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2站　高吉村

从求吉乡出发，沿九-若路向东走几公里，并向北转入迭-求路就进入了甘肃境内，很快可到达高吉村（俄界）。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从四川通往甘肃的迭-求路沿达拉沟走向，是2014年修建的水泥道，路面平整但较窄，时有泥石流和塌方阻碍。

求吉乡（沿［九-若路］向东）1km出镇子路旁“元帅桥”水泥碑3km→丁字路口左转进入［迭求路，水泥道］5km→然安寨2km→进入甘肃（达拉沟）15km→丁字路口左转往达拉方向（向西）2km→达拉乡3km→高吉村俄界会议会址。

离开求吉乡，我们沿九-若路继续向东。刚出了村子，就看见路左边田地里的“元帅桥”石碑（图1）。

元帅桥石碑碑文：巴西河与包座河在钦多交汇后始称求吉河，求吉河出川至甘肃迭部境内称达拉河。元帅桥位于求吉苟均寨边求吉河上的伸臂式楼桥当地人称风雨桥，也是求吉河上的第一桥。1935年8月底9月初，右路军到达求吉、包座一线时，国民党军为阻击红军北上，将求吉河上的几座桥拆毁，仅剩碉堡山（自注：今称红军山）下苟均寨这座桥，包座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北上通道。1935年9月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军（团）从风雨桥走过，9月9日毛泽东主席率三军（团）经尕格山过风雨桥出川北上。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均从风雨桥出川北上，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有九名元帅从这座桥上走过。苟均风雨桥至今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风格和主体框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元帅桥，承载着中共历史上一段悲壮而辉煌的长征史诗。

从石碑处往河谷里看，求吉河上一座至今保留原貌的藏式廊桥（风雨桥）就是元帅桥（图2），也称包座桥。此桥是建于清代的伸臂式木质楼桥，是当年松-甘古道上四川与甘肃间的必经之桥，也是红军走出四川的最后一座桥。

我们看过此桥的老照片，现在的这座藏式廊桥跨度要比原来大了一些，结构也更简洁了。

若尔盖县有关部门在此立碑称其为“元帅桥”，是声称后来的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中有九大元帅均从这座桥上走过（只有陈毅元帅因留在南方打游击未走此桥）。其实还有细节可考——实际上，中央红军1935年9月10日星夜出川北上时为避开红四方面军在求吉的部队，行军路线要偏北一些，未必走过此桥；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从此桥走过，先是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在此桥看守。后由红二方面军六军模范师接防。因此，过此桥北上的元帅至少有4位（朱德、徐向前、贺龙、刘伯承）。有几位开国元帅经过了，称其为“元帅桥”也没错。

走过元帅桥不远便左转进入水泥路面乡道（离开九-若公路转入迭-求路），路口的水泥路碑上标示“县道迭求路”（路碑0公里，图3）。迭-求路是沿着松-甘古道新修的水泥道，2014年下半年才修通的，大部分的导航仪、电子地图上都没有这条路。

沿迭-求路进入达拉沟峡谷和白龙河河谷，道路变窄。往北再行大约5公里就进入甘肃境内了。然安村是四川境内最后一个村子了。这时，沿路的求吉河应改称为达拉河了。

进入甘肃迭部境内，“迭部”的藏语意为“大拇指”，传说有神人用大拇指推开了阻碍通行的大山，说明这里是交通要道。进入迭部，意味着即将走出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也意味着人口逐渐稠密起来，农田逐渐多了起来。对于以汉族指战员为主的红军部队，大家都期盼尽快走进甘南。

然而，彭德怀的外甥过草地后却留在了川北。

彭德怀外甥的名字叫罗永佑，时任红三军十三团三营三连二排排长，他虽然走出了草地，但在求吉的牙依寨受了伤。彭德怀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前来看望他，当时罗永佑正躺在担架上准备随部队北上。在部队里是不能以亲戚的称谓互相称呼的，而此时罗永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见到彭德怀，带着哭腔叫了声“舅舅”。听到罗永佑的叫声，彭德怀不禁黯然泪下。罗永佑要求随部队走，他不愿离开红军。作为军团长的彭德怀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最后还是命令他留下，罗永佑服从了命令。一个叫扎巴的藏民用一头毛驴把受伤的罗永佑带进了高山之上密林中的一个村庄。他们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见面，罗永佑从此就留在了这里的诺尔盖求吉下黄寨，成为一个牧民。

1956年，彭德怀写信给罗永佑让他到北京，罗永佑谢绝了。他说：“我习惯了草地，有了妻儿，互相离不开了。在哪儿都是干革命。”罗永佑留在求吉乡后，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草地；是草地的藏民留住了他的人，留住了他的心。20世纪60年代，身为求吉供销社主任的罗永佑不慎从载货的马车上摔下身亡。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仍然是这里的牧民。

