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0站　包　座

离开“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纪念碑所在的钦多路口转向南，过钦多桥，转入包座线，去往当年的包座战场。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去包座战场的包座线缺乏维护维修，部分是崖壁路段，路面狭窄，还不时有塌方和泥石流堆积，在路窄段如遇到会车简直就是大麻烦！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纪念碑向南［包座线］过钦多桥15km→达来村路牌1km→“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碑13km→“包座战役达金寺战斗遗址”碑等3km→小路口水泥碑指示“包座战役主战场由此去”1km→过铁栏杆小桥到“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场遗址”碑。

我们要去包座战役遗址，得离开九-若路，在这里转向南过钦多桥（钦多桥也是巴西水电站拦河坝的一部分），向南走包座线进入包座沟，这也是松（潘）-甘（肃）古道的走向。途中经过下包座的索伊、竹当，再经过上包座的嘎子、俄若唐到达戒寺（即大戒寺、达金寺），最后到上包座的“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场遗址”碑。寻访后返回钦多桥再回九-若路，往返路程超过60公里，路况不好。

包座，是藏语“务柯”的译音，意为“沟”，藏语含义是笔直的像“枪膛”“枪筒”。包座沟位于若尔盖县东南部，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两侧。处于群山之间，周围是高坡、原始森林地带，地势险要。

松-甘古道长约190余公里，北接四川松潘，南通甘肃迭部县卡坝，连接达拉、求吉、包座、浪架岭、黄胜关、两河口等重要节点，途中必走“枪膛”“枪筒”这样笔直的包座沟，因此包座适扼其中。当年红军制订的《松潘战役计划》，就是想拿下松潘，实现沿松-甘古道北上，进入甘南的战略意图。

红军没有拿下松潘，走不了大道，改走了草地。据守松潘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红军走出了草地，一方面急令据守松-甘古道沿线的部队阻击红军，一方面派出增援部队沿松-甘古道北上赶来增援。这正中了徐向前总指挥的“围点打援”之计，演绎出“包座战役”。

根据河流的走向，包座又分为下包座（今达来村）、上包座（今达青村），如今乡政府所在地俄若塘村则在中间。在红军文献中所称的“包座”均指“上包座”，距离钦多路口约25公里。在红军长征史上，包座沟这条河谷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935年北上第一次过草地后，在这里进行了包座战役，围歼了从松-甘古道而来的国民党胡宗南部武诚仁之第四十九师；1936年第二次北上时，红二、四方面军的部队从年朵坝即出草地，然后进入这条河谷，沿松-甘古道北上，比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不仅少走了上百里的草地，还抄了近道。

包座战役遗址位于若尔盖县求吉乡和包座乡交界处，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6公里，分上、下包座，遗址现存有国民党军修筑的地堡、战场及国民党军指挥部达戒寺。主战场在达戒寺一带及其东、西山林。

包座战役概要

1935年8月底，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巴西后，进入了松-甘古道在四川的最后一段，已可北出四川进军甘南了。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伍诚仁之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防守松-甘古道的守军，意图堵截红军北上。

国民党胡宗南纵队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便成为其主要粮道，胡宗南纵队大部分粮食的运输都经过这里，为负责积存和转运来自甘肃的军粮，胡宗南在求吉寺后山上和上包座的达金寺设立了兵站。守敌为胡宗南部独立旅第二团，团部设在达金寺庙内，寺庙紧靠一座五六百米高的山，控制了制高点，在山坡松林里建立了6—7个外围据点，构成了一个防御区；上包座的达戒寺驻1个营、求吉寺驻2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伍诚仁之第四十九师原是蔡廷锴十九路军的队伍，“福建事变”反过蒋，但事变后被蒋介石收编，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围剿”中央苏区时与中央红军交过手，曾是红一军（红一军团）手下败将，但战斗力不俗，这次又被投入追剿长征红军。

当时中央红军一军刚到巴西，三军尚在草地泥沼中挣扎。徐向前主动向中共中央建议，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担负包座战役的主要任务，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具体部署是：战役由红四方面军组织实施，战役总指挥徐向前；以红三十军二六四团攻击达戒寺（达金寺）之敌，红三十军主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求歼北来增援的敌四十九师；以红四军十师一部包围并求歼求吉寺（红军文献中译作“救济寺”）和卓藏寺（红军文献中译作“脚仗寺”）之敌，师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以红一方面军一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当时，红三十军还有3个团尚留在黑水、马塘一线筹粮和掩护后方机关。

