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8站　牙弄村

从巴西会议遗址出发，返回巴西乡路口，沿九-若路继续向东，先到牙弄路口，再左转去牙弄村。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巴西会址纪念馆（原路返回）4km→巴西乡路口重回［九-若路］右转向东7km→牙弄路口（三个纪念碑处），左转进入［阿西茸路］2km→路左边有藏族妇女石像和指示牌，左转0.5km→进村，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牙弄村周恩来旧居。

我们从巴西会议遗址原路返回巴西乡路口，右转重回九-若路，沿长征路线继续向东。行驶约几公里就到一个岔路口（牙弄路口），路边有3个水泥碑（图1）。

正对的水泥碑上的红字是：“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及周恩来旧居”，水泥碑上还有箭头指示：由此去1公里（图2）。（实际到阿西牙弄村至少有2公里。）

这个路口另一个水泥碑是“包座战役牙弄路口战斗遗址”碑（图3）。

“包座战役牙弄路口战斗遗址”碑上的碑文：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过完草地准备从巴西地区出川北上。之前，国民党廖昂补充旅康庄团部及三个营的兵力在牙弄路口、潘州、甲基、嘎哇、求吉寺、达金寺等处把守。8月25日，右路军之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268团与国民党驻军康庄团2连5营、张莱孝游击支队及其纠合的当地藏兵在牙弄路口展开了激战。经过一天的战斗，红军攻占了牙弄路口据点，并乘胜占领了牙弄寨，为刚出草地的右路军之中央红军在阿西、巴西地区筹粮奠定了基础。若尔盖县人民政府二○○七年八月

经过牙弄路口战斗，基本肃清了上包座以北的敌军，将残敌分别围困在了求吉寺、卓藏寺等几处孤立据点内。这个路口还有一个水泥碑是“阿西牙弄三军（团）十三团警戒遗址”碑（图4）。

“阿西牙弄三军（团）十三团警戒遗址”碑上的碑文：1935年9月9日深夜、10日凌晨，党中央、毛主席秘密北上之际险象环生，一切都充满了变数：原一方面军之3军（团）完全有可能与驻扎在潘州、求吉一线的红四方面军之4军、10军发生武装冲突，在这非常时期，3军军长彭德怀连夜调遣13团从阿西卓藏一带赶到牙弄之阿西、巴西河岸警戒；13团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临危受命，带领全团将士夜警阿西、巴西河岸，警戒遗址位于牙弄降碑卡拉古城边之阿西、巴西河岸，警戒前方是阿西河与巴西河的交汇处。河岸高耸，地势险要，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要地。降碑古城河岸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惊心动魄的关键时刻。若尔盖县人民政府二○○七年八月

这段碑文上使用了“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等词语，似乎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事实上，红四方面军部队除了岗哨，都在呼呼大睡，没有任何针对红一方面军的部署。徐向前后来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如果说，有些激烈的场面，就是红军大学出发后不久，陈昌浩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在左路军，由李特暂代校长）率人飞马追了上来，李特大骂“机会主义”，高喊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头。有人说，李特用皮鞭抽打不回头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在场的人回忆，李特和彭德怀争吵，不听毛泽东的规劝、开导，军事顾问李德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曾经留苏），李特则用俄语回敬李德，身高近2米的李德近身抱住李特，把他拖到了一边……博古懂得俄语，他说，李德骂李特是流氓，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分子。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当时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说道：“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

南下没有出路，这连“老外”李德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和留苏的李特原本还是挺要好的，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挺身而出了。后来，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宋任穷回忆，红军大学是凌晨3时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他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包括红四方面军同学们都表示愿意北上。但李特还是强行带走了红军大学中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人员。

毛泽东走在队伍最后尾的红三军十团即杨勇团行列里。有同志担心地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觉悟的。

当时，如果要拦截离去的中央红军，正在围困求吉寺残敌的红四方面军四军极易抄近道堵住中央红军前进方向的拉达沟，而在与中央红军向东的小道平行的喇嘛岭上，则有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的警戒部队。所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知道，距此不远处的洛大就驻有甘肃军阀鲁大昌的部队。

我们站在这个路口，联想着当年这里匆忙的队伍、疾进的脚步，有北上的，有阻止北上的，有进退两难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啊！历尽艰辛会师的红一、四方面军终于在此分道扬镳了！在已经千辛万苦地走出了水草地之后，在巴西有粮获得补给之后，在包座大捷（几乎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打通北上通道之后，中央红军（大部）还是星夜单独北上了！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此时仅剩下不完整的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军团），而周恩来尚在重病中，也被抬着上路了。走得如此仓促，如此坚决，以至于留下了数百伤员，留下了红军大学中的部分人员，中央红军在左路军中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红五军（红五军团）、红三十二军（红九军团）也都留下了。

有人认为这对中央红军无异于雪上加霜！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队伍仅万人！我们倒是认为，正是这些留在红四方面军队伍中的中央红军力量，后来有力地促使了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而且，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队伍里也有红四方面军在会师后划归给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红军就是这么水乳交融的，不是哪一个人的私家军！当红二、六军团长征到四川时，中央指令红二、六军团编成红二方面军，并且把红三十二军（包括留在红四方面军的原红九军团）编入了红二方面军，这无疑让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在张国焘面前有了更多平等对话的资本。

离开牙弄路口，我们按照路标指示，左转走阿西茸路，很快就看见路左边的有一小花圃，花圃里立了一块水泥碑，碑上还有一位身着藏族服装的女子塑像，碑上有字：“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及周恩来旧居。”箭头指向左转，距离200米（实际稍远一点）。从这里向左转进牙弄村（图5）。

