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公园里，一栋旧式小别墅的墙根下，堆放着从屋里清理出来的垃圾。在那堆垃圾里，我看到了一本残破的书。看得出，它在这里已经躺了很久，经历了秋季的雨打和冬日的寒霜，上面覆盖着棕色的松针和去年枯黄的落叶。现在，被泥污粘合的书页已经被春日的骄阳晒干，再也辨认不出模糊的字迹了。
我用脚尖踢踢它，便走开了。我想，也许这是一本倾尽了作者心力的好书，有不少人读过它，为它感动，为它争论，并从此学会了思考。也许，这本书里凝聚着新的思想，在孤寂冷漠的时刻，温暖过许多人的心。
我回忆着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书籍曾是我多么珍贵的朋友。在伏尔加河与顿河相接的小火车站里度过的时光，尤其深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
小车站建在一片灰草稀疏的草原上，那里空旷、寂静，只有冬日暴风雪的哀号才能打破那里的沉寂。夏天，车站上蚊蝇嗡嗡抱怨。在那片红褐色的草原上，黄鼠轻声打着口哨，像是在嘲弄着什么。被暑气弄得混沌的天空里，几只老鹰和白头鹞默默地盘旋。
那时，从月台向草原眺望，总能看到空旷的原野中，沉重的雾气在远方浮动。丘冈上，几只黄鼠站在自己的空穴旁，举起它那灵活的前爪，凑在尖嘴旁，像是在祈祷。除了它们，再也看不到其他生物。草原是那么荒凉空旷，寂寞的愁重重地压在它的心头。
偶尔有几个毛发浓密的牧羊人经过，长得像画中的隐士一般。他们赶着羊群，从南向北行进，寂寥的草原上传来他们奇怪的叫声：
“离亚——奥！离亚——唔……”
一阵风吹过，将灼热的细沙吹散在车站上，带来大鸨凄凉的咕咕声和啮鼠的吱吱声。随后，车站又恢复了平静。生活仿佛是一场没有穷尽的梦。
在草原的谷底，隐匿着几个哥萨克人的村落。车站后面，距伏尔加河大约五俄里处，有一片贫瘠的土地，别斯基村就坐落在那里。冬天的时候，总有些手脚麻利的姑娘从那儿到我们车站来打扫路上的积雪。可是，一入夜，她们的父兄就溜进站里偷木板当柴烧，还偷车厢里的货物。
炎热的夏夜总是特别难熬，人们待在拥挤的房间里，根本喘不上气，闷热和蚊子搅扰得人们无法入眠。站里的人全跑到月台上，烦躁地走来走去，无聊了就吵两句嘴。起伏不休的哈欠声，对失眠和生病喋喋不休的抱怨声，还有那些可笑的提问，都惹得值班人员大为光火。院子里，女人们穿着白色衣衫，打着赤脚，披头散发，像是在梦游一般。人们用潮湿的柳枝生起了篝火。在没有风的夜里，篝火的烟雾向天空升腾，仿佛一根灰色的木柱。尽管如此，却还是驱不走蚊蝇，这些蚊子生在伏尔加河的死水湾中，它们云团一般成群结队地飞到这里，在燥热的草原上折磨人们，自己也奔赴死亡。
深沉的静默中，远远地，仿佛从地下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沉重的轰鸣。那轰鸣越来越响，最后把车站淹没在了钢铁的隆隆声中。铁轨在吟唱，灯光在摇曳。有人睡眼惺忪地说道：
“十三次进站了。”
草原的尽头，一道红光刺穿了黑暗的外皮，划伤了黑夜。那模糊的光点沿着大地慢慢散开，仿佛是流淌的鲜血。红光缓缓逼近，分成两道，又变为一对残酷的黄眼睛，狂怒地颤抖着，似乎是某个凶残的怪兽，从黑夜的深处向车站的三间小屋爬来，威胁着它们的生命。你也知道，虽然这只是一列货车，但人们总要把它想象成别的东西，哪怕是狰狞的怪物。
