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6站　班　佑

我们离开日干乔纪念碑，继续沿S301省道穿过红原大草原，转入S209省道穿越若尔盖大草原，经过若尔盖县城（达扎寺镇）后，去往红军走出草地后的第一村——班佑。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日干乔纪念碑（沿［S301省道］原路返回）3km→瓦切镇1km→丁字路口靠右进入［S209省道］向北33km→路口（九匹骏马石雕像，地图标注嘎尔玛路口）右转往“若尔盖”，继续走［S209省道］向东46km→共和国九大元帅走过的草原纪念碑11km→经过铁桥后右转，进入［G213国道］向南20km→（经过若尔盖县城）班佑路口（靠近班佑收费站，是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园，即“胜利曙光”群像）3km→班佑村红军林/前敌总指挥部旧址碑，贡巴龙战斗遗址12km→路右边“信念”红军雕塑群像0.7km→姜冬村村头七根火柴纪念碑，原路返回16km→再到班佑路口“胜利曙光”红军群像处。

注：从姜冬村再向南可去往年朵坝，那里是红一、二、四方面军过草地都经过的地点，即“三军同道地点”。

继续前行是瓦切镇。瓦切，“瓦”藏语意为“帐篷”；“切”，藏语意为“大”，意译为：大帐篷。瓦切是S209省道与S301省道的交叉点，从这里转而向北，过了瓦切就进入若尔盖县境了，前方是热尔大坝草原，也是我国仅次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第二大草原，平均海拔超过3400米。

看见直行去“黄河九曲第一弯”、右转“若尔盖”方向的路标，右转。地图上标注为嘎尔玛路口。接着看见九匹骏马石雕像“九曲黄河第一湾”，继续走S209省道往“若尔盖”，方向是向东了。这一路还是大草原。路标显示“草原国家公园”。

由于若尔盖地处黄河、长江上游，长年不断为两大母亲河提供充足水源，流经若尔盖境内的主要河流有噶曲、墨曲和热曲，从南往北汇入黄河，涵养着黄河超过20%的水源。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在“选美中国”的评选中，若尔盖排位中国最美的六大沼泽湿地第一名，被国际湿地专家冯·勃利克评价为全世界最好的湿地。湿地中的河流弯弯曲曲，形成中国有名的黄河九曲第一湾。其中的日干乔湿地面积超过10万公顷。20世纪60年代，向湿地要草场，累计开沟200多公里，使得8万多公顷湿地变成草原，但已经有部分出现了沙化。初夏时分，大草原还是美丽的，绿茵茵的草和黄、白、紫色的花交织在一起。

当年的若尔盖可不似今日，实在的水草地（图1），人迹罕至，更是鲜见成群马牛羊。

草原上的道路蜿蜒向前，通往若尔盖县城。快到若尔盖县城时，路右边小山包上有一石碑（图2），石碑上刻有大字“共和国九大元帅走过的草原”，还用汉、藏两种文字把九大元帅的名字也刻在石碑上，即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除了长征时期尚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若把这片草原范围扩大到红原大草原，此说成立。

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若尔盖行军路线图”（图3）中，可以一览三大主力红军在若尔盖的长征路线，也可以印证“共和国九大元帅走过的草原”在哪里。

若尔盖县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新设立的县，在此之前，这片地域分属“若尔盖十二部落”和“包座七房”。所谓“若尔盖十二部落”，原是指班佑、多玛、阿西、辖曼、唐克、热当坝、嫩哇、幕、降扎、占哇、崇尔、热尔等12个部落；所谓“包座7房”，是指包座河流域的上包座、下包座、求吉、黄寨、阿西茸、巴西、苟哇等7个部落。“若尔盖”得名缘于西藏王40代赤祖德赞手下大臣益希达吉的一名后裔：这位名叫“盖登”的主管钱粮赋税和库藏的小官，官名叫“若盖”，因其在管理方面极具才华。名声渐起，人们都将其官称与人名合起来昵称为“若尔盖”，甚至将这个昵称延伸到了他参与管辖的这片地域。

在指示右转去“若尔盖县城”的路标出现时，马上要过一座铁桥，过了铁桥就要右转去若尔盖县城（达扎寺镇）了。

若尔盖县城（达扎寺镇），海拔3590米，是大草地中最好的城镇，易地重建，城里很干净，街道宽阔，房子不高却风格一致，显得整齐而有地方特色。若尔盖县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是藏、羌、回、汉等民族共同的居住地，也是川、青、甘三省交界处。镇子四周除了公路，被水草地包围着。若尔盖县有天然草原1212.63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原978万亩，常年饲养牦牛、藏系绵羊、河曲马等草饲牲畜120万混合头，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川西北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河曲马是若尔盖的标志。河曲马又叫作唐克马，体形高大，背脊平坦，既可驮运物品，又可安全乘骑，还有涉水渡河的好本领，早在汉武帝时就开始驯养。传说河曲马有西域汗血宝马的血统。若尔盖具有“东出巴西红色情、南眺黄河第一弯、西游纳摩神居峡、北行降扎沐温泉、中赏花湖麦朵措”五大特色景区，要打造“风情旖旎大草原，中国最美大湿地”，要打响中国黑颈鹤之乡、中国河曲马产地、中国梅花鹿基地三张动物名片；形成最美湿地文化、安多风情文化、红色草原文化、神秘宗教文化四项文化品牌。

