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收到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昨天我拜读了您的《噩梦》，从您的作品中我意识到了自己无望的处境，我这个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禁感到悲伤。我并不想向您讲述我如何坠入泥淖，这毫无意义。我只想说，是饥饿和当时一位亲近的人的劝告推我迈出了这可怕的一步，当时他正在受审，以为我能减轻他的厄运。

“我要说，在那里供职时我一直看不起自己，现在也是一样。可是您能理解这种痛苦吗？就连您这样敏锐的人也不会理解，每个暗探都要把心里的许多东西烧掉。我们并不是从那时感到痛苦的，在此之前，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已备受折磨。现在，全社会都把脏水泼在我们身上，可那时却不肯向我们伸出援手。并不是所有人都坚强到甘愿付出不求任何回报！倘若我不信奉社会主义、不信奉党也就罢了，可是您知道，那时我卑鄙的脑子里却想着：我能给运动带来的危害是极小的。我太相信我可以将这份工作做好，使其益处大于危害。我不是为自己开脱，我只是希望您能了解奸细这类可怜人的心理。要知道，我们这样的人非常多！个个都是党的栋梁。这不是个别的丑陋现象，而是某种更深刻的普遍原因把我们赶进死胡同里。我请求您，请克制您的厌恶感，离叛徒的内心再近一些。请告诉我们，是什么使得我们在全心全意信仰党、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一切圣洁之事的同时，还能‘忠诚’地在安全局效力？是什么使得我们在看不起自己的同时，依然能够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生活在神圣的罗斯是多么艰难！

太艰难了。

在这个国家犯罪可耻，忏悔更糟。上文中关于信仰社会主义的言论的逻辑实在让人惊异。难道说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爱她的整个身体和灵魂，而手指、耳朵这些与她整个人相比是那么微小，所以就可以随意咬掉？肯定不能。可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却正是如此荒唐可怕，他在信仰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同时，把党活生生的器官一个个割裂开来，却真心觉得这对事业利大于弊。我要再问一次，他真是这么认为的吗？恐怕是真的，并且这个想法不是在他做了叛徒之后才出现，而是与背叛同时产生的。俄国人有这样的特点——每一刻都发自真心。我认为，这一特性正是我们惯于生活在道德混乱之中的根源。请想一想，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会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如此执着地争论研究个人的“自我完善”问题，我们却乐此不疲，尽管它明显不会有结果。

我总觉得，就是这类事业制造出了浓重而令人窒息的充满伪善、谎言和假仁假义的氛围。在极其推崇“自我谴责”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圈子里，这种氛围愈发令人感到沉重而压抑。

对肮脏和恶行与生俱来的厌恶感，对纯洁心灵和美好行为本能地渴望，这种道德在我们生活中全不存在。道德的位置早就被那些关乎行为准则的冰冷而理性的评论所占据，我们姑且不谈这些评论令人厌恶的烦琐哲学，这些论述制造出一种冷漠的氛围，一种无谓而无耻的相互指责、暗地中伤的氛围，一种用敌人的怀疑、锐利目光窥探人心的氛围。并且，这个可恶的敌人并不会激发你的全部能量，逼你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意志与它进行斗争。

这个敌人是一位空谈家，他唯一的目的是向你们证明，他比你们更聪明、更正直、更诚挚，总之，什么都比你们好。一旦让他证明了这一点，他就会非常高兴，但高兴过后他又变得空虚疲累、乏味无聊。遗憾的是，人们往往不会允许他无聊，他们起身与他争论，同时将自己的激情浪费在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上。一个空谈家培养出了一批空谈家，就此，我们本不丰富的情感兑换成了空话动听的零钱。

请看看吧，你们中每个人自身和周围的同情是多么微小，友情是多么淡薄，我们的言辞是那么热烈，可对人的态度却冷漠至极。只有当一个人破坏了我们制定的行为准则，使我们有机会对他进行“不公正的审判”时，我们才会满怀激情地对待他。冬夜里，农家的孩子感到无聊又睡不着觉时，就会捉蟑螂，把它们的腿一条条地扯掉。这个可爱的游戏多像我们对待别人的普遍思想，与我们评断别人的性质如出一辙。

这封信的作者，那位内奸同志所说的正是将许多人和他自己赶入“死胡同”的神秘的“共同原因”。

我想，这个“共同原因”确实存在，并且非常复杂。这种原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概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算在心情好的时候，依然冷漠地对待彼此。我们不会爱，不相互尊重，也没有养成关心别人的习惯。很早以前就有人正确地评价过我们了：

“我们对善与恶都可耻地漠不关心。”

内奸同志无比真诚地写了这封信，但我认为，他的不幸正是源自对善与恶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