客运列车从站台匆匆驶过，它只会加重生活的停滞感，让人越发察觉必须摆脱这样的生活。列车只停留一分钟，有些人透过车厢的小窗在四处张望，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幅镶在镜框里的肖像画。女人迷离的眼神，犹如黑夜中的火光灼灼闪耀，那转瞬即逝的笑脸，如一道道温暖的阳光颤动你的心房。
愤怒的汽笛划过，列车在缭绕的蒸汽里徐徐向前。车窗中的面孔幻化为怪异的形状，一同朝那个方向延伸。
很快，你就会习惯这种一闪而过的生活。每天从你身旁驶过的是同样的司机、司炉、乘务员，恍惚中，你会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像蚊子一般无法分辨。
车站上有十一个人，其中四个是有家庭的。大家仿佛生活在透明玻璃当中，无论你愿不愿意，每个人都了解所有人的一切，每个人都仿佛赤身裸体地生活。为了排解寂寞，人们刻意去忏悔，去坦白，一有机会就当众将自己的全部倾诉无遗。
人们打牌、酗酒，有时喝醉了、无聊了，就会发疯一般，野蛮地互相伤害。
一天傍晚，更夫科拉马连科，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走到加油工叶戈尔申家窗下。这个加油工是个虔诚的老头，已经谢顶了，他娶了一位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哥萨克孤女。小伙子走到窗下脱光衣服，对着窗子大喊：
“叶戈尔申，出来，老狗！快出来，把衣服脱光，让你老婆看看，谁更漂亮！”
哥萨克女人刚洗完衣服，端起一舀开水，冲着他的胸脯泼了过去。小伙子大叫一声，向草原逃去，叶戈尔申却拿起螺母扳手，冲着老婆就打。人们救下那女人，想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哥萨克女人拒绝了。
“不用了，都是我的错，谁叫我那么友善地看着他呢。”她躺在院子里，身上裹着沾了血的破布条，瞪着那双蓝色的眼睛，伸着小舌头不停地舔舐嘴唇。
后来，她悄悄问了两次：
“我把他烫疼了吧？”
“噢，真是不害臊。”姑娘们悄声议论着。叶戈尔申把自己锁在屋里，跪在肥皂水中祈祷。人们从窗子里瞧他，咒骂着这个老头儿。
第二天一早，科拉马连科结清了账，离开车站向顿河那边去了。他高昂着头，沿着铁路异常笔直地前行，就像是一个正在接受检阅的士兵。
几天后，叶戈尔申也调到别的车站去了。
“嗨，兄弟，这下帮不到你了。”副站长克尔杜诺夫与他告别时说道，“应该把你调到地底下去，除了地下，没有地方能躲避苦难。”
彼得·伊格纳季耶维奇·克尔杜诺夫是个怪人，他总是半醉半醒，絮絮叨叨。也许，他对生活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但他表达不清楚，好像是不想被别人理解似的。
他长得十分瘦弱，总爱摇晃着那头卷翘的红发，垂下金色的睫毛，遮住那双灰眼睛，询问我们——我、过磅员还有我的同伴——有些驼背、脾气暴躁的报务员尤金：
“伙计们，你们为哪位上帝服务啊？有趣极了。”
或是自言自语：
“难道我生来就是喂蚊子的吗？”
我和报务员经常热烈地谈论未来，他却嘲笑我们道：
“有趣极了！如果你们问我十年后的今天将会发生什么，我肯定会告诉你们同现在一样。那么，再过二十五年呢？那时，还是一样。”
当我和尤金读起斯宾塞[5]的书时，他问道：
“是英国人吗？”
“是的。”
“那些全是胡扯，英国人从来不说真话。”
然后，他就再也不听我们读斯宾塞的书了。
有时，克尔杜诺夫会莫名其妙地固执起来。他一面捻着小胡子，一面用神经兮兮的语气极力劝服我们，想让我们承认《潘·特瓦尔多夫斯基》[6]写得比《浮士德》要好，还说屠格涅夫以前是马贩子。有时，他高举着右手，叫嚷道：
