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巴黎
尽管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可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初到巴黎的那趟旅行，仍不禁心有余悸，那种窒息拥挤之感依然挥之不去。当时正值隆冬，而我却穿着单薄的夏装。我缩成一团，在三等车厢里坐了整整两天。到最后，我的脚仿佛插在冰窟之中，已经毫无知觉了。
当时我刚年满十六，在来巴黎之前我一直在朗格多某个山旮旯的学校里当学监。这次我前往巴黎，为的是献身于文学。我买了火车票之后，口袋里只剩下四十个苏了。可我又有什么好担忧的？似锦前程正向我频频招手呢。即便是饥饿也拿我毫无办法。在火车站的小餐厅里，我看到一排排糕点和三明治，直让人垂涎欲滴。可当时我却无动于衷。那四十个苏的零钱一直安静地躲在我的口袋深处，我决定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决不动用这笔“财富”。
不断呻吟的火车把乘客们晃得东倒西歪，火车驶过荒凉贫瘠的香槟平原，渐渐靠近巴黎。这时我几乎要饿晕了。同车厢的是一群水手，他们哼着小曲儿，借此消磨时光。他们当时所唱的都是些俚俗粗野的歌曲，可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小曲儿却是如此的悦耳动听。
这些水手虽然粗鲁，心地却很好。他们看见我蔫头蔫脑的，便把一壶劣质烧酒塞到我手中。要知道，当时我已经三四天没吃过东西了。在我看来，那辣喉咙的烧酒简直不啻甘露。那烧酒让我重新打起精神，疲倦一扫而空。可过后不久，我就开始打盹儿了。我睡得并不安稳。当火车停靠的时候，我就会从梦中惊醒；当火车重新开动的时候，我又迷迷糊糊地步入梦乡……
最后，只听车轮哐当一声，火车稳稳地停住了。这时又传来列车门开启的声音，乘客们开始下车，车厢里开门关门声不绝于耳。我下了车，来到终点站巴黎。头顶上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巨型玻璃拱顶，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穿着制服的海关人员在人群中尤为显眼，运行李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来回穿梭。
这时我看到哥哥欧内斯特正在月台上等我。他讲求实际，头脑灵活，见过不少世面。欧内斯特尽管年轻，却已经肩负起做兄长的责任。他特地为我雇了一个推着手推车的脚夫。
“行李就交给他好了，”欧内斯特摆出一副老大的派头，轻描淡写地对我说。
我只带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唉，那算什么行李啊！丑陋的旅行箱上打满铁钉和补丁，箱子本身比里面装的东西还重。我把这寒酸的箱子放在手推车上，脚夫在前面推着箱子，我和哥哥跟在后面踽踽而行。我们沿着仍在熟睡的街道，经过荒无人迹的码头，朝拉丁区[1]走去。当时天将破晓，街上只有赶着上早班的工人。在清晨刺骨的寒气之中，他们的脸被冻得发紫。不时还能见到几个报童，他们正忙着把报纸塞进订户家的门缝里。煤气街灯已经熄灭了，眼前的街道和远处的塞纳河在一片灰色的晨雾中若隐若现。这就是我对巴黎的第一印象。
我跟在脚夫后面，紧紧拽着哥哥的手，惶恐与焦虑油然而生。欧内斯特对我说：“你急着去看看我们的住处吗？不然我们先吃早饭怎么样？”
我赶紧回答：“好，我们先去吃早饭！”老实说，我觉得自己简直快要饿死了。
欧内斯特想带我去高乃依路上的一间小咖啡馆。可当时实在是太早了，咖啡馆还没开门呢。没办法，我们只能耐心等待。巴黎的早晨实在冷得厉害，我们只好四处走动，想让自己的身子暖和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了著名的奥德翁大剧院，那硕大的屋顶和森严的廊柱让我印象深刻。远远看去，那宏伟的剧院仿佛一座庄严的神庙，让我惊叹连连。
也不知过了多久，高乃依路咖啡店店门上的门板卸下来了，看来他们终于开门做生意了。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伙计打开门，把我们俩引入店内。他穿着一双松松散散的拖鞋，走动的时候踢踏作响，嘴里还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他那样子让我想起驿站的马倌，他们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去套牲口的时候就是这副模样。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顿早餐。只要闭上眼，当时的情形就在我脑海中重现。窗外晨光熹微，四周是光秃秃的白墙，墙上还钉着一排排钩子；咖啡馆的柜台上堆着一卷卷餐巾；餐桌上并没有铺桌布，大理石台面光鉴照人；桌上放着小小的盐瓶和纤巧的玻璃酒壶，酒壶里装满了货真价实的红酒。这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咖啡店，不过我对它的印象却很不错，店里的一切都那么妥帖，万事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那个睡眼惺忪的伙计开始忙活起来。