我们继续往甘肃方向前进。进入甘肃迭部县境内的第一个村子是牙拉，然后是达拉。沿着求吉河、达拉沟向北，是景色很美的一段路。达拉沟是川甘藏区唯一便捷的通道，长约30公里，过去可谓战道：唐朝时。唐将李道率唐军穿过达拉沟偷袭远在青海的吐谷浑；公元1252年，忽必烈的铁骑从这里南下席卷云南，重新统一了中国；1935年至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3次通过达拉沟北上。“达拉”在藏语里意为“虎穴”，有的专家认为“达拉”是蒙语，是蒙古军队南下经过这里留下的名字。

甘肃人民值得骄傲自豪，因为甘肃省是长征的4支红军队伍都经过的唯一省份！

红军长征的4支队伍先后进入甘肃。最先进入甘肃的，是在1935年8月1日。红二十五军为配合和迎接党中央与红一、四方面军北上，在陕甘交界的双石铺消灭胡宗南部4个连后，经凤县西进入甘肃，3日攻克两当县城；其次是在1935年8月23日，左路军为寻找北渡黄河的渡口，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从四川阿坝进入甘肃玛曲齐哈玛（没有找到合适渡口而返回）；然后是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11日进入甘肃迭部；最后是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8月初进入甘肃境内，在岷州（今岷县）二郎山歼灭鲁大昌部2000余人，接着发动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今临潭）、渭源、通渭4县；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初进入甘肃，到达哈达铺一带，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解放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数座县城，占领了西和、礼县和陕西省凤县、略阳等县的广大乡村。

迭部县人民对红军过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央红军走出川北，饥肠辘辘，在迭部得到了宝贵的粮食，并且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了迭部人民的信任。所以，当红二、四方面军到来时，迭部的藏族群众和僧侣既不和红军打仗，也不躲避，反而腾出房屋、僧舍让红军住，拿出小麦、土豆、蚕豆粉、青稞、炒面、酥油、牛羊肉、猪肉等，与红军以物易物、按需交换。当年，红二、四方面军带的枪多、银圆多，当地藏民很乐意交换，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可谓雪中送炭。旺藏寺有个活佛用一皮袋糌粑和一大块酥油，换了一个银边花碗，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的藏民用一个三四斤的大烧饼就可以换一支枪。此外，红军过后，流落了五六百名伤病员和妇女、儿童，他们有的被当地藏民收养，有的联姻，得到求生之路。

走到一个丁字路口（图4），小小的蓝色路标指示左转去达拉、右转去迭部。

我们选择左转去达拉乡，因为一是距离仅几公里，不远；二是达拉乡高吉村是长征路上召开俄界会议的地方，而且是毛泽东首次论述长征伟大意义的地方（见本文最后）。

左转后，到达拉乡政府驻地西约3公里处，再前行约2公里就是高吉村（即俄界村）。“高”在藏语里意为山，“吉”为八。高吉意为“八个山头”，小山寨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典型的藏族搭板房依山势不规则地分布成三四层。当年红军的通司（翻译）误将“高吉”读为“俄界”，由此，在红军历史文献中记载为“俄界会议”。

1935年9月5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司令部先期到达甘南迭部的高吉地区，因为没有该地区的地图，也找不到向导，电台又出了故障，与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困难。彭德怀派武亭等人携带电台、密码找到红一军司令部，解了燃眉之急。

红军后续部队到达时，由于连日降雨，河沟涨水，达拉沟栈道、桥梁破坏严重，红军行军非常困难，队伍拉了几十里长，当先头梯队到达迭部境内的高吉村时已经下午6时了，然而直到半夜后面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地继续向高吉村集中。幸而当地藏民虽然受到反动宣传坚壁清野后躲藏，但并未袭击红军。9月11日，军委纵队和红三军（红三军团）进入高吉村。中央决定在高吉休整，并于当晚发电报给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报全文：“国焘同志：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国焘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延误。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鹅（俄）界集中。三、左路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然而，这时的“中央来电”对张国焘不会起作用。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在此召开。

俄界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红军右路军之红一、四方面军在巴西分离后，党中央率军委纵队一部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于1935年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俄界当年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藏民用干牛粪做燃料，在棚子的壁上贴满了牛粪饼。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一间藏居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开始，毛泽东作了《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首先报告，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红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红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红一方面军主力之红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2.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红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

1.将原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2.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3.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俄界会议正式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1.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2.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3.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地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陕甘支队公开的布告只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署名。毛泽东说，以你们两人出面，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红三军团出来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序列——（1935年9月至10月，全队1.4万余人）

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

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

第一纵队（由一军组成）：

司令员林彪（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

第1大队　大队长杨得志，政治委员萧华，副大队长陈正湘，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冯文彬