“我们所有的作家都不是俄罗斯人：普希金是阿拉伯人的儿子，茹科夫斯基[7]是土耳其人的后代，莱蒙托夫[8]是英国人，别的俄罗斯作家也全都是私生子。”
他是图尔盖区一个神父的儿子，在坦波夫的神学院上过学。
“我学会了喝酒，然后就去喀山读大学了。”他讲道，那双灰色的眼睛闪着绿光，“我稀里糊涂地穿上了教授的大衣，戴上礼帽，然后又把这身行头换了酒，有趣极了。后来，他们让我离开大学，我便走了。五年来我经历了许多事，莫名其妙地结了婚，从那以后，就刹车了。”
后来，妻子离开了他，他独自带着六岁的女儿生活。那女孩性格沉静而严肃，像个大人。她凝滞而苍白的脸庞藏在金色的卷发中，深色的眼眸看什么都是全神贯注。尽管她很少笑，可站上的人还是特别喜欢她，那是一种敬畏谨慎的喜欢，男人们在她面前会压低咒骂，女人们以她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你看，薇拉奇卡多乖巧懂事。”
薇拉·彼得洛夫娜，父亲总是连名带父称[9]一起招呼女儿。他对女儿的态度让人很是费解，既充满了好奇，似乎又有些惧怕，还隐藏着一种敌意。
火车头在局促的轨道上运转。从顿河或是伏尔加河驶来的列车就要进站了，可薇拉·彼得洛夫娜用白头巾裹住金色的卷发，依然不紧不慢地穿过铁轨，她那双穿着红线袜的纤细的小腿在火车头间时隐时现。她是要去荒凉的草原上采野花，手中还握着柳枝追赶黄鼠。
父亲从车站的窗口或是月台上紧盯着她，他咬紧嘴唇，金色的睫毛遮住了充血的眼睛。
“不要再让她到铁轨上去了。”人们对他说。
可他却若无其事地回答：
“没事，她小心着呢。”
你看，她常常一个人跑到离车站一俄里的荒野中，在那片奇花异草间徘徊。她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不喜欢车站和大家，不喜欢这种半梦半醒的空虚的生活。
她不止一次在夜里跑到我家来，从头到脚裹着一件灰色的披肩，就像一只蝙蝠。她语气慌张，内心镇定地对我说：
“快来，我父亲又要醉死了。”
我一把抓起她的手，就往克尔杜诺夫家跑。
他躺在地上，全身发青，脸已经浮肿了，一双眼睛胀得鼓鼓的，就像是一个溺死的人。我给他灌了几滴氨水，他又活了过来，在一旁哼哼。小女孩异常平静地问道：
“还不会死吧？”
然后，她坐到父亲旁边，抚摸着他粗糙的脸说道：
“看，酒鬼多么不幸啊！”
尤金格外喜欢这个小姑娘，他总是幻想说：
“我要是有母亲，或者哪个傻女人愿意嫁给我这个驼背，我就会收养薇拉奇卡，她怎么能跟着克尔杜诺夫呢？”
他脾气暴躁，还有点悲观，可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人们柔情的怜悯。
“人们真是可怜！”夜里值班的时候，每当我们读完一本书，他都会叹息道，“人们真是可怜！”
他把这份情感徒劳地倾注在照顾醉汉和病人身上，他还去调解家庭纠纷，给同事、铁路报务员写鼓励信，劝这个结婚，劝那个拉小提琴，劝人去托尔斯泰移民区。
我曾经为此嘲笑过他，可他却锐利地反驳道：
“不然怎么办呢？在这样冰冷的生活里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两人都酷爱读书，一有空闲时间，就不分昼夜贪婪地阅读。书籍是一道光芒，为生活在死气沉沉的虚无中的我们照亮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快就读完了伏尔加到顿河之间六个车站里的所有书。一种精神上的饥荒降临了，这种痛苦只有生活在我们如此空虚的国度，被一马平川的无尽空虚压抑得窒息的人才能体会。生活无所寄托，这大概是我所体味过的最可怕的感受。
