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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火车喷出一团团浓重的灰烟，就像一条巨大的爬虫，消失在草原深处，淹没在澄黄的麦浪中。火车的轰鸣声消融在热腾腾的浓雾里，几分钟就打破了荒凉的旷野上冷漠的沉寂。在这无边的平原上，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小车站，让人感到无尽的忧愁寂寥。

当火车充满生机的低沉的喧嚣四散开去，消弭在明朗的苍穹下，车站四周又恢复了压抑的沉寂。

草原是金黄色，天空是蔚蓝色。无论是草原还是天空，都一样地浩渺无边，褐色的车站抛洒其间，就像是缺乏想象力的画家苦心描绘的忧郁画中随意挥洒的偶然一抹。

每天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四点，都会有火车穿过草原，在这里停留四分钟的时间。这四分钟便是车站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唯一的欢愉时光，它总给车站职工们留下许多感想。

每一列火车都载满着装扮各异的人，他们只出现片刻，或在车厢的窗口闪过一张张疲倦的、不耐烦的、冷漠的面孔。铃声一响，汽笛一鸣，他们又带着喧嚣驶过草原，冲向远方的城市去了，那里翻涌着喧闹的生活。

车站的职工十分好奇地看着这些面孔，送走火车后，他们相互分享着刚刚捕捉到的印象。他们周围是静默的草原，头顶是淡漠的天空，他们心中生发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嫉妒，嫉妒那些人每天从他们身旁穿过，奔向不知名的远方，而他们却只能留在这里，被关在荒漠中，好像与世隔绝一般。

火车开走后，他们都站在月台上，用目光遥送着黑袋子消失在金色的麦浪中，他们默默回想着眼前飞驰而过的生命印象。

他们几乎全都在这儿：站长是个金色头发的老实人，蓄着哥萨克的大胡子；他的副手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长着尖尖的小胡子；车站看守卢卡，身材瘦小，敏捷狡黠；一个扳道员叫戈莫佐夫，他身体结实，长着大胡子，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

站长太太坐在车站门口的长椅上，她是一个矮胖妇人，很怕热。她的膝头睡着一个小孩，孩子的脸跟母亲一样，圆鼓鼓、红扑扑的。

火车开到斜坡上就不见了，好像钻到地底下去了似的。

这时，站长转身对妻子说：

“我说索尼娅，茶炊好了吗？”

“当然好了。”她懒洋洋地小声说道。

“卢卡，你过来，把路基和月台打扫干净！你看，这儿扔了多少东西！”

“知道了，马特维·耶果洛维奇。”

“好，那个，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怎么样了？来喝茶吧？”

“好的，照旧。”副站长说。

送走下午的火车，马特维·耶果洛维奇问妻子：

“我说索尼娅，午饭好了吗？”

他对卢卡吩咐了几句，就是每天都重复的那个指令。然后，他招呼一起吃饭的副站长：

“那个，怎么样了？来吃饭吧？”

副站长得体地回答：

他们从月台走到屋子里。屋里摆了很多花，家具却很少，可以闻到厨房和小孩尿片的味道。他们围坐在餐桌旁，谈论起刚才飞驰而过的种种景象。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你看到二等车厢里穿黄衣服的那个没有？真是个要命的美人儿啊！”

“是不错，就是衣服穿得没有品位。”副手答道。

他说起话来总是简短而笃定，他自诩是一个懂得生活、受过教育的人。他中学毕业，总是带着一个黑色细布的笔记本，里面摘录了从报刊书籍上读到的各种名言警句。职务之外的所有事，站长都完全承认他的权威，并认真听他发表见解。站长尤其喜欢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笔记本上的警句，总是真心地赞赏它们。可这次，副手对黑发女人服装的评价却引起了马特维·耶果洛维奇的质疑：

“难道黄色不适合黑发女人吗？”

“我是说样式，不是颜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解释道。他从玻璃罐里拿出一些蜜饯放到小碟里。