他朝柜台方向喊了一声“三个苏的咖啡！”可是当时其他人还没来，他只好自问自答地回了一声：“来了！”不一会儿他就给我们端上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那咖啡闻起来很香，尝起来还带点甜味。他还拿来一个竹筐，里面装着两块面包。一番狼吞虎咽过后，咖啡和面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看到我意犹未尽，哥哥决定再叫点吃的。当时时候还早，咖啡馆还没有炸肉排供应，于是欧内斯特叫了两份煎蛋卷。他摆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对那伙计说：“要炸得脆一点。”
看他那泰然自若的样子，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在旁边看着，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我们还吃了甜点——一盘坚果和葡萄干。我们倚着餐桌，四目相对，说了不少知心话。我的哥哥是个见过世面的绅士！我一想到这点，心里的紧张不安便烟消云散了。吃完早饭的时候，我已经感觉飘飘然，仿佛刚才我喝的不是咖啡，而是美酒。
我和哥哥手挽着手，高声谈笑，走出了咖啡馆。此时天已大亮，巴黎开始向我展开笑颜。店铺从沉睡中苏醒，睁开了亮闪闪的眼睛；不远处，奥德翁大剧院正向我频频招手。光秃秃的树木后面现出一段铁围栏，原来那是卢森堡公园。透过树木的枝丫和围栏，我看到公园里白色的大理石雕像，他们仿佛在对我微笑，向我表示欢迎。
当时欧内斯特正给一位老绅士当秘书，他的工作是记录和撰写这位老绅士的回忆录，每个月能拿七十五法郎。我哥哥可是个有钱人！想到这我不禁扬扬自得。我们要靠这笔钱维持两个人的生计，直到我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在此之前我只能和哥哥住在一起。欧内斯特住在托侬大街的一间旅店里。我们走到这家旅店，只见在朝街的大门上挂着一块招牌，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议院旅店”。当我看到这个大而无当的招牌，只觉得飘飘然不知所以，仿佛自己身处仙境一般。欧内斯特的房间在五楼，正位于天花板底下，小得可怜，说它是蜗居并不为过。可在我看来这间房仿佛宫殿一般堂皇。想想看，这可不是普通的阁楼蜗居，而是巴黎的阁楼蜗居！
在旅店的对面矗立着一栋百年老宅。那古老宅邸的大门上方装饰着古希腊式的三角门楣，门楣上还有两具大理石卧像。那两个斜倚着的人像看上去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纵身一跃，跳到底下的街道上。看到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老宅，欧内斯特对我说：“你知道吗？那是御医里柯尔的宅邸。”
大名鼎鼎的御医里柯尔！议院旅店！这些字眼就像肥皂泡一样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彩，而我的虚荣心也随之不断膨胀。这也是巴黎给我的最初印象。
当时在圣米歇尔大道、日耳曼大道和学院街上新起了许多豪华建筑，好几家高级饭店也选择在此处开张营业。不过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尚未被这片繁华挤走，他们仍然逗留在拉丁区。而我和欧内斯特所住的旅店虽然起了个大而无当的名字，也并未招致什么麻烦。
当时旅店里住着一大群学生。他们来自南部的加斯科尼地区，总是摆出一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模样。不过说实在的，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儿。他们成日乐呵呵的，总喜欢抱着酒杯酒瓶狂饮一番，喝酒时也不忘吹吹牛皮。在旅店的楼梯上和过道里，到处可以听到他们那富有磁性的嗓音。他们总是在进行没头没尾的空谈和无休无止的争论，浪费了无数大好时光。平日里我和哥哥很少与他们碰面，只有在周日才能见到他们。如果我们还剩几个闲钱，想到旅店的餐厅里吃顿好的，这时我们也能见到这群夸夸其谈的学生们。不过，这样的机会可是少之又少。
我就是在这种场合中碰到甘必大[2]的，当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受人尊崇的知名人物了。他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喜好辩论，仿佛一个古罗马政治家的灵魂无意中进入了一个高卢人的躯体里。他说话铿锵有力，连窗玻璃听到他的声音都不住颤抖；他舌绽莲花，滔滔不绝，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当他的演说结束时，掌声和欢呼声随即响起。此时他已经在同辈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众人的拥戴。甘必大在拉丁区可算是个大人物，卡奥尔省政府每个月还给他寄来三百法郎。