我们四处寻找好书，可是除了奥克列伊茨[10]的小说、一本旧《田野》，以及几本这一类乏味的读物，再无所获。
克尔杜诺夫嘲弄我们道：
“怎么，伙计们，要憋过气了？有趣极了！”
有一次，他一副同情我们的样子，提议道：
“我在卡拉奇有个熟人，他是订杂志看的，要不要我问他借几本？”
我们便开始央求他，他笑着同意了。几天后，列车的乘务员给克尔杜诺夫带了一个包裹，还有一封信。
“喏，杂志来了！”克尔杜诺夫说道，得意地挥了挥手中的包裹。可等他读完了信，便咬住胡子四处看了看，把包裹塞在腋下，紧紧夹着它。
“喂，快拿过来。”尤金咧开大嘴开心地笑着。
克尔杜诺夫耸了耸肩膀，打起了官腔：
“来得及，抢什么！”
尤金惊得退了一步，他们是好朋友，克尔杜诺夫从来没这么粗暴地对他说过话。
“我大费周折弄来的，一定要第一个看，你们等我看完吧。”克尔杜诺夫态度冰冷，气哼哼地补充道。
这下可把我气坏了，以前都是大家一起看的，要么就大声朗读出来，要么就把书放在报务室，谁有空便拿来看。
“你摆什么架子？”尤金质问道。克尔杜诺夫更生气了，嚷着：
“出去！我看书是为了放松精神，可不是为了吵架和胡说八道。读书需要安静，可你们总是讨论个没完，为什么是那样，怎么不是这样，我早就烦透了！我要一个人静静地读，你们都滚开！”
他把书锁进桌子的抽屉里，直到下班也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只是愤怒地四处张望，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似的。等他值完班回家时，尤金对他说：
“你睡觉时，把书放在外面，我去拿。”
他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
快到半夜的时候，尤金对我说：
“去吧，去拿书吧，他大概早就睡着了。”
白天大雨倾盆，连下了一个半钟头。雨后，炽热的骄阳再次爬上洗后的碧空，慷慨地炙烤着大地。现在，草原上漆黑一片，像在澡堂一般闷热。在团团乌云之间，在那深蓝色的云洞深处，金色的星星幽暗地眨眼，这一夜，它们仿佛全都熄灭了。一只青蛙在我前面蹦蹦跳跳，像是在帮我引路。远处，火车轰鸣。从水塔那边传来犹太司炉轻盈的歌声，他是个斜眼，通红的嘴唇上总是挂着一抹惨淡的笑容，仿佛无论怎样都无法将这笑容从他那黝黑而尖削的脸上抹去。一道黄光从克尔杜诺夫家的窗口射出，插进大地，照亮了黑暗中的一堆枕木和杨树枝。透过窗纱，我看见了克尔杜诺夫。他穿着睡袍坐在桌前，躬身拄着桌板，手指插进棕色的头发里。他那蓄着胡子的尖下巴不停地抽搐着，泪水滴落在手肘间的书上。灯光下，那一滴一滴坠落的泪珠显得格外分明，我仿佛听到了泪珠浸透纸张的声响。看到别人哭泣，真是不好受。
除了一盏灯，桌上还摆了一瓶刚打开的伏特加和一盘腌西瓜。小女孩蜷缩着在藤椅里睡着了，她的脸隐匿在卷发中，只看得见一张惊讶地张开的嘴。房间深处像草原一般昏暗，被照亮的地方又像漆黑的山中的一个洞穴。
克尔杜诺夫直起身，向窗外望了望。那张本就不大的脸上满是泪痕，显得更加瘦小了。他把书举到灯旁，想要烘干上面的眼泪。他先是烤一会儿，接着用手将书页抚平，又在灯上摇晃着书。他的眼泪总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流进胡子里。
我转身离开去接车了。回来后，我对尤金说：
“他没睡觉，一直在读书。”
“畜生！”报务员一边抱怨，一边打着派遣表，“还是朋友呢！充其量只是酒肉朋友而已。”