“样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站长同意道。

他的妻子也加入了谈话，因为这个话题是她熟悉的，她也能够明白。可这些人向来少用脑筋，所以谈话总是进行得慢腾腾的，也很少能聊出激情。

窗外的草原被静谧深深地迷住了，天空在宏伟的宁静中显得庄严而神圣。

几乎每隔一个钟头就有货车经过，可押车的都是熟人。这些乘务员也被草原上无聊的旅程压得昏昏沉沉的。他们有时候也讲一些路上的事儿，某一路段压死人啦，工作中有什么新闻啦，谁被罚了钱啦，谁又调了岗位啦，等等。这些新闻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讨论，人们把它们全都吞了进去，就像一个贪吃的人吞下罕见的美食一般。

太阳慢慢地从空中爬到草原的边际，刚一落地就立刻变成了紫红色。草原被淡红的光芒笼罩着，让人生发出一种忧愁之感，唤起了人们逃出荒原奔向远方的渴望。太阳刚一触碰到大地的边界，就懒洋洋地钻进地里或是爬到它背后去了。太阳消失后，天空中长久地回响着晚霞明亮的音乐，可霞光渐渐褪色，温暖而静默的夜幕降临了。星星亮了起来，它们在打战，像是被草原上的寂寞吓坏了。

黄昏中的草原缩小了，夜晚的黑暗悄悄地从四面八方爬向车站。就这样，夜来了，漆黑而阴郁。

车站里点起了灯火，淡绿色的信号灯比所有的灯光都更亮、更高。周围的一切都是黑暗和沉寂的。

有时响起了铃声，这是火车过站的信号。急匆匆的铃声响彻草原，之后又迅速消失了。

铃响后不久，一道红色的烈火从昏暗的远方呼啸而来，火车低沉的轰鸣是草原沉寂的颤抖，它正在黑暗的围绕下冲着孤寂的车站前行。

在车站这个小社会里，下层人和特权阶层的生活也没什么差别。看守卢卡总是想从车站跑去七俄里外的妻子和兄弟那儿，他在那里有家事。每次他请沉默寡言的草原扳道工帮他值班时，他都这样说。

戈莫佐夫一听到“家事”，总会深深地叹口气，对卢卡说：

“唉，去吧。人确实应该照顾家事。”

另一个扳道工，阿法纳西·亚果地卡，是一个老兵，他那红润的圆脸上长着灰色的硬胡茬。这个人很爱取笑人、作弄人，他不相信卢卡的话。

“家事？”他讥笑地喊道，“妻子？我看，你的老婆是个寡妇吧，还是当兵的婆娘？”

“呸，你个鸟队长！”卢卡轻蔑地回应道。

这个老兵之所以叫“亚果地卡鸟队长”，是因为他狂热地爱鸟。他的整间小屋，里里外外挂的全是鸟笼、鸟巢，这些鸟整日叫个不停。老兵把鹌鹑关起来后，它便孜孜不倦地重复着单调的“簸箕，簸箕”。椋鸟低声地发表长篇大论，五颜六色的小鸟们不知疲惫地叽叽喳喳，啼啭歌颂，给老兵孤独的生活带来了丝丝慰藉。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留给了鸟儿们，他体贴亲热地照料它们，可对同事却毫不关心。

他管卢卡叫“游蛇”，管戈莫佐夫叫“咔查普^[13]”，也不怕难为情，他总是当面说他俩是“娘们的跟屁虫”，应该为此揍他们一顿。

卢卡并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可要是老兵真的惹恼了他，他也会喋喋不休地咒骂：

“你这个没文化的当兵的，耗子吃剩的东西！你懂什么，退伍的瘪三！你这一辈子除了在大炮底下赶蛤蟆，就是看团里的白菜，发议论还轮得到你？快滚回到你的鹌鹑那儿去，你个鸟队长！”