若尔盖县城所在地达扎寺镇，在“文革”中一度更名为“红胜镇”（意即红军胜利），看来红军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若尔盖与长征的非凡联系怎样说都不为过！巴西会议使得党和红军摆脱了政治困境；高原的牦牛、青稞支撑了红军“三过草地”；包座战役则打通了红军胜利北上的道路。正因为若尔盖为党和红军战胜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危机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必然地具有长征中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有学者赞叹若尔盖人民，他们将自己赖以维持生计的青稞、牦牛提供给了三过草地的红军，他们收留了过草地中所有流落的红军让其成为新的若尔盖人，他们也不怕随后而来的国民党军队问罪杀头。这是若尔盖人善良、包容的本性。新中国成立后未能将若尔盖列为革命根据地，有人还渲染说若尔盖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若尔盖人对此没有怨言，没有人向上级组织提出过若尔盖也是革命老区，也是革命根据地，也应该得到国家的格外扶持的要求。他们依然乐呵呵地在山谷里种植青稞、胡豆（蚕豆），依然在草原上放牧牛羊。

无论去过还是没有去过若尔盖的人们对它有何评价、有何印象，但有一个事实可能极其说明问题，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若尔盖的所有的男女流落红军，他（她）们大都回过老家探望家乡的亲人，却没有一个离开若尔盖而回到故乡生活的。甚至像罗永佑这样当年的红军排长，其舅舅是彭德怀，并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他也放弃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而坚决地留在了若尔盖草原。神奇的若尔盖！若尔盖还是重走长征路的人们经过最多的地区之一。

穿过若尔盖县城（达扎寺镇）时，在镇中的一个丁字路口右转上G213国道。

出若尔盖县城不远即开始爬坡。不想雪下得大起来，好在高原的特点是能见度好，我们决心继续前进。

再行驶10多公里就看见了公路收费站，收费站旁边就是班佑。当年红军到了班佑，就意味着走出草地了。在收费站旁，即班佑路口，竖立着赭红色大型的“胜利曙光”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图4）。

这是2011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在班佑河畔一次牺牲的七八百名红军烈士而建的，纪念碑高18米、宽25米，基座上是群像。先看碑的基座上镌刻着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的“胜利曙光”四个金字，寓意着红军烈士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纪念碑基座上还有长篇碑文：红三军（即红三军团）在草地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信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部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有走过班佑河。他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摘自《王平回忆录》

尚未读完，我们也和当年王平政委一样，双眼已经满含泪水！对着群像，敬礼！

这下明白了，纪念碑上的红军群像再现了王平政委的回忆：中间一组造型是一面卷起的旗帜下，围绕旗帜周围是疲惫而坐、卧的一群走过草地的红军；右边一组造型是返回草地、寻找战友的4位红军雕像（图5），前立着的胸前挂着望远镜的指挥员，其形象就是时任十一团政委的王平；指挥员身后是背着一息尚存小战士的侦察员，他一脸的悲怆！

驶过公路收费站，很快就到了班佑村，海拔3200米。当年红军右路军最先走出草地，到了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庄——班佑，就意味着走出草地了。所以，班佑被誉为“草地第一村”（图6）。

班佑，藏语称“弯佑”，因为此地成为部落后，推举出一位年岁较大的、有一定威望的老和尚——“弯佑”主事。这样，部落也就以“弯佑”作为其名称，久而久之，成为地名。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写成了现今的名字“班佑”。

红军长征三过班佑。第一次过草地时。北上的红军右路军（主要由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红军大学、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从卓克基继续北上走出大草地，到达了班佑，而左路军（主要由红军总部一部分，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五军、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向西北走了不远，而止步于阿坝未过草地（中央红军北上路线示意图）（图7）。

红军第二次过草地是巴西会议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和红军大学一部回头南下，从巴西经此二过草地。

第三次过草地时是1936年7月底，在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过草地北上，其中左纵队在朱德、张国焘的率领下，经壤塘、阿坝过噶曲河向班佑、巴西行进，左、右纵队于8月底、9月初都经过这里时，在草地中还发现有些没有腐烂的红军战士尸体。

1935年8月及1936年7月底的两次北上过草地，起点不尽相同，但终点都是班佑，它位于广袤草地的东北部边缘，到了班佑，就出了沼泽草地。班佑离能找到粮食的农区不远，到达班佑预示红军生存已无问题。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1935年8月24日，从毛儿盖出发的红军右路军前卫到达班佑，8月26日，党中央、中央军委纵队、红三军陆续到达班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均在此留宿。

班佑是若尔盖草原的一个冬季牧场。红军到这里时，牧民们都在夏季牧场还没有返回，只有周围长满蒿草的几十间外墙上贴满牛粪的简陋房子。据说，毛泽东睡在一间牛粪房里，对牛粪的功能大加赞赏。