对于一个普通学生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后来我和甘必大成为好朋友，不过那是后话。当时我不过是个刚从外省来巴黎的乡下孩子，远远地坐在餐厅长桌的一角，用崇敬的目光看着他，心里绝无一丝嫉妒。能远远地看看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甘必大和他的朋友们正全身投入到政治运动之中。他们身处拉丁区，对杜伊勒里宫[3]发动猛烈攻击。而我的兴趣与理想与他们颇为不同，踏足文坛是我所追求的梦想。当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贫穷但负有才华的年轻人，将来必定能在文坛上有一番作为。我不惜耗费整整一年，躲在议院旅店的阁楼里吟诗作赋。
我的经历说起来感人，其实却甚为平常。每天都有无数满怀憧憬的年轻人来到巴黎，他们囊中空空，所有的只是头脑中的几行诗句。不过，我在无比困厄匮乏的环境下迈出踏足文坛的第一步，我以为当时我所经受的窘迫和无奈是无可比拟的。
除了我哥哥之外，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乡下小子，视力不好，笨手笨脚，羞涩腼腆。有时我也会偷偷溜出旅店，到街上走一走。我总喜欢跑到奥德翁大剧院的长廊里溜达，心里既害怕又激动。我常去的地方是甘特夫人的店铺，说不定我会在这儿碰到某个文坛巨匠呢！
甘特夫人颇有点年纪了，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她待我倒很好，还允许我翻看柜台上摆着的新书，只要不将书页裁开[4]就行。我经常看到她一边织着袜子，一边和著名小说家巴尔贝·多尔维利闲聊。巴尔贝·多尔维利曾写过一本名为《老情妇》的小说。他总是一手叉腰，摆出一副“墨洛温[5]贵族”的派头。多尔维利穿着一件朴素寒酸的大衣，大衣下摆镶着漂亮的黑色天鹅绒。他总喜欢撩起大衣的一角，生怕别人看不出他这件大衣的奢华之处。
又有一个人走近甘特夫人的店铺，原来那是瓦莱斯。后来他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加入了巴黎公社，在当时也算小有名气。瓦莱斯每天都到莫莱大妈的咖啡馆去，他把那间小咖啡馆当成自己的办公室和书房。他回家时总会路过甘特夫人的店铺。瓦莱斯脾气暴躁，生性刻薄，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老是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长着一副奥弗涅[6]人的模样，脸上长满又粗又硬的络腮胡子，几乎和眉毛连成一片。他开口说话时，旁人看不到他的嘴在动，只听到他那生硬刺耳的嗓音从茂密的胡子里传出来，如金石般掷地有声。他的声音总让我没来由地神经紧张。当时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钱》的小书。这本书是为米莱斯而作的，里面配了些五法郎的钱币图案作插图。此时瓦莱斯还没有和米莱斯成为搭档，不过他倒是与老资格评论家居斯塔夫·布朗歇形影不离。布朗歇是《两个世界》杂志的特约评论家，他是个不苟言笑的老人，动作迟缓，自视甚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有一次我曾大着胆子跟踪瓦莱斯和布朗歇。我看到他们走进塔拉纳街的一间咖啡馆里，我不敢跟进去，而是趴在窗户上偷看。我站在一个木箱上，用手抹抹窗玻璃，好让自己看得清楚一些。这间咖啡馆隔壁是狄德罗[7]住过的房子，据说他在此处住了四十年——现在这栋房子已经被拆掉了。在咖啡馆里，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坐着，瓦莱斯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而布朗歇则一杯接一杯地灌白兰地。
我还想起了克莱索。他待人和蔼，脾气却有些古怪。瓦莱斯曾在自己的著作《起义者》中提到他，让他永远为人们所铭记。克莱索身材颀长，身上总是穿着一件短大衣。他满脸愁容，一副苦相，经常在拉丁区的大街小巷里游荡。谁也说不清克莱索到底靠什么过活，只知道他曾写过一首名为《安托尼亚》的诗歌。当然，这个可怜人也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后来一个外省的朋友在遗嘱中给克莱索留下了一笔小额年金。在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克莱索跑去大吃一顿，吃坏了肚子，不久后就死掉了。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来自马德莱纳的于勒。他是当时文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后来却无声无息，不为世人所知晓。他的散文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古典美，只要看看他写的《痛苦的灵魂》和《莎弗拉侯爵》便可知其一二。于勒长着一头金发，举手投足之间颇具贵族气派。他面容苍白清秀，目光中隐隐流露出悲戚之情，看上去与丁托列托[8]画中的耶稣基督颇有几分神似之处。他来自普罗斯旺，一直怀念故乡明媚的阳光。他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阵阵窃窃私语中口耳相传。人们都说他生而高贵，英勇无畏。于勒经历了1848年的社会动荡[9]。在六月份的街垒巷战中，于勒身受重伤，倒在起义者之中。之后一个商人发现了他，把他带回自己的屋子里。于勒就藏在这个好心商人的宅邸之中。经过商人一家的精心照料，于勒最终恢复了健康，后来还娶了商人的女儿为妻。