亚果地卡平静地听完看守的辱骂，然后跑到站长那里去告状。没想到站长大喊大叫，骂他不该为这点小事来烦他，把他撵了出去。于是，亚果地卡又回去找卢卡，开始回骂他。他不急不慌地专挑那些恶毒的粗话来骂，没一会，卢卡就受不住了，他啐了口唾沫，跑开了。

戈莫佐夫用叹息回应老兵的责骂，他有些局促地辩解道：

“你要干什么？跟这种人真是没办法。当然，这太不像话了。不过，你不要评论人，否则就得被别人评论。”

有一次，老兵讥笑着回答：

“说来说去都是一个论调！不要评论，不要评论，可要是不评论，人们就无话可谈了。”

车站里除了站长太太外，还有一个女人——厨娘。她叫阿琳娜，不到四十岁，她生得丑，又矮又胖，胸已经下垂了，看上去总是脏兮兮的，衣服也穿得破破烂烂。她走起路来摇摆不停，脸上长着雀斑，一双满是皱纹的细眼睛总是露出惊恐的神情。一种奴隶似的东西注入她每一个笨拙的形态里，两片厚嘴唇总是噘着，似乎是想要请求所有人的宽恕，跪在他们脚下却又不敢哭出声来。戈莫佐夫在站上住了八个月，却从来没有注意过阿琳娜。每次碰见她，他只是说一句“你好”，她也同样回答一声“你好”，他们随便交谈两三句，就各走一边了。可有一次，戈莫佐夫来到了站长的食堂里，请阿琳娜给他补衬衫。她答应了。补好衬衫后，她亲自给他送了过去。

“真是谢了！”戈莫佐夫说，“三件衬衫，每件十戈比，一共该给你三十戈比，对吧？”

“是的。”阿琳娜回答。戈莫佐夫想了一会，沉默了很久。

“你从哪个省来的？”他问道，那个女人一直在看他的胡子。

“梁赞。”她说。

“那么远！怎么来的啊？”

“就是一个人，孤独地……”

“这还能走得更远呢。”戈莫佐夫叹了口气。

他们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其实我也是，我是从尼热哥罗德来的，谢尔卡其县。”戈莫佐夫说，“我也是一个人，孤独地。以前我有过家，有过老婆，还有两个孩子。可妻子得了霍乱死了，孩子们呢，也就……而我，被痛苦压垮了。没，没错，后来我也试着安置过家，可没成，机器老了，不好使了，就走了。离开了正常的生活，现在已经挣扎三年了……”

“没有自己的窝可真糟糕。”阿琳娜轻声说。

“可不是！你是寡妇吧？”

“我还是姑娘。”

“不可能！”戈莫佐夫直白地表示怀疑。

“上帝作证，是姑娘。”阿琳娜笃定地说。

“怎么不嫁人呢？”

“谁要我啊？我什么也没有，给谁也带不去好处，长得又丑。”

“倒，倒也是。”戈莫佐夫若有所思地说。他摸着胡子，仔细地打量起她，然后又问她工钱是多少。

“两卢布五十戈比。”

“这样，我不是欠你三十戈比吗？听我说，你晚上到我这儿来拿钱。十点左右，怎么样？到时候我把钱给你。咱们喝点茶，说说话解解闷，反正咱们两个都孤零零的。来吧！”

“我去。”她简单地说完就走了。

晚上十点，她准时去了他那里，到天亮才离开。

戈莫佐夫再请她过来，也没给她三十戈比。她却自己来了，笨拙而呆板，就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出。他躺在床上望着她，身子往墙边挪了挪，说：

等她坐下，他就警告道：

“你听着，要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谁也不行，否则对我不好。我也不年轻了，何况你也……懂吗？”

她首肯地点点头。

分别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她补，再次提醒道：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个也不行！”