据有人考证，当年红军到达牙弄时，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只有一位从安岳县流浪到此的木匠没跑，他帮了红军很多忙，动员了不少村民回来。为此，周恩来特意写了纸条感谢他。

行驶进村，找到路右边的村幼儿园，就是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图6）。

这个会址原是牙弄寨经堂，现在是牙弄村幼儿园。在院子木门两侧，一边院墙还是土墙，另一边的已经是红砖墙了。走进院子可到经堂门前。墙边有一石碑，上面的文字如下：1935年8月26日，周恩来、王稼祥随后卫收容部队三军进驻牙弄，设三军首脑机关于牙弄寨经堂。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非正式会议；9月9日，张国焘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密电”（即“九九电文”）右路军南进。中央政治局连夜在牙弄经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三军星夜先行北上。（文中的“三军”指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即红三军团。）

在巴西会议展览馆里，有表现紧急会议召开的场景，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神情都不轻松。把会议开在了周恩来的病床旁，周恩来用手顶着肝部发言，可见之紧急！无论“密电”（即“九九电文”）是什么内容。仅在前一日（8日）22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的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电文原文中理应为“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这要对中央红军采取的措施已经跃然纸上。会场上的这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具有丰富革命经历的，也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他们对待张国焘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但此时的意见却是一致的：脱离右路军，赶快走！无疑，这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有人归结了：毛泽东经历了1935年9月9日“最黑暗的日子”，而在1976年的9月9日他老人家溘然长逝；他老人家逝世时83岁，从1935年到1976年是41年，而守卫他的卫戍部队代号“8341”。不知冥冥之中会有如此巧合？

村里没有设立指示牌，我们便向藏族老乡打听周恩来旧居在哪里，老乡告诉我们，继续往上走，拐个弯就是。

我们继续往村中走约100米，右转，是“故居路”，上坡50米就到了牙弄村里的另一处旧址。如今，老院子老屋子还是老样子——木门、土围墙，院子门口立着“周恩来旧居及巴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会址”水泥碑。

院子门没有锁，我们自行进去，院子里是二层土墙木屋（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木门的左立柱上门牌号是“牙弄村附003”’（图7）。院子里的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再住人了，房主人已经在旁边盖起了新居。现在的藏族房主叫琪鑫。

屋子的土墙上嵌有说明牌：周恩来旧居及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简介　1935年8月初，毛儿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因终日忙碌，积劳成疾，得了肝炎、阿米巴肝脓疡，高烧不退。过草地时跟随后卫三军（彭德怀部）行军；8月28日，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于昏迷中被战士们抬出草地来到阿西牙弄寨，并在此居住13天。当时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这期间，由于周恩来病重，党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都没参加。1935年9月初，鉴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8日晚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议决定发报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亲自拟写的电文：《周恩来、洛甫等关于目前红军行动问题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并由参加会议的7人联名签发。发报时间为1935年9月8日22时。电文分别从地形、经济、环境、敌情、形势等方面阐述北上的优势（电文内容略）。

1935年8月30日，刚刚走出草地的周恩来被担架抬到了牙弄，住进这座普通的藏民院落。在走入草地前，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多日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经诊断得了阿米巴性肝脓疡，彭德怀要萧劲光参谋长负责组织担架队抬周恩来，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抬担架。六天六夜走出草地后，担架队员们的付出难以想象。以致19年后，杨立三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坚持为他抬棺送葬！

邓颖超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提议，离开干部休养连随周恩来行动，日夜护理。周恩来一度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李治和王斌两位医生，让战士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周恩来的肝区上方。以控制炎症不向上发展，引导向下排脓。后来，周恩来终于醒了，排出了半盆子绿色的脓。邓颖超感到万幸，因为这种病在当时的死亡率几乎在90%以上。邓颖超夜里看护周恩来，睡也睡不着，于是就把周恩来的灰色毛背心拿来，在油灯下面捉虱子，结果一口气消灭了173只。40年后，周恩来患了肿瘤。1975年3月20日，他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在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

9月10日凌晨，病重的周恩来仍然是被担架抬走的。

对于中央红军的突然离去，红四方面军的弟兄们是不明就里的，自然多有抱怨，何况，中央红军离去时，没有交接阵地，导致侧翼暴露，受到敌军袭击，有所损失。然而，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好不容易走出草地，竟然又要回头了！

附：右路军中没有跟随中央红军北上的部队掉头南下

1935年9月11日，右路军中没有跟随中央红军北上的部队（包括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召开会议。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在《征途集》中回忆：清晨，骑兵通信员给在包座的傅钟、李卓然（政治部主任）送来陈昌浩的信：“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傅钟的记忆是：“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像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相顾，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赶快走，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时已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15日、17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

徐向前、陈昌浩奉命率右路军没有北上的部队，第二次穿越草地，返抵毛儿盖。途中，兵力损失近1/4，红三十军由8个团减为6个团。

部队在毛儿盖稍事休息后，翻越打鼓山、梦笔山两座雪山，于下旬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与左路军会合。

这后一段行程，也是我们父亲田长华说到的再过雪山草地。那时，他根本不明白，好不容易走出草地了，为什么还要回头再走草地、爬雪山？待他长征到达延安，进入了中央警卫营，派他去张国焘警卫班时，他已经有些明白了，还真有些不太情愿啊！

调回思绪，我们向藏族村民打听还有什么长征的遗址遗迹，村民们热情地告诉我们，红军警戒遗址（指红三军十三团居后警戒的牙弄降碑卡拉古城边，是明代的古城）不太远，但没有立“牌牌”，不好找。听此，我们继续前行，去潘州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在那里说出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