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劳动能力的人们为建设新生活努力干着粗活时，当每一个人都担起保卫古老文化的责任时，那些“思想健全”的人却在传播和加剧着紧张情绪，大声叫喊着：“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就像1905年以后一样，愤怒的洪流、怯懦的仇恨和肮脏的指责又一次向俄国民主、向全体俄国人民喷涌而来。

我不愿也羞于谈及自己，不过一年半以前我曾发表过一篇名为《两种灵魂》的文章，我在文中写道：俄国人生来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俄国人生性消极，但当权力落入手中时又异常残忍；俄国人那可敬的善良其实是卡拉马佐夫^[20]式的感伤主义，他们对人道主义和文化的劝导有着惊人的迟钝。这些想法并不新颖，也不是我的，只是由我尖锐地表达出来而已，然而我却因为这些想法广受诟病，他们甚至指责我犯下了各种反人民的罪行。

就在前不久，也就是前几天的事情，有人在《话语报》（这首先是一份文理通顺的报纸）上表示，用我对待人民的态度来证明我的“失败主义”确实再好不过了。

顺便说一句，我从来没有犯过“失败主义”，也从来没有支持过“失败主义”。谴责暴力、决斗、战争这些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比可耻的行径，谴责无法解决争端却加剧敌对情绪的行为，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失败主义”于我这样一个宣扬积极生活态度的人尤不相符。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我不会起来捍卫自己，但我有足够的能力捍卫我所爱的人。

现在，我在这里回忆别人对我在《两种灵魂》一文中阐述的思想的看法，并不是在自我辩护。我知道，在这场被我们体面地称作“论战”的笔头恶斗中，斗殴者都顾不上真理，他们相互寻找对方言辞上的失误、错漏和软肋，他们相互攻击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信仰的真理性，而是为了向公众展现自己的灵活机巧。

不，我之所以回忆《两种灵魂》，是为了问一问我的论敌：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更为真诚？是以前批判我看待俄国人民的荒谬观点之时，还是现在你们用我的那些话责骂俄国人的时候呢？

我从来不是蛊惑者，也不会成为那样的人。当我批评我们的人民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不爱劳动和各种野蛮无礼时，我总是记得，他们不可能是另外一副样子。过去的生活环境不可能培养出他们对个性的尊重、对公民权利的意识和正义感，那是一种没有人权、压迫人性、充斥着无耻谎言和残忍兽性的环境。值得惊叹的是，就算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人民还是保存了一定人性的情感和健全的理智。

你们在埋怨：人民在破坏工业！

可是有谁曾劝导过他们，工业是文化的基础，是社会和国家幸福福祉的根基呢？

在他们眼中，工业是狡猾的机器，它只会从使用者身上剥皮抽筋。他们说得不对吗？

三五个月前，你们每天在各大报纸上向人民揭露俄国工业收入的无耻而神奇的增长，人民的观点其实就是你们的观点。

当然，你们应该“揭露”，这是每一个真理的传播者和正义捍卫者的责任。但是论战会导致片面，所以当你们谈论工业的剥削性时，就会忘记它对文化和创造的作用，忘记它对于国家的意义。

对于一些人而言，工业是发家致富的源泉，可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它只是精神与肉体受压迫的根源，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文化人完全认可的观点。这一观点早就形成了，请回忆一下，当年俄罗斯是怎么接纳普列汉诺夫^[21]的《我们的分歧》一书的，“我们重生的施洗者彼得·司徒卢威^[22]用《批评笔记》掀起了怎样的狂风暴雨。”

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是看见房屋失火，只站在一旁徒劳而可耻地喊着“着火了”，却不采取任何行动一样。只有文字游戏的爱好者以及那些认为自己具备正义性、思维准确性和其他优秀品质的人才会钟爱论战。

然而，如果我们将自我评判的权力交给历史，立刻着手从事最广义的文化工作，如果我们将天赋、智慧和心血都献给俄国人民，鼓舞他们理智地创造新的生活方式，那这一切会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