他们就这样过着，向所有人隐瞒了彼此的关系。

每天夜里，阿琳娜偷偷跑到他这里来，几乎是爬着来的。他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作出一副君主的模样，有时干脆直白地对她说：

“你怎么生得这么丑！”

她默默地对他笑笑，这是惨淡的满含歉意的笑容。每次离开他的时候，她总会带回去些他吩咐的工作去做。

他们并不经常见面，不过只要戈莫佐夫在车站碰到她，就会压低声音对她说：

她总是顺从地出现在他面前，长着雀斑的脸上带着一种郑重的神情，仿佛是来履行某种重要的职责。

可当她回家的时候，脸上又会出现平日里那种满怀歉意的、僵硬惊恐的表情。

有时她会站在某个角落或是大树后面，呆呆地望着草原。黑夜笼罩着那里，万籁俱寂，让她的心里感到丝丝恐惧。

一天，送走了晚车，站长在马特维·耶果洛维奇家窗前的花园里举办了一个茶会。大家围坐在白杨树下。

夏日里他们经常举办这样的茶会，这多少能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他们聊完从刚才的火车上看到的景象之后，就再不出声，只默默喝茶了。

“今天比昨天热。”马特维·耶果洛维奇说，他一手将空茶杯递给妻子，另一只手擦去脸上的汗珠。

妻子接过茶杯说：

“就是闷得无聊，才觉得热。”

“嗯，可能是。真的，要是打牌肯定会好些，可我们只有三个人。”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耸耸肩，眯起了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

“叔本华说过，打牌使所有的思想破产。”

“说得太好了！”马特维·耶果洛维奇大为感动，“怎么说的，思想的破产？没错！这是谁说的？”

“叔本华，德国人，哲学家。”

“哲，哲学家？呣。”

“哲学家是做什么的？在大学里做事？”索菲亚·伊万诺夫娜好奇地问道。

“就是，怎么跟你说呢，这不是个官职，而是——这么说吧，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只要他天生惯于思考，喜欢刨根问底。大学里肯定有哲学家，不过，哲学家也可以很简单，就算在铁路干活也可以成为哲学家。”

“可是，大学里的哲学家是不是会赚得多点？”

“那要看他们的智慧了。”

“啊，要是有四个人，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打牌了！”马特维·耶果洛维奇叹息道。

谈话又中断了。

云雀在蓝天里歌唱，知更鸟在杨树枝叶间穿行，轻声啁啾。房间里传出了小孩的哭声。

“阿琳娜在那儿吗？”马特维·耶果洛维奇问。

“当然。”他的妻子短促地回答。

“阿琳娜这个婆娘真特别，您注意到了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特别就是平庸的初始形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副沉思的样子，自言自语道。

“什么？”站长感兴趣地问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教导性地把警句重复了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索菲亚·伊万诺夫娜懒洋洋地说：

“您读过的东西怎么都记得这么清楚？我读过的东西啊，第二天就忘了。就说前几天吧，我在《涅瓦》^[14]上读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可到底是什么故事，我却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

“这是习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简短地解释道。

“不止，这简直比那个哲学家说得还好，叫什么来的，叔本华？”马特维·耶果洛维奇笑着说道。

“可以说，新的事物总会变成旧的。”

“反过来说也行。有个诗人说过：‘没错，生活的智慧就是节省，一切新东西都是从旧东西里生出来的。’”

“嗨，真是见鬼！您说这种名言警句，怎么就像是从筛子里往外倒似的！”

马特维·耶果洛维奇满意地笑了笑，他的妻子也笑了，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受到了恭维，没掩饰住内心的得意。

“关于平凡的话是谁说的？”

“巴尔青斯基，一个诗人。”

“那另外一句呢？”

“也是诗人说的，弗方诺夫。”

“真是有智慧！”马特维·耶果洛维奇称赞诗人道，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又把两句话重复了一遍。

