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7站　巴西乡

返回班佑收费站，从班佑路口右转，沿九-若路县道向东，往九寨沟方向，经过阿俄垭山口去巴西乡。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九-若路的路况尚可，但局部路面有破损。

从班佑路口“胜利曙光”红军群像处右转进入［九-若路］向东14km→巴西乡，村中路左边有石碑指示往右去巴西会议遗址，在此右转4km→巴西会议遗址（巴西班佑寺遗址）、巴西会址纪念馆。

过班佑收费站，从红军“胜利曙光”群像处右转向东，这条县道是九-若路（九寨沟-若尔盖），我们向东即向九寨沟方向。行驶几公里再翻过一个垭口（这个垭口可能是班佑战斗的阿俄垭口），就进入了林区。一路都是下坡，九-若路把我们引入巴西乡。

跨路的牌楼上是“若尔盖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大字，表明草地行程结束，进入山地林区了。我们几乎环绕草地（草原）画了个圆，从尕力台→麦洼→日干乔→瓦切→嘎尔玛→若尔盖县城→班佑，来到巴西乡。

后面一段路线上，密集着红军长征的遗迹遗址或旧址（图1），我们将一一寻访。

巴西，又名“长安”，藏语的意思是“快乐的农区”“安居乐业”，海拔约3050米，是当时著名的产粮区，也是红军北上的筹粮宝地。现在是个很漂亮的小镇。

当年，巴西一带（今潘州地带）成熟的农作物支持了红军过草地，正是巴西河谷流域连续两年为三过草地的红军提供了食宿。有这样的评价；“巴西会议”使得党和红军摆脱了政治困境；包座战役打通了胜利北上的道路；高原的牦牛、青稞、蚕豆、豌豆保障了红军“三过草地”。

在长征史上，发生在巴西乡的最令人难忘的事件就是红一、四方面军分手了——走出草地的红军右路军没有共同北上，右路军中的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了！

在街道边看到“巴西会议会址”指路碑（图2），就得右转了。

再行驶约4公里，驶上坡道后，在路左侧是一排比较新的平房，这就是新建不久的巴西会址纪念馆（图3）。继续走几十米，就看见断壁残墙了，这就是巴西会议遗址地，即班佑寺院遗址（图4），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垣，还可以看出来，寺院建筑至少是两层。

巴西会议及中央红军单独北上

由于巴西一带自然条件稍有改善，物产又相对丰富，红军在此稍事休整。所以除了林彪率红一军（红一军团）先行向甘肃俄界一带开拔外，其余右路红军在此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的到来，以便按既定的计划继续北上。

也就在这里，中共和红军机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比较重要的有：

1935年8月29日，在班佑寺召开了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这个会议议定了3个问题，一是出一到两期《干部必读》；二是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宣传、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的材料；三是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另外，还研究了共青团问题。

在同一时间，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时间筹粮11.29万斤。还具体划分了巴西、阿西茸、包座3个筹粮区。

9月2日，召开了研究红一方面军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还在病中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做了报告。

9月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俄洛塘庆功大会，庆祝包座大捷。包座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把前来堵截的胡宗南部队消灭了5000多人。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住处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议主要是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决定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继续北上。

就在9月8日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决定说服张国焘继续北上时，张国焘也数次来电，以种种理由坚持南下的意见。9月8日22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

9月9日，是许多历史文献上所说的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密电”发出日（“密电”即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九九电文”，尽管迄今为止没有此“密电”的原件出现，但被指此密电的关键词语是“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叶剑英看到此电文后，径直报知毛泽东，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立即前往牙弄村周恩来住处，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部队（红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红一军），行动方针有变，要红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上述在巴西范围召开的会议。广义上说都属于“巴西会议”。但中共党史上所说的巴西会议，显然不是泛指在巴西召开的所有会议，主要是“巴西班佑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牙弄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牙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目前，经过官方确认了当年的班佑寺院，并立了刻有“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巴西会议会址”的水泥碑，而后两个会议在牙弄村周恩来住处（阿西茸乡牙弄村一座典型的旧式藏族民房）召开，也立了水泥碑。