天亮前，我又来到了窗前，透过薄纱望着那个棕色头发的小个男人。他可能是睡着了，头垂在胸前，双手无力地搭在膝头。灯熄了，但铜台上依然点着蜡烛，金黄色的火苗在玻璃瓶上映出两个倒影。伏特加并没有变少。房间比之前更暗了，女孩不见了踪影，那本书合着放在桌角靠近窗台的地方。
我轻轻捅破了薄纱，把手伸了进去。克尔杜诺夫猛地跳起来，抓起烛台乱挥一气，大声喊道：
“滚开！找死！”
蜡烛熄灭了，可我还是看到了那张扭曲的陌生的面孔。
过了一会，他平静了下来。他粗暴地问道：
“是谁？”
“我是来取书的。”
“不给！”
我在窗外站了一会，望着东边的草原。那里，太阳正从云层中缓缓升起。在黄色的霞光中，依稀可见一个黑色的小骑士的身影，他身后的大地上挪动着一片灰云般的羊群。
这一切我早已习以为常。要是能看到书，要是能看到另一番生活，那该多么美妙啊！克尔杜诺夫用那本书逗弄了我们四天，他把书带到车站自己读，我们一向他要，他就趁机嘲弄我们：
“给我跪下！”
尤金告诫他：
“蠢货，你想想，以前我们给过你多少书！”
“是啊，那又怎样？”
“你不能读给我们听吗？”
“跪下！”
他真是卑鄙又可怜，看得出，他自己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可他还是违心地、固执地戏弄我们。他读起那本书，还时不时地发出各种感叹。
“有趣极了！原来如此！”
这些话更挑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和对这本书的渴望。我们对他怨恨透顶，甚至把对他的厌恶感转嫁到了他女儿的身上。每当那可爱的孩子跑到我们跟前，我们就冰冷地推开她，想以此来报复她的父亲。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小女孩那双黑眼睛是如何困惑地望着我和尤金的，她那如花朵一般娇嫩的小红唇是怎么在痛苦的微笑中颤颤发抖的。
克尔杜诺夫也看到了这些，可他只是冷冷地笑笑，然后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
“想要看吗，小伙子们？”问完，他就把书藏进抽屉里，“可我不给。”
“我非要揍他一顿。”尤金恶狠狠地说，他喘着粗气，脸色发白，“就这么办，咱们不看他这本书，给也不看，怎么样？”
我同意了。
“好！”
“你发誓？”
“我发誓。”
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可笑，但当时我的确受尽了折磨，甚至感到了害怕，因为那时我的心中竟燃起了对人的憎恨，这种恨意使我头晕目眩。
整个车站的人都知道我们三个兄弟闹僵了，他们听说了克尔杜诺夫在戏弄我们。大家期待着我们会做出什么来，甚至还用好奇的目光和冷笑去推波助澜。
这件事的结局很简单。一天早晨，克尔杜诺夫来上班，把杂志扔给尤金说：
“喏，拿去看吧。”
报务员一把抓起书，立刻闷声不响地把大鼻子凑到目录上去了。
晚上，我给尤金读了一篇小故事，讲的是一个好女人离开坏丈夫，去为社会为世界而工作的事情。我一边读一边想：
“难道，克尔杜诺夫就为了这个哭泣？”
突然，克尔杜诺夫闯进来，抓着门框大吼道：
“不，不许读！”
他已经喝得烂醉，恶狠狠地瞪着那双通红的含泪的眼睛，蹲下身来。
“不，不许读！谁都不会懂，什么也不懂。就连那些写书的人，他们也不懂。”
他倒在地板上，向我们伸出手喊道：
“住嘴！不许读！”
在门口，他的身后，站着小女孩薇拉·彼得洛夫娜。她身上的连衣裙敞着扣子，一直滑落到肩头。她赤着脚，那头红色卷发乱七八糟的，像火苗一般向上耸立。她站在那里，漠然问道：
“你们为什么欺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