烦闷似乎在玩弄他们，它一会松开自己紧实的怀抱，一会又紧紧抱住他们。这时，他们又沉默了，茶水更加剧了闷热。

草原上只有太阳。

“啊，对了，我要说阿琳娜的。”马特维·耶果洛维奇想了起来，“这个婆娘可真古怪，我最近留心看她，觉得很奇怪。她心里好像很沉重似的，不笑，也不唱，说话都很少，简直是一块木头。可她干起活来又很利落——你们知道，她照顾列利亚那孩子非常尽心。”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不想让阿琳娜透过窗子听到他的话。他知道仆人是夸不得的，否则他们就会骄傲。妻子饶有深意地皱起眉，打断他说：

“好了，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边用茶匙敲着桌子，一面用朗诵的调子轻声唱起来。他笑了。

“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她？啊，啊，这是你们两个胡诌的！”

马特维·耶果洛维奇哈哈大笑起来，他的两颊不停地抖动，汗珠顺着额头流下来。

“一点也不好笑！”他的妻子说，“第一，照顾小孩是她的本分；第二，你看到了吧，她做的是什么面包啊，太酸，又烤煳了，这是为什么呢？”

“是，是，那面包确实不怎么样，要跟她说一下。不过，上帝啊，她是想男人了吧！我可不希望这样！啊，真是见鬼！可他，是谁？卢卡？我一定要好好嘲笑他一番，这个老鬼！还是亚果地卡，那个胡子刮得精光的混蛋？”

“是戈莫佐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简短地说。

“什么？是那个古板的家伙？哦，哦，您不是在编故事吧？”

这个滑稽的故事引起了马特维·耶果洛维奇极大的兴趣。他一会儿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一会儿又严肃地说必须训斥那对情人一番。想象着他们之间会说怎样的情话，他忍不住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后来，他想出了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摆出一副严厉的神情，索菲亚·伊万诺夫娜却莽撞地打断了丈夫。

“啊，这些鬼东西！我可要好好嘲笑他们！太有趣了！”马特维·耶果洛维奇平静不下来了。

这时，卢卡走过来报告说：

“我这就过去，给四十二号车发信号。”

他急忙和副站长一起到车站去。卢卡敲起了简短的钟声信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坐在电报机前，给邻站发报文：“可否让四十二号发车？”站长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笑着说：

“咱们得好好戏弄他们一番，反正也闲着无聊，笑一笑也好啊。”

“这是自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表示同意，他一边说一边敲着电报机。

他知道，哲学家说话必须言简意赅。

这个逗大家一笑的计划很快就实施了。

一天夜里，戈莫佐夫来到阿琳娜的地下室。她听从了戈莫佐夫的吩咐，得到了站长太太的许可，在许多废弃家具中给自己摆了张床。这个地方潮湿又阴凉，破椅子，破木桶，破木板，还有各种各样的破旧家具，在黑暗中呈现出可怕的形状。阿琳娜一个人住在这里的时候，总是害怕得睡不着觉，她躺在麦秆上，睁着双眼，一直在低声诵读自己熟悉的祷告文。

戈莫佐夫来了，他默默地揉摸她，久久地抱住她，直到累得睡着了。可阿琳娜很快就惊慌地叫醒了他：

“季莫费伊·彼得罗维奇！季莫费伊·彼得罗维奇！”

“什么？”戈莫佐夫半梦半醒地问。

“有人把我们锁住了。”

“怎么会这样？”他跳起来问道。

“有人来了，然后锁了门。”

“你胡扯！”他愤怒地低声嚷道，一把推开了她。

“你自己去看看。”她顺从地说。

戈莫佐夫站起身，一路上不停地撞到东西。到了门口，他推了推门，沉默了一会，愤恨地说：

“肯定是那个当兵的。”

门外传来幸灾乐祸的笑声。

“放我出去！”戈莫佐夫大声央求道。

“什么？”这是当兵的声音。

“我说，放我出去。”