我经常能遇到这些名人雅士，不时还能和他们攀谈几句。这足以使我心中理想的火焰继续熊熊燃烧。当时我颇为自负地想：“有朝一日，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名满天下！”
这种想法时时激励着我。我怀里揣着新买来的蜡烛，一口气爬上五楼。我通宵达旦地写作，在摇曳的烛光下写就一行行诗句，创造出一幕幕戏剧，一沓沓空白的稿纸不断被我的字迹填满。我乘着梦想与激情的翅膀，看到一片似锦前程正在我面前徐徐铺开。我沉浸在写作之中，忘却了贫困和窘迫。我还记得刚来巴黎后不久的那个圣诞前夜。学生们在楼下的大厅里彻夜狂欢，而甘必大的大嗓门盖过所有喧嚣，在走廊和大厅中回响，布满片片霜花的窗玻璃也被他的嗓音震得砰砰作响。四处都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可这时我在干什么呢？我正躲在阁楼里奋笔疾书，让行行诗句跃然于纸上。
可是当我走到街上，挥之不去的恐惧再次向我袭来。奥德翁大剧院让我心中充满敬畏。尽管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我就远远地瞥见这个大剧院，可在初到巴黎的头一年里，它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殿。奥德翁大剧院是我心中的麦加[10]，是我梦想的目标。我不时鼓起勇气，想要跨过这座神殿的门槛，到里面好好见识一番。要知道，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可都是些了不起的艺术家。可到了最后，怯懦和恐惧总是占了上风，我依然没能踏进这座神殿。
我经常能看到派头十足的提思兰德进出奥德翁大剧院。他斜斜地披着斗篷，扮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显然是在模仿名演员弗莱德里克·勒梅特。《蒙塔西夫人》的剧作者路易·布耶[11]和福楼拜手挽着手，跟在提思兰德后面。这两人看起来仿佛是两兄弟。刚升任议员的德·奥斯摩尔公爵紧随其后。据说福楼拜、布耶和这位公爵曾合作写了一部奇妙的剧作，只可惜这部戏剧未能搬上舞台。在他们后面是四五个身材高大的诺曼底人，他们都有一副军人的体格，嘴唇上还留着金色的小胡子，看上去都长得一个模样。他们来自鲁昂，是布耶的忠实追随者。只要剧院里上演的是布耶的剧作，他们必定到场；只要舞台的帷幕一拉开，他们就会胡乱鼓掌叫好。
此外我还会见到阿梅德·罗兰、让·杜拜和巴塔耶。这三个年轻人精力充沛，胆大妄为。他们上前几步，似乎想躲在提思兰德的斗篷下面溜进一旁的侧门。要知道，这个侧门可是专供演员、剧作家和剧院工作人员出入的！这三人都是靠笔杆子吃饭的。和布耶一样，他们刚刚触碰到文学女神的裙边，还未来得及一亲芳泽便猝然离世。现如今，每当我在黄昏时去到奥德翁大剧院的长廊里漫步，我还常常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感觉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尚未走远。
当时我写完了第一本诗集。为了让这本诗集得以出版，我几乎跑断了腿。我为此曾找过米歇尔·莱维和阿歇特。那些出版社的办公楼大多是宏伟森严的建筑，看上去犹如神庙和教堂。办公室的地板上还铺着厚厚的地毯。那些地毯虽然很厚，却拿我的破靴子没办法。我一走进那些冷漠森严的办公室，脚上的靴子便不争气地咯吱作响。办公室里的职员都养成了官老爷的习气，他们一脸傲慢，用冰冷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战战兢兢地问：“我能见见莱维先生吗？我想和他谈谈一部书稿的事。”
“好吧，你叫什么名字？”
我报上自己的名字，那职员凑到传话筒一端，嘟嘟囔囔地喊了几句。然后他又把耳朵凑近传话筒。最后他告诉我：“莱维先生不在。”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每个办公室都少不了那怪模怪样的传话筒。莱维先生不在，阿歇特先生也不在，出版社的先生们都忙得很，你永远也找不到他们。
