弃之不用。
他喜欢倾听众人的意见，还不时问旁人对某篇文章的感想如何。他经常在咖啡馆里问某个人：“你觉得张三最近写的那篇文章怎么样？”如果这个人回答：“写得真好！”“妙趣横生！”“那作者实在是太有才了！”……维尔梅森听到这样的话肯定会乐不可支。随后他一脸喜色地跑回报社，一进门就大声喊道：“张三在哪儿？叫他来见我，这小子真是太有才了，谁也比不上他！全巴黎都在谈论他写的文章呢！”这时众人便忙不迭地将这个可怜的撰稿人推到维尔梅森面前。维尔梅森大大称赞了他一番，还给他涨了薪水。几天之后，维尔梅森又碰到那个闲人。可是这回这个人却向他抱怨：“张三的文章真是又长又臭，乏味得很！”哈，几天前这个人还把张三的文章捧上天去呢！不过维尔梅森顾不了许多。他听了之后便怒气冲冲地跑回报社，恶声恶气地把张三叫来。这回这个可怜的撰稿人不仅没有得到加薪，反而被扫地出门了。
类似的闹剧在《费加罗报》报社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所有人都有可能扮演“可怜的撰稿人”这个角色，只看运气的好坏而已。之前可怜的艾伏伊老先生被扫地出门便是此类闹剧的最后一幕。我不幸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给我幼小纯朴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对于维尔梅森来说，开除一个撰稿人压根算不上什么大事。一个撰稿人走了，自然会有另一个顶上。而且，维尔梅森一直以为“下一个总是最好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藏有一篇篇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藏在大脑深处，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文章弄出来。莫西里曾告诉我一件趣事：一天维尔梅森在大街上逛荡时碰到了一个扫烟囱的。他把这个扫烟囱工人带回报社，让他洗了个澡，再拉他到桌子前坐下。维尔梅森给他一沓稿纸，让他写文章。这个扫烟囱的落笔如飞，当真写了起来。据说那篇文章还很不错呢！在维尔梅森看来，只要是识字的人都能写文章。无论他们是声名显赫之辈还是默默无闻之人，只要文章写得好，就能在《费加罗报》上刊发。许多籍籍无名的作家偶尔灵光一现，写下几行精彩的诗句，就能赢得维尔梅森的喜爱和追捧。如此一来，这个作家也仿佛流星一般，瞬间发出惊人的光芒，惹人注目，名声大噪。不过，如果他的灵感就此枯竭，维尔梅森就会说这个人“才华已经耗尽”。据我所知，在巴黎有许许多多“才华耗尽”的落魄文人。他们或许凭借着几行诗获得了名望，却又在转瞬之间无声无息，湮没在芸芸众生之中。这真是一个奇异的时代，几行诗就可以耗尽一个人的才华！
话说回来，维尔梅森并不讨厌文学。相反，他自己读书不多，可一直对文学推崇备至。他把那些文笔好的作者称为“能驾驭文字的人”。维尔梅森对这类作家恭敬有加，那神态仿佛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人听到牧师用高深的拉丁语讲道。不过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类文章皆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精烹细作的龙肝凤髓虽好，却填不饱肚子，不如一份厚实可口的馅饼来得实在。当然，他的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对维尔梅森来说，《费加罗报》多刊登一些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文章方为上策。
有一天，他和作家乔温聊天，当时我正好也在场。他一脸不快，不加掩饰地对乔温抱怨：“你写文章时反复推敲，精雕细琢，弄得整篇文章文绉绉酸溜溜的。我手下这群家伙都夸你写得好，写得妙。因此我就把你的文章刊登在我的报纸上。你猜怎的？根本就没人看你的文章！”
“什么？没人看！这怎么可能！”乔温很是吃惊。
“那你愿不愿意打赌？”维尔梅森说道。“看，都德可以做我们的见证人。你随意挑一篇自己的文章，我让人在其中添进‘康布罗纳的名言[4]。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读者能发现这硬生生加进去的粗话。只要有人发现了，就算我输了。你敢不敢赌上一把？”
最终这个赌并没有打成。看来乔温对自己的文章还是信心不足，根本就不敢跟维尔梅森赌上一把。
【注释】
[1]莫尔尼公爵：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家。
[2]立法团：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立法机构，由选举出的两百多名议员组成。莫尔尼公爵于1854年出任立法团主席。
[3]德·佩西尼公爵：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外交官和政治家。
[4]康布罗纳的名言：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将军，在滑铁卢战役中负伤。传说在滑铁卢战役中，面对英军的劝降，康布罗纳曾说过“近卫军宁死不降！”可也有人认为他当时只骂了一句粗话“妈的！”此后“康布罗纳的名言”便成了这句粗话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