“到了早上，就会放你出去的。”当兵的说完就走开了。

“我还要值班，见鬼！”戈莫佐夫生气地喊道，声音中满是恳求。

“我替你值了，喂，坐下吧。”

当兵的真的走了。

“嘿，你这疯狗！”扳道工懊恼地嘟囔着，“等着瞧，反正你不能把我锁在这儿，还有站长呢，看你怎么跟他解释。他肯定会问，戈莫佐夫在哪，到时你怎么回答他？”

“我看，这就是站长吩咐的。”阿琳娜绝望地轻声说道。

“站长？”戈莫佐夫惊恐地说道，“他怎么会这样呢？”他沉默了一会，对她喊道：“你胡扯！”

她用重重的叹息回答了他。

“这可怎么办啊？”扳道工一下子瘫坐在了门边的木桶上，“太丢脸了！都是你这个丑八怪害的！都是你！”

他握紧拳头，对着她呼吸声传来的方向恐吓道。她却默不作声。

湿漉漉的黑暗包裹着他们，黑暗中还混杂着酸白菜的霉味和刺鼻的辛辣味。从门缝里射进一道道月光，门外一辆火车呼啸而过。

“你怎么不说话啊，小妖精？”戈莫佐夫用恶狠狠又夹着轻蔑的语气说道，“现在我该怎么办？你干了好事现在就不出声了？妖精，快想想，该怎么办？我要躲到什么地方去啊？啊，上帝，我怎么会跟这个女人搞到了一起！”

“我会请求宽恕。”阿琳娜小声地说。

“也许，他们会原谅……”

“那我怎么办？是，他们会原谅你。那我呢？就该剩下我一个人丢脸，让大家尽情嘲笑？”

他静了一会，然后又开始责骂起她。时间走得很慢，慢得近乎残酷。终于，女人用颤抖的声音哀求道：

“原谅我吧，季莫费伊·彼得罗维奇！”

“想要原谅你就得敲破你那脑袋！”他吼道。

又是一阵沉默，对于两个被关在黑暗中的人，这样长久的沉默是阴郁的、残忍的，充满了呆滞的痛苦。

“上帝啊，快点天亮吧！”阿琳娜小声哀求道。

“你闭嘴，我会让你看到天亮的！”戈莫佐夫威胁她道，又向她抛来了劈天盖地的责骂。之后，安静的沉默又来折磨他们了。随着黎明的到来，时间变得越来越残忍，好像故意将每一分钟走得更慢，好让人们更享受这种可笑的境地似的。

戈莫佐夫睡了一会，然后又被地下室旁边的鸡叫声吵醒了。

“唉，你这个巫婆，睡了吗？”他低声问道。

“没有。”阿琳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要不，睡一会儿？”扳道员讽刺地建议道，“唉，你……”

“季莫费伊·彼得罗维奇，”阿琳娜几乎是哀求地说，“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怜可怜我吧！我一直孤零零一个，只有一个人！而你对我……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

“别叫，不要让人笑话！”戈莫佐夫严厉地打断了这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哭诉，他有些心软地说，“别说话，上帝要是惩罚……”

他们又开始默默地等待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终于，阳光从门缝里射了进来，那些闪亮的光线切断了地下室的黑暗。很快，外面就响起了脚步声，有人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又走开了。

“折，折磨人啊！”戈莫佐夫叫了起来。他啐了口唾沫，又开始沉默地、焦急地等待。

“上帝啊，宽恕我吧！”阿琳娜小声自语。

锁头在响，好像有人悄悄地走到地下室来了。不一会，站长严厉的声音传了过来：

“戈莫佐夫，拉着阿琳娜的手出来。嘿，快点！”

“你来！”戈莫佐夫小声说。阿琳娜低着头走了过来，站在他旁边。

门开了，站长站在门口，行着礼说：

“恭贺新婚！来，奏乐！”