当时我并未绝望，还有一家书店可以让我碰碰运气。这家书店就在意大利大道上，我决定到那儿去试一试。这间书店的老板名叫雅格特，店里没有丑陋的传话筒，也没有睥睨众生的职员。雅格特最近想出了一个促销的点子。他推出一系列书籍——都是些薄得可怜的小册子，以一法郎一本的价格进行抛售。雅格特五短身材，看上去倒有点像巴尔扎克，只不过他没有巴尔扎克那么气派的额头。他总是忙个不停，不是忙着处理业务，就是忙着参加晚宴。他做出种种计划，花钱如流水，恨不得立马大展宏图。种种不切实际的计划让他在几年之后破了产。他离开法国，跑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创办了《意大利报》。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当时他的书店如吸铁石一般，吸引了附近不少文人雅士。在这里可以见到诺利亚克[12]，当时他的新作《101兵团》刚刚出版；还可以见到斯高乐[13]，他的作品《丹尼斯》赢得了广泛好评，他也为此兴奋不已。此外还有阿尔道夫·盖夫和奥布里耶等人。这些人都是雅格特店里的熟客，他们夸夸其谈，话题不外乎是金钱和女人。这群文人墨客总是让我自惭形秽。有一次我在店里无意中看了一下窗玻璃，看到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混迹在这群文人雅士之中。只见他长长的头发未经修剪，戴着土里土气的普罗旺斯小帽，看上去就像个流浪乐师。好一会儿我才醒悟，原来那是我自己的倒影。
书店老板雅格特对我倒是和颜悦色的。他经常和我约好，让我在三点钟到“金房子”去和他碰头：“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说不定还能签个协议什么的。”这是什么骗人的鬼话？说实在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金房子”所在何处。
我处处碰壁，垂头丧气地回到小阁楼里，只有好心的哥哥能给我些许安慰和鼓励。
终于有一天，我时来运转，带回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保王派报纸《观察者》同意让我试试，我可以为这份报纸撰写文章。我为此欣喜万分。可以想见，满怀憧憬的我在为这份报纸撰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不断斟词酌句，反复推敲。我费尽心机，不敢有一丝马虎，所有的字都写得整整齐齐。我怀揣着这份稿件，来到报社编辑部。编辑读过之后便交付印刷。之后我回到家，大气都不敢出，不停地数着时间，等待刊有自己大作的报纸出现在巴黎的各个报摊上。
这时巴黎突然乱成一团，陷入恐慌之中。原来是某个意大利人意图行刺拿破仑三世[14]。《观察者》也惨遭池鱼之殃，无法逃脱被查封的厄运。奥尔西尼的炸弹没能炸死拿破仑三世，却让我的文章和希望灰飞烟灭。
当时我心如死灰，真想自杀了事。不过我最终没有动手。最后，上苍怜悯我，派出一个出版商将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我的救星原来就在托侬大街上，就在我们住所的附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塔尔提在托侬大街上开了一间书店，他自己也是一个文人，写过一些充满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其文笔有如行云流水，赢得了读者的好评。有一天傍晚我在议院旅店附近闲逛，走进了塔尔提的书店。正好塔尔提当天来到店中，就坐在书店的前厅里。我得以和他结识，后来他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作品《女恋人》。
这本书的书名相当吸引人，销量也还不错。这部作品乃至我本人还引起了报界的注意。现在我的羞涩腼腆已经一扫而空，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到奥德翁大剧院附近，到各个书店和报摊上查看我的大作销量如何。几天之后，我甚至大着胆子和瓦莱斯攀谈。我的字迹变成了铅字，我的作品终于面世了！
【注释】
[1]拉丁区：巴黎著名的学府区，也是学生抵抗运动和抗议游行的敏感区。
[2]甘必大：法国律师及政治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极力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
[3]杜伊勒里宫：法国皇宫，此处借指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
[4]当时出售的书本书页尚未裁开，只有购买之后才能裁开书页慢慢翻阅。
[5]墨洛温王朝：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存在于公元481—751年间。
[6]奥弗涅：法国中部省份。
[7]狄德罗：法国哲学家及百科全书主编。
[8]丁托列托：意大利画家。
[9]1848年的社会动荡：1848年欧洲卷起革命浪潮，1848年2月发生的法国二月革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次运动中，法国人民推翻了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0]麦加：伊斯兰教的圣城。
[11]路易·布耶：法国诗人、剧作家。
[12]诺利亚克：法国记者、作家、剧作家。
[13]斯高乐：法国作家、剧作家。
[14]1858年，意大利人费切利·奥尔西尼企图刺杀拿破仑三世，此后拿破仑三世政权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国家安全措施，对言论和教育实施更严格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