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们的确正在经历一个令人不安的危险时代。萨马拉、明斯克和尤里耶夫发生的暴行，士兵们在火车站上的疯狂行径，还有许许多多放荡、愚蠢的下流勾当，都悲哀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不该忘记，也许“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的呐喊不仅出自真诚的忧虑，还可能源自政党策略的训诫。

但是，如果以为是政治自由制造了无政府主义，那就错了。不，在我看来，自由只是把人内在的精神症结变为表面上的病症。我们从君主制那里继承了无政府状态这一传染病。

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发生在尤里耶夫、明斯克、萨马拉的暴行尽管丑陋无比，却并没有伤及人命。然而从沙皇时代的暴行到莫斯科街头对“德国人”的迫害，其间不无意外地充满了兽性和血腥。请回想一下发生在基希涅夫、敖德萨、基辅、贝罗斯托克、巴库、第比利斯和几十座小城里的无数次可憎的屠杀吧。

我并不是安慰谁，更不是自我安慰，我只是不得不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尽管它只能在极小程度上减轻人们犯下的卑鄙而肮脏的罪行。

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把“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喊得比谁都要响亮的人，他们本在三年前的1914年7月就有理由喊出这句令人忧虑的口号。

然而，出于政党和阶级私利的策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在这三年里，俄国人民见证了由上层发起的卑鄙的无政府状态。

进一步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年掌舵俄国的斯托雷平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那时用掌声支持他的正是最有智慧的共和主义者，如今也正是他们高呼要与无政府主义斗争到底。

当然，“什么都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可是在我们国家，做什么事都要犯错的人实在多得惊人。

没错，我们的确要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但也要随时战胜自己对人民的恐惧。

如果祖国能多一些文化，就会少一些危机感。

遗憾的是，关于文化的必要性和我们需要哪一种文化这些问题，我们似乎还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至少在战争初期，当莫斯科的哲学家们睿智而真诚地比较康德和克虏伯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见解。

可以说，“独特”文化的说教之所以产生于我国最严酷的反动时代，是因为我们自古就被训教成惯于用“最少抵抗”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说起来，我们对欧洲文明的发展，对实验科学、自由艺术和技术性大工业关心最少，我们的人民自然无法理解文明三大要素的意义。

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唤起了人民内在的政治情感之后，唤起他们的伦理和美学情感。我们的艺术家应该立刻将自己全部的心力和天赋投入到思维混乱的街头民众之中。我相信，美若能成功闯入失去理智的俄国人的内心，必将消除他们心头的忧虑，平息诸如贪婪之类的不太值得夸耀的狂热情感。总之，美可以把人变得更具人性。

可是，对不起！现在民众接收到的除了很贵的坏报纸外，再无其他。

科学，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人们本能净化的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在的科学工作者对生活的参与越来越少。

我还没有看到一本通俗读物可以清楚而可信地讲述工业在文明道路上的巨大作用，可俄国人民早就需要这样一本小书。

我国必须迅速而坚定地发展文化，关于这一点可说的太多太多。

我认为，“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这句口号并没有下面这声呐喊可怕：

“公民们，文化正处于危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