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9站 钦多路口
离开牙弄村,我们返回牙弄路口重回九-若路,再一路向东先后去潘州古城、甲吉村,然后到了钦多河口(巴西电站)旁。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牙弄村(原路返回)2.5km→牙弄路口左转重回[九-若路]向东2km→潘州古城求吉潘州前敌总指挥部遗址,原路返回2km→再返回[九-若路]继续向东2km→甲吉村(甲基村),步行到村边坡地寻找求吉甲基毛泽东居所(有水泥纪念碑),沿[九-若路]继续向东5km→钦多桥(巴西水电站)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纪念碑。
我们在牙弄村寻访后,返回九-若路继续东行。
经过香藏寺,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曾在此地驻扎。不过,已没有任何当年的遗址了。
继续东行,没多远就到了潘州村,即潘州古城遗址所在地,路边立着大牌子(图1)。
如今的县城“松潘”所在地是古松州城,这里是古潘州城,“松潘”二字即原为松州、潘州的合称。
“不到潘州古城,不算到若尔盖。”潘州因其首领潘罗支而得名,当地人又叫它阿哈(意为吐谷浑)。潘州古城,距县城约38公里。据史书记载,宋崇宁三年(1104)置上潘州,明洪武中(1368—1398)又在该地置潘州卫。该城坐北向南,平面布局为长方形。城东面开有一城门,城中道路由东至西,城北面靠苍翠覆盖的高山,城南面临高坎及河岸。山顶垒有不高的石土墙,墙脚不远处挖有壕沟。
衰败的潘州古城如今仅保留部分当年的旧城垣,东城门口依然清晰(图2)。城内外都是青稞地了。
残留城墙总长343.9米,城墙城门均由夯土构筑而成,其中东城门残高4.7米,宽5.3米,墙厚6.3米。城墙保存较好的还有四堵:东北方向的一堵城墙残长82.9米,高7.8米,墙体上厚4米,下厚6.6米;北面一残墙长88米,高5.5米,墙体上厚4米,下厚7.6米;西面城墙残长61.8米,高7.5米,墙体上厚3.5米,下厚4.4米;东南方城墙残长111.2米,高7.5米,墙体上厚4.7米。下厚5.2米。夯墙采用板夹人力夯,并逐渐往上收分的筑墙法,使城墙形成上窄下宽的体态,有极强的军事防御能力,充分体现了筑墙的思想目的。据当地传说,潘州筑墙的泥土是从20里路之遥的桃恩寨挖掘、人力运来的,为什么要从这么远的地方取土筑墙还是一个谜。
1935年9月3日,在包座战役大胜无虞后,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率领)从巴西班佑寺搬来潘州寨,驻地在此。如今,古城里当年红军右路军前敌指挥部驻扎的房子也已荡然无存,求吉潘州前敌总指挥部遗址就在现任村长家后院的一片小菜园子里(图3),地里土豆长势旺盛,菜园子旁还码着一堆劈柴。庆幸的是县政府在这处遗址旁立下了纪念碑。
若尔盖县政府2006年6月在此立碑“求吉潘州前敌总指挥部遗址”(图4)。
碑文:潘州古城最早出现在汉朝,始建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经历了624个春秋寒暑,是阿坝州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之一,1935年9月3日,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从巴西班佑寺搬至潘州寨,当天就接到张国焘签发的“嘎曲河涨水不能过”的电文。从9月3日到9月9日,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之间有关南进、北上争论最激烈的时期,也是电文来往最频繁的时期。
在这所前敌总指挥部里,徐向前、陈昌浩继续指挥包座战役后期作战,几乎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打开了继续北上的通道;在这里,张国焘催促南下的电报一篇篇飞来;也是在这里,毛泽东专程来问徐向前对北上和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虽然赞同北上,但不愿意红四方面军分成两部分。因而错失了跟毛泽东先行到达陕北的机会。
还是在这里,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不辞而别大感意外,面对有人请示要不要追、要不要打的关键时刻,徐向前说出了掷地有声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那句名言!尽管对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不告而别颇感意外。但红四方面军绝大部分干部战士不同意兄弟之间兵戈相见!心情最沉重的还是徐向前总指挥!