敌我投入兵力：红四方面军所属程世才、李先念之三十军大部，许世友、王建安之四军十师共计约1.4万人；敌方为国民党中央军之康庄团、张莱孝游击支队、胡宗南部伍诚仁之四十九师和3000人左右的地方藏兵，合计约1.4万人。

8月29日黄昏，红四方面军部队完成对求吉寺和达戒寺的包围，担任主攻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红四方面军两个著名的“夜老虎团”之一）经一夜激战，扫清外围据点，少数敌人溃往南坪县的踏藏，守敌大部则被压缩至达戒寺内，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攻而不克，主力则埋伏在达戒寺附近制高点和西南部丛林通道上，给敌援军摆下一个口袋阵。

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进抵达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二六四团略作阻击便作不支状且战且退，撤至达戒寺东北山区隐蔽。敌见我阻击无力，包座敌人又频频告急，便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当日下午，敌二九一团（附第二九四团三营）、二八九团沿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缺三营）沿包座河东岸，夹河并进，向北攻击；敌师部（包括侦探队、特务营、通讯连、无线电队、工兵连、卫生队等）进至达戒寺以南，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

31日下午5时，红军向敌四十九师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丛林中的红军部队同时出击，八十八师之二六八团从正面插入河西岸敌二九一、二八九2团之结合部，并以一部夺取包座桥，切断了东西两岸敌军的联系，将敌军分割为三部分，首尾不能相顾。敌军为了打通联系，疯狂地向二六八团反扑，而二六八团两面应敌，连续打垮了敌人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激烈。接着，我二六三团在二六八团一部协同下，对河西岸北面之敌二九一团、二九四团三营实施南北夹击，歼灭该敌后，继续向南进攻。我二六六团则向河西岸南面之敌二八九团攻击，钳制其不得别顾。我二六七团向南迂回，断敌退路，并以1个营抢占大戒寺之南山，控制制高点；在河东山林中隐蔽的我二六五团于敌被分割后，向河东岸之敌二九四团实施攻击，在我二六八团一部协同下，歼灭该敌。

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以疲惫之师英勇拼杀，师、团部所有预备队及军部通信连、特务队都投入了战斗，最后连炊事员、饲养员也拿枪参战，甚至动用了过草地都舍不得丢弃的几门迫击炮，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总攻发起一小时后，敌二九一团首先被歼灭。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于当晚将敌四十九师战斗部队几乎全歼，敌师部和后面的辎重部队拼命逃窜，担负截尾的我二六九团1个营一阵猛追，敌残部乘浓雾向松潘方向脱逃，我军缴获了700多头牦牛和1000多只羊，以及许多粮食和弹药。固守在达戒寺后山高地的敌军200余人见逃跑无望，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敌师长伍诚仁的下落说法不一，当时我军方面称伍被击毙，实为误传；一种说法是伍受重伤后跳河自尽，也不准确；另一种说法是，伍被俘后乘着战场混乱跳河而侥幸逃生；再一种说法，伍诚仁率部拼命顽抗至9月1日凌晨，在得知上包座已失而在西南山地担任警戒掩护的余程万团（二八九团）音信全无后，顿失战志，乃以康庄团三营掩护，自己率余众二三百人沿拥鄂河谷逃往踏藏。

战役进行时，在巴西担任侧翼警戒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出动一师二团主动袭击该地的国民党守军一个团进行牵制。

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四十九师的大部，毙伤敌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78挺、长短枪1500余支、电台1部，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物资奇缺、特别缺粮的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年仅24岁的红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王右均，原名王金舟）在攻打求吉寺战斗中牺牲。

但围困在求吉寺之敌据守顽抗，至9月15日红四方面军奉命南下也未能全歼。

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同时，红军用实力证明，即使是“疲惫之师”“饥困之师”，也照样是“威武之师”，也证明了红四方面军特别能战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物中有“包座战斗要图”（图1）（图中日期应为1935年8月29日—9月1日）。

令人惋惜的是，包座大捷后，红一、四方面军没有共同北上。徐向前后来回忆：包座战役后，“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我们还令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途中，我们最先看见的是达来村（下包座）路牌，再前行约1公里，就是“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碑（图2），在路边、村头的一片鲜花盛开的平地上。我们就地采花，然后在纪念碑前敬献一束鲜花。沿途都是谷地，土地并不富余，但藏民们依然为纪念碑留出了一大片空地。空地上遍是天然的绿草鲜花，让姐姐田晓虹乐不可支（图3）。

