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一下君主制看似多样的“内政”活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官僚们千方百计地遏制思想者的质与量的发展。

旧政权毫无才干可言，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却时刻地提醒它，最危险的敌人是人的头脑。因此，旧政权用尽手段刁难、扭曲国民智力的成长。同样受官吏奴役的教会和心理摇摆不定的社会都极大地助长了这一罪恶行径。近年来，社会对于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暴力完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可怕的战争暴露了精神长期压抑的后果：在有组织有文化的敌人面前，俄国显得手无寸铁、弱小无力。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们叫嚣着罗斯^[14]要奋起“用真正的文明精神将欧洲从虚假文明的枷锁中解救出来”，他们大概是真诚的，这份真诚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幸，很快这些人尴尬地闭上了雄辩的嘴巴。“真正的文明精神”原来是各种无知、可恶的自私、腐朽的懒惰和冷漠无情的恶臭。

在这个造物主慷慨赐予自然财富和天才的国家里，显露出来的却是它精神的贫乏和文化所有领域的无政府主义。工业、技术都处于萌芽状态并且没有与科学建立起牢固的联系；科学躲在后院的阴暗角落里，置于官吏敌视的监控下；艺术在审查部门的限制、扭曲下脱离了社会，只一味找寻新形式，丢失了富有生命力的、激励人心、使人变得高尚的内容。

无论是人的内心还是外在，处处都是破坏、动荡、混沌和某种马迈^[15]持久战的痕迹。君主制留给革命的糟粕非常可怕。

不论多想善意地说些安慰人心的话，严峻的现实不允许自欺欺人，现在需要的正是坦率地说出：君主制当局在铲除罗斯精神领袖方面的努力几乎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

革命明明推翻了君主制！也许，这正说明了革命只是把表面病症赶到了体内，但绝不能因此就以为，革命在精神上治愈或丰富了俄国。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国家理性的发展是极端缓慢的过程。因而我们更加需要这个过程，革命的领袖们应该立刻担起责任，为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理智力量创造条件，创建机构和组织。

智力从质量上看是第一生产力，任何阶级都应热切地关注国民智力的快速发展。

我们要协力全面发展文化事业。革命铲除了自由创作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到了我们按照自我意志向全世界展现天赋和才干的时候了。拯救我们的方法就是劳动，我们会在劳动中找到乐趣。

“创造世界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这句话说得真好，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