我们姐弟中的大弟田毅对此特别惋惜又叹息,他说:“这里必须留个影。”(图5)
返回九-诺路继续东行,不远即见路边“甲吉村”牌(图6)。
进村寻毛泽东居所,沿水泥路行驶约150米,停车向村民打听,村民热情地带我们走上村头梯田似的半坡田头。在田头,就能看见几乎淹没在荒草里的“求吉甲基毛泽东居所”水泥碑了(图7)。碑上是“甲基”,和路边牌子上的“甲吉村”有一字之别。
在水泥碑后面,残存土墙围着的一小块油菜花地就是毛泽东居所的遗址了(图8)。
求吉甲基毛泽东居所碑紧靠着木栅栏,其碑文没有看到,网上相关介绍很少,只有一条说到毛泽东在这里住了7天。走出草地后,毛泽东先后在班佑村、巴西班佑寺附近住过,不知他住甲基村的时间是如何排序的。
站在甲基毛泽东居所的位置,回看我们的来路(图9),这个河谷就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去往甘肃的道路所在,只不过现在的道路已经拓宽,并且路面硬化成为水泥的或是柏油的了。
我们继续向东往求吉方向,到达钦多路口,一座纪念碑非常醒目,碑上的大字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这个略显静谧的地点就是著名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汇聚点,必是我们父亲田长华走过的地点,而且,他是跟随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中的一员,三过草地,也就来回3次走过了钦多路口。我们兴奋地在此拍照留影(图10)。
纪念碑旁是钦多桥、巴西水电站(图11)。钦多位于3河(即阿西河、巴西河、包座河)交汇处,河流不宽,但水流湍急。
纪念碑的一面有碑文:求吉钦多位于川甘古道的咽喉部位,地处阿西河与包座河的交汇点。1935年9月5日,红一方面军(林彪军团)从巴西经求吉钦多探路北上;次年7月底,从甘孜过来的红二、四方面军分三个纵队过完草地到达求吉一线。其中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巴西方面到钦多;中纵队由徐向前率领,经上下包座到钦多;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上下包座到钦多。三个纵队汇聚求吉一线后先后出川北上;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南方8省历经征战,其行军路线首次汇聚于求吉钦多。
显然,钦多路口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行军路线汇聚点是毫无疑问的,争议在于是不是“首次”汇聚点。
据四川凯旋摩托车俱乐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考察队”实地考证,“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应该是紧靠G213国道西侧的年朵坝(在班佑村南56公里,位于松潘、若尔盖、红原三县的交界处)——1935年8月,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从毛儿盖附近进入草地后,走到了年朵坝(大约为草地行程的中点);从年朵坝这里继续向北行军,到达班佑才走出了草地。同年9月中旬,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没有随中央红军北上的部队南下返回,因北上时已了解了地形,就没有完全按照北上时的穿越草地路线走,而是沿着草地东边的山路,避开了一段草地回到年朵坝,在年朵坝才再入草地,二过草地回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重复了二过草地的走法,到年朵坝即走出草地,再沿着草地东边的山路,避开了一段草地走到了包座。所以。年朵坝才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走过的地点,而且是在钦多路口之前就“汇聚”了的地点,作为“首次汇聚点”实至名归。
再看一下“巴西会议展览馆”里的长征经过若尔盖的路线图(图12),暗红色、蓝色、绿色分别代表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行军路线,三大主力红军的行军路线在若尔盖有两处汇聚点,“汇聚点1”即年朵坝,“汇聚点2”才是钦多路口。
我们清楚了,这个钦多路口,位于东西向的九-若路和南北向的包座线交汇处,向东,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去往甘肃的路线;向南,是去包座战场的路线,也是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右纵队从年朵坝走来的路线,即松(潘)-甘(肃)古道的一部分。
我们在此回顾一下:因为松潘城没有拿下,红军不能走松(潘)-甘(肃)古道,被迫走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在年朵坝没有出草地,而是一直走到班佑(第一次过草地的终点)才出了草地,多走了上百里;南下返回第二次过草地时。红军避开了班佑到年朵坝的这一段草地,走到年朵坝时才进入草地;第三次过草地时,不仅重复了第二次过草地时的路线,而且一部分部队直接走的松(潘)-甘(肃)古道,经过包座到钦多,连班佑都不经过了。当然,红军长征路线的这些变化,前提是每一次走过时,肃清了行军路线上的敌军,也摸清了最佳的路线。因此,在长征路线中,班佑是第一次过草地的终点,而年朵坝是第一次过草地的中点、第二次过草地(南下)的起点、第三次过草地(再次北上)的终点。
我们要去包座战役遗址,得在这里右转过钦多桥(钦多桥也是巴西水电站拦河坝的一部分),向南走包座线进入包座沟,这也是松(潘)-甘(肃)古道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