戈莫佐夫刚迈出门槛就停住了，莫名其妙的喧闹声把他吓呆了。卢卡、亚果地卡、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都站在门后面。

卢卡用拳头敲着水桶，发出羊叫般的男高音；当兵的吹着信号笛；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空中挥舞着手臂，鼓着腮帮嘟着嘴，像喇叭一样吹着：

“嘣！嘣！嘣！嘣！”

水桶震动着，信号笛吹着，吼着。马特维·耶果洛维奇掐着腰哈哈大笑。看到戈莫佐夫惊慌失措地站在眼前，脸色苍白，颤抖的嘴唇露出羞赧的笑容，耶果洛维奇的副手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阿琳娜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他身后，把头埋进胸里。

卢卡胡乱地唱着，一边唱一面对戈莫佐夫做着鬼脸。老兵走到戈莫佐夫跟前，对着他的耳朵吹起信号笛。

“喂，走啊！喂，挽着她的手！”站长喊着，笑得前仰后合。他的妻子坐在台阶上，左摇右摆地尖声喊道：

“马佳^[15]，走！哈哈，我要笑死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贴着戈莫佐夫的鼻尖唱道。

“万——岁，新婚夫妇！”马特维·耶果洛维奇看到戈莫佐夫向前走了一步，便带头喊道。这下子，四个人齐声高喊“万岁”，老兵简直是在嘶吼。

阿琳娜跟在戈莫佐夫身后，抬起头，大张着嘴，甩动着两只胳膊。她两眼呆滞地看向前方，可是什么都没看进去。

“马佳，让他们亲嘴吧。哈，哈，哈！”

“亲一个，新郎新娘！”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喊道。马特维·耶果洛维奇笑得甚至都站不稳了，只得靠住一棵树。水桶一直叮当乱响，信号笛还在叫，还在吼，还在挑逗着新人。卢卡边唱边跳：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用嘴吹道：

“嘣，嘣，嘣！哒，哒，哒！嘣，嘣，嘣！哒，哒，哒！”

戈莫佐夫走到宿舍门口，然后就不见了，只剩阿琳娜站在院子里，被那些疯癫的人们团团围住。他们大喊，大笑，在她耳边打口哨，围着她又蹦又跳，兴奋得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头发乱七八糟，又脏又可怜，更是可笑。

“新郎跑了，可新娘还在。”马特维·耶果洛维奇指着阿琳娜，对妻子喊道，之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阿琳娜转过身，绕过宿舍，跑到了草原上去，口哨、喊叫和嘲笑声欢送着她。

“够了！让她去吧！”索菲亚·伊万诺夫娜喊道，“让她清醒清醒，还得做午饭呢。”

阿琳娜跑到草原上，在那里，被征用的铁轨后面耸起一道麦田。她走得很慢，像是一个人在深入地思考某件事情。

“怎么样？怎么样？”马特维·耶果洛维奇反复问着另外几个参与玩笑的人，他们正交相谈论新郎新娘行为中的各种细节。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甚至还找来了应时应景的名言：

然后，他又郑重地补充道：“可是笑得太多，也会对健康不利。”

这一天，站上的人笑得太多了，午饭吃得却不好，因为阿琳娜没有回来做午饭，只得站长夫人亲自动手。不过，这顿稀里糊涂的午饭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好心情。戈莫佐夫一天都没有出房门，只是到了该他值班的时候才出现。他一出来就被叫到了站长办公室，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盘问他是如何“勾引”上这个美人的，这又引得马特维·耶果洛维奇和卢卡哈哈大笑了一阵。

“从独创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头一等的大罪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站长说。

“是罪过。”扳道工勉强挤出个笑容。他明白，这个时候他把阿琳娜说得越可笑，别人就会少嘲笑他一点。

“是她对我抛的媚眼。”

“抛媚眼？哈，哈，哈！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您只要想象一下，她那张丑脸，对他抛媚眼？太美妙了！”