牙弄紧急会议前，毛泽东先是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红三军团，我们去红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头同意。将近半夜时分，毛泽东到徐向前的住处，询问徐向前对北上还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若分成两半不好。”毛泽东没有做说服工作，要徐向前早点休息。而陈昌浩已经改变了继续北上的态度，同意张国焘南下的意见。因此，红军右路军中的两位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不会随中央红军共同北上，红一、四方面军就得分手了。（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同意南下。”陈昌浩、徐向前如果当时率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挟包座大捷之盛，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那历史不知将会怎样！还是叹口气，历史没有如果！）

“牙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后仅几个小时，9月10日凌晨，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率红三军、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在前敌总指挥部的叶剑英也以“打粮准备南下”为名，凌晨时分带军委纵队部分人员出发，也往俄界开拔。已先期到达了俄界的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等候。至此，除了红军左路军中的中央红军部队（包括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和红五军、红三十二军，以及红军总部、红军大学中的部分人员）还在阿坝，在巴西一带的红军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部队（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一军、红三军，以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中的部分人员），坚持北上，继续往甘南进发。

在班佑寺院遗址残墙前立着刻有“巴西会议会址”的石碑和刻有“巴西会议遗址”的水泥碑（图5）。

水泥碑背后的碑记全文：巴西班佑寺院始建于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1935年8月底，右路军到达巴西地区，前敌总指挥部、军委纵队、中央书记处进驻班佑寺院。8月29日，前敌总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此召开了“巴西筹粮会议”“巴西政治局常委会议”；9月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巴西政治局会议”。红军大本营开拔后，尾队离开寺院约4华里时，班佑寺院突然起火，一座名刹化为灰烬。

我们回头来到巴西会址纪念馆，陈列还比较正规，该馆收藏各类文物400余件。陈列室展出有图文资料和红军文物，展出的文物有红军奖章、红军标语、布告、红军的武器弹药、红军的生活用品及红军吃过的野菜、草根、树皮标本等。管理纪念馆的扎旺仁真给我们留了他的手机号13541572062。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就住这里附近，不过当年的房子已经找不到了。

纪念馆正厅里有浮雕、《前言》，还有毛泽东后来评价巴西会议的语录：“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纪念馆里还有黄镇（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在长征途中作的有趣的漫画《草叶代烟》《红军过草地》《草地宿营》等（图6），给艰难困苦的草地行程添加了一抹革命乐观主义色彩。

国家领导人对川西藏、羌人民支持的评价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对此有过多次讲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期藏、羌人民的革命斗争业绩，高度概括地比喻为“牦牛革命”。还曾一再表示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藏羌）民债的，欠了债是要偿还的”。

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怀仁堂对长征时期参加红军的藏族领导干部天宝说：“你们的民族很伟大，你家乡的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是他们帮助了我们，在那里我们是犯了纪律，把老百姓的牛羊杀来吃了和把他们地里的庄稼给收割了，他们没有计较，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所以，我曾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我们是对你家乡欠下了债的，你回去后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待到全国都富裕起来后，我是一定要去向他们还债的。”（《阿坝州志简讯》）

《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展示了邓小平在1952年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吃就是政治，吃就是军事。他回顾历史时说：“有些地方如在黑水芦花、川西的松潘地区是兄弟民族，红军北上，在那里把他们搞苦了，这点我们见面当然要向他们赔礼，说明这个道理，西康也是要赔礼，这在当时是为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在《血对西藏说》中，还说到邓小平同志讲：“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要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

巴西对红军长征的巨大贡献

“巴西”在藏语里是“快乐的农区”的意思，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包括了今天若尔盖县的上巴西、下巴西、班佑、阿西茸、牙弄、包座一带。在当时，在红军的地理字典上，这一带都称为“巴西”。

1935年至1936年，先后近10万红军到达川甘交界的若尔盖草地边缘的巴西农区，两次秋季粮食收获，有力地支撑了三过草地的主力红军，及时有效地发挥了粮食基地中转作用。若尔盖县原党史办主任蒋桂花收集整理、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走进历史现场》记载：1935年至1936年，红军在巴西地区“两年共筹集口粮237.75万公斤”。这样的数字，对于人口密集、土地肥沃的产粮区而言，不算什么，但对于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高寒低产，而红军人数又数倍于当地藏民的巴西地区来说，这个数目就是天大的事情了。当地百姓几乎倾其所有……完全可以说，雪山草地的各族百姓尽其所有，支撑红军将士度过了长征的艰苦岁月。

我们离开巴西会议会址，回到九-若路，继续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