包座战役大捷，打开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通道。1935年9月7日曾在俄若塘召开过庆功大会。若尔盖县人民政府2006年在此立碑，碑文：包座战役胜利结束后，前敌总指挥部命令三十军在上包座俄若塘一带休整。1935年9月7日，各参战部队在俄若塘寨子前的大坝子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许世友、洪学智等就座。庆功会上给各参战部队分别授予了奖旗，散发了包座战役捷报，会后部队在大坝子举行了大联欢，军部文工团的同志表演了文艺节目，一方面军文艺骨干李伯钊等也从巴西赶来参加演出。

我们继续前行几公里，到达包座战役达金寺战斗遗址碑（图4），达金寺也即达戒寺、大金寺。

包座战役达金寺战斗遗址碑碑文：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胡宗南部进驻松潘后，松-甘茶马古道便成为其主要粮道，为保粮道，更为切实阻截红军北上，胡宗南在达金寺、求吉寺、腊子口均设有兵站。包座战役打响时，达金寺守敌为康庄补二团第二营。30军89师264团受命于1935年8月29日向守敌发起攻击，战斗持续一夜，歼敌一个连，敌营长带亲信数人东逃。8月31日晚包座战役结束时，躲避在达金寺内的敌人趁烟雾逃跑之际，将囤积在达金寺翁玛仓内的粮食放火燃烧。红军攻占后迅速扑救。救火中战士们跳进冒烟的粮仓，抓出烧得焦煳的粮食大口吞嚼。达金寺战斗是包座战役“围点打援”战斗中最后一个“围点”战斗。

达金寺已经残破，残垣断壁的遗址在包座战役达金寺战斗遗址碑的右侧。在包座战役达金寺战斗遗址碑旁边还有“包座战役遗址”石碑（图5）。

包座战役遗址碑碑文：1935年8月，敌胡宗南派补充旅第二团驻守上包座和求吉。26日，胡宗南发现红军主力北上，并即将到达班佑，急令其四十九师伍诚仁部有由潘、漳腊向包座、求吉增援。红军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命令红三十军进攻包座守敌，待机歼灭敌援军四十九师，红四军一部围歼求吉之敌。8月31日，敌主力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1万多红军用手榴弹、刺刀同敌人拼杀，在包座河六七华里的战场上打成一片火海，战斗持续了七八个小时胜利结束。同时，红四军也向求吉守敌发起猛攻并迅速歼灭了敌人。包座战役共歼灭敌40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食、牲畜和军用物资，包座战役的胜利，为红军北上打开了前进通道。

二六八团攻占了包座桥，阻断了包座河东西两岸敌军联系，保证了将敌截为三段。可惜我们没有找到在包座乡附近的这座桥。我们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新县）看到过包座桥的老照片（图6）。显然此桥后来改建了。

我们继续深入，去往包座战役主战场。要特别注意有几面彩色经幡围绕的小石堆所在的路口（图7）。那几面彩色经幡下。有块很不起眼的石碑，上面有不大的红字“包座战役主战场由此去→”。

按照箭头的指示进入路口，不远即过一座铁栏杆小桥，能看见小山坡上的纪念碑（图8）。这一片山岭就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拼杀的主战场东侧山林。

近前看，是“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场遗址”碑（图9）。

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场遗址碑文：包座战役主战场是上包座河岸6—7里的原始森林区，主战场以阻击胡宗南援军四十九师为主。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将八十八师与八十九师编为两个梯队，除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消灭达金寺守敌外，其余主力均隐蔽于山上丛林中待机打援。1935年8月31日下午3时10分，红三十军向敌四十九师发起总攻，歼敌援军的激战历经8小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此役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挺。包座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围困聚歼红军于川西北的新战略，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必要条件。

站在小山坡上，回看，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拼杀的主战场西侧山林（图10）。

我们看到有资料称。在麻日四尖还有密布在山上的深深浅浅、长短不一的战壕和前敌总指挥部遗址。可是，既没有现地指示，也没有当地人可以打听，麻日四尖在何处？我们无法知道，只能原路返回钦多桥、巴西水电站路口，继续走九-若路向东。

还有，1936年8月1日，红二、四方面军再次北上时抵达包座地区，中央军委电贺红二、四方面军到达包座，并指示略作休息，宜速北进。随后，红二、四方面军从包座地区出发，迅速向甘南挺进。这次红军二过包座，敌军未阻拦，想必是被包座战役打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