第2大队　大队长李英华，政治委员邓华

第3大队　大队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张爱萍（后）

第4大队　大队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副大队长张仁初，参谋长季光顺

第5大队　大队长张振山，政治委员谢有勋、赖传珠（后）

第6大队　大队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邓富连

第二纵队（由三军组成）：

司令员彭德怀（兼）、彭雪枫（后），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第10大队　大队长黄珍、萧桂（后），政治委员杨勇

第11大队　大队长邓国清，政治委员王平

第12大队　大队长谢嵩，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13大队　大队长陈赓，政治委员张爱萍

第三纵队（由军委纵队一部分组成）：

司令员叶剑英（兼），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罗瑞卿（后）中共中央机关

军委第二、三局

总政治部

国家政治保卫局

总部直属部队

随营学校（原军委干部团）校长陈奇涵，政治委员宋任穷

长征路上的多家展览馆、纪念馆中，都有陕甘支队序列表。

“俄界会议”之所以著名，原因在于会议产生了长征史上3个重要的文件：《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图5）和《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通过这3个文件，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反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明确了红军北上的路线和目标，为长征最后阶段顺利北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比较重要的，还有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即“不打下天险腊子口，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将十分被动”。

在《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图6）里，最后一句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张闻天在“俄界会议”做了《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报告（图7）。

高吉（俄界）是藏族居住的小村，海拔约2500米，白龙江源头达拉河掠村而过，地处狭长谷地，村外古树参天。红军到达高吉村时，当地的藏族同胞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早就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了，村中只留下一位有病的藏族老阿婆，红军进村后治好了她的病。当时，毛泽东住处和司令部设在村东头3座较大的房子里，尚存的2家是阿巴、周吾草家，其余的已毁于火灾。红军宣传和卫生部门驻在村西头的仑布和赛浪家中。

现在高吉村新修建了纪念广场，广场的石阶上嵌着“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八个大字，俄界会议遗址纪念馆也已建好，我们到达时还没有布展，暂不开放。广场的平台上环形布置了“五人团”的5尊半身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广场旁的墙上是大幅的浮雕，表现的是红军长征过迭部。

村中当年红军司令部和毛泽东居室，以及俄界会议旧址的木楼保存完整。会议遗址是个院落，有土墙围着，土墙边有石碑，门上有“俄界会议旧址”标牌（图8）。铁将军把门，但我们事先了解到俄界会议旧址的管理人的电话，管理人就是旧址所在房宅的原来房主，国家出钱在其他地方给他家另盖了房子，他也因此成为拿工资的工作人员了。打通电话后，这位藏族同胞带着孩子很快就来开门了。

进了院子，院里并排立着两栋土墙木板房（图9），下半部是土墙，上半部是杉板木结构的，三角房顶，左边的是“仲空”（正屋），就是俄界会议开会的屋子，右边紧靠“仲空”的是一栋两层木楼，楼上是毛泽东的居室。小院已经在2006年成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了。

土墙上有《俄界会议遗址简介》，日晒雨淋的，有些看不太清楚。（在这里，“旧址”“遗址”混着用不太合适。）

个子高一点儿的人低头才能进入“仲空”（正屋），即俄界会议开会的屋子（图10），很简单的布置，火塘、神龛、木柜……是藏居的摆设，但一张老旧的担架床（图11）还放在一边。不知当年抬着病重的周恩来到这里，是否用的就是这种担架床。

在这不大的会议旧址里，可以看到略显粗糙但显然是认真制作的多幅展示。其中，有自制的“红军行军路线图”（图12）。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是从达拉沟向北途中向西（向左）拐了个弯的。是为了专门到高吉吗？好像是的。

出了会议旧址，紧靠着的是一栋两层木楼，搭着一架木楼梯，可上到毛泽东居室（图13）。

爬上木楼梯，上到二层，是杉板木结构房，有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毛主席居室”的牌子（图14）。

毛主席居室里的陈设显然比当年要“豪华”一些了。吸引人的是屋里有3本留言簿，其中最早的留言时间是1975年的。

出了院子，我们回到纪念广场旁，在村旁达拉河对面有两棵白杨树（图15）。老乡们说，树下是当年红军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的地方，当时在这两棵大树下向广大红军指战员宣读了《中央为执行北上针告同志书》。

1935年9月12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从高吉出发，随后几天，陕甘支队陆续离开高吉，沿达拉河向东北方向进发，出达拉沟口石门，经白龙江畔的尼傲乡和旺藏乡的茨儿那、然尕沟、崔古仓村，翻越卡朗大山，穿过桑坝乡的黑拉、五湖、班藏、沙藏村旁的原始森林，抵达腊子口乡的加儿梁、黑多村。

参加俄界会议的李维汉（罗迈，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著有《俄界会议和会师》。文中指出：“毛泽东在论述长征的伟大意义时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结束，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这可比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发表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同一论断早了3个月啊。

俄界会议后，这支红军队伍由两位吃辣子的湖南同乡——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着继续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