“是啊，她抛媚眼，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就想，玩玩吧。后来她说：‘想让我帮你缝衬衫吗？’”

“可重点并不在缝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站长解释说，“您知道，这是涅克拉索夫的话，出自他的诗《富家女和贫家女》。继续说，季莫费伊。”

于是，季莫费伊继续说下去。起初他还说得很勉强，可后来谎言竟渐渐使他活了过来，因为他看到了谎言对他的好处。

他说的那个人此刻正躺在草原上。她走进了麦浪深处，艰难地扑倒在大地上，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太阳炙烤着她，当她的后背实在受不住这火烧一般的日光时，她才翻过身来，用手捂住脸。她不想看见天空，那天太过明朗，而天空深处的太阳又太过光亮。

在这个被耻辱压垮的女人的周围，麦穗发出簌簌的声响，数不清的蟋蟀担心地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天太热了。她拼命想要记起祷告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眼前回旋的全是一张张嘲笑的面孔，耳边回响着卢卡的高音、信号笛的鬼嚎以及他们的狂笑。也许是因为这个，也许是因为炙热，她的胸口越压越紧。她解开上衣，让阳光直接照在自己赤裸的身体上，她想要呼吸得更轻松些。

可这时，太阳灼烧着她的皮肤，身体里好像有一团火焰在燃烧着她的心。她沉重地喘着气，不时自语道：

“上帝，饶恕我吧！”

只有麦穗的簌簌响声和蟋蟀的唧唧哀鸣回应她。她抬起头，看到远方麦浪溢出的金光，看到车站远处峡谷里矗立的水塔的黑烟囱，看到车站的圆顶。在这片被蔚蓝色的苍穹笼罩着的无边沃野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阿琳娜觉得，人世间只有她一人孤独无依，就她一个人躺在大地之中，永远也不会有人愿意与她分担这份孤寂。没有人，永远没有。

傍晚时分，她听到有人在喊：

“阿琳娜！阿琳什卡！见鬼！”

一个声音是卢卡的，另一个是老兵的。她更想听到第三个声音，可那人却没有唤她。阿琳娜的眼中充满了委屈的泪水，她哭了起来，眼泪从那张满是麻子的脸颊迅速流到了胸口。她哭着，用裸露的胸口反复擦着干燥灼热的土地，只想要不再感受到身体里越来越灼热的火焰。她哭着哭着，突然停了下来，她努力憋着抽噎声，好像害怕被别人听到会不许她哭了似的。

再后来，夜晚降临了，她站起身慢慢走回了车站。

回到车站，她贴着地下室的墙站了很久，就那么站着望向草原。货车出现又消失了，她听到当兵的在向列车员们讲着她的丑事，听到列车员们在哈哈大笑。笑声传到了荒凉的草原，那里还隐约听得到黄鼠的吱吱私语。

“上帝啊，饶恕我吧！”女人叹息着，紧紧靠在墙边。可叹息并没有减轻她心头压着的重担。

快到早晨的时候，她偷偷走进车站的顶楼，把平日晾衣服的绳子结成套，在那里吊死了。

过了两天，人们才因这尸体的腐臭找到了阿琳娜。起初，大家害怕极了，后来便讨论起事情到底怪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断言说，这全是戈莫佐夫的罪过。于是，站长给了扳道工一拳，严厉地吩咐他不准声张。

政府派人来调查，最后查明，阿琳娜是得了抑郁症。最后，他们派铁路工人把阿琳娜的尸体抬到草原上，埋了。这之后，车站里又恢复了平静和秩序。

车站上的居民又过起了一天四分钟的日子。每天，他们都忍受着烦闷、孤独、闲散和炎热的折磨，满怀欣羡地追寻着眼前飞驰而过的火车。

冬天，暴风雪裹挟着哀号和怒吼席卷草原，把小车站围裹在茫茫大雪和狂野的风声里，车站上的居民过得更加烦闷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