现在国道边的班佑村是迁建的（原来的班佑村不在公路边）。村边竖立着“警民共建红色草地第一村”石碑，村头立着牌楼（图8），武警四川省总队阿坝藏族羌族州支队与若尔盖县班佑村警民共建。现在班佑村已今非昔比。

我们到班佑村，看到在“班佑村导游图”上标示出“柳树林（前敌总指挥部旧址）”“贡巴龙战斗遗址”。在村边的柳树林前竖立着“红军林”石碑，即前敌总指挥部旧址所在处（图9）。

班佑村的村南路边，还竖立着“贡巴龙战斗遗址”石碑。贡巴龙战斗也被称为“班佑战斗”。

班佑战斗：1935年8月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刚刚走出草地，即遭到当地“十二部落”和“包座七房”的千余藏兵配合国民党军胡宗南“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的阻击。

8月23日，叶剑英所率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在班佑以南的贡巴龙山一带与敌军张菜孝部和藏兵遭遇，24日晨，红军发起攻击，两小时内即将这群乌合之众击溃，并顺势向东北方向包座河流域扩展攻势。至28日，基本肃清上包座以北的敌军，将残敌分别围困于求吉寺、卓藏寺等几个孤立据点内。

班佑之战在红军长征战史上名声不大。相关史籍中即或提到了也基本上是轻描淡写的一笔。但这一仗的意义实际上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战的结果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预定的行军路线——原计划是从毛儿盖地区出发，“以10至15天的行程，进至夏河洮河流域”，如此，进至班佑也才算完成了不到一半的行程，要进到夏河洮河流域，还得继续向北，穿过沼泽更多更大的“若尔盖湿地”。而经班佑之战后一路下坡乘胜追击敌军的红军战士们惊异地发现：在荒凉无际的草地沼泽之侧，竟然还有这样一片林区，而且由此北上“路大、房多、粮足”，且进入甘肃境内的“罗达以东，即完全是汉人区域”。（注：罗达，今洛大。）

而右路军中的中央领导和红四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等领导在得到了先头部队的报告之后，即决定改变原定行军路线：直接由包座河经达拉沟峡谷东出甘南……即东进巴西、求吉。

这实际上也避免了原计划路线要通过“若尔盖湿地”那另一半草地行程所要付出的更大牺牲。

而且，不仅第一次过草地时调整了路线，一年后再次北上时，红二、四方面军也就目的明确地直奔这条道了！

在巴西会址纪念馆里展示了“班佑阿俄垭口战斗”，并配有图（图10）。这次战斗与班佑战斗同一天，是红军先头部队出班佑村往东行进，不料与国民党的警戒部队接上了火，结果红军一个追击，发现垭口那边竟然是产粮食的地区！后来知道了，那边是巴西。

从班佑村沿G213国道向南，再行驶约10公里，在河边柳林旁有一组题为“信念”的雕塑组（图11）。

雕塑组里有3座塑像，分别表现红军战士从河中提水、女红军生火和老班长照看小红军的形象。老班长和小红军的前面，立着《金色的鱼钩》碑文（图12）。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写作的《金色的鱼钩》，曾经也是我们读过的课文。但这里的《金色的鱼钩》碑文比课文要简略。碑文全文：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相继进入草地，指导员让炊事班长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草地没有粮食，饥饿威胁着大家。老班长想办法用缝衣针做鱼钩，为三个小战士钓鱼做鱼汤，而自己悄悄吃点剩下的鱼骨，老班长虽然瘦得皮包骨，却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小战士走出草地。在草地上挨了一天又一天，快接近草地边的班佑了，老班长又去为小战士们钓鱼，但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当三个小战士找到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三个小战士将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大家心想着，等到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至今，那枚珍贵的鱼钩还珍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中。老班长忠于党、忠于职守、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永远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所幸，在北师大版的六年级语文课本里，还有《金色的鱼钩》的位置。

再往南不远，又看见一座纪念碑，那是姜冬村村头的“七根火柴”红军长征纪念碑（图13）。雕塑是一只巨大的手掌握着一盒火柴。

我们这些“50后”大部分都会记得小学课文《七根火柴》，这是作者王愿坚以杨成武《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在后来的版本里也叫《向草地进军》）文中的小红军郑金煜为原型，写下的生动故事，描述了在草地边缘，一位掉队失去体力的红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珍藏在腋窝里的党证拿出来。里面夹着7根未受潮的火柴。郑重地托付给了偶遇的卢进勇。卢进勇奋力追上了后卫部队，用一根火柴点燃起篝火，让战士们驱赶连日的严寒、煮起了野菜，而把剩余的6根火柴一根根数着递到了指导员的手里……

这个故事发生的部队即是解放军第54集团军127师的前身，发生的地点在姜冬村附近的柳树林（高原的红柳林生长成低矮的树丛）。“姜冬”，在藏语里就是“柳树林”的意思。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片红柳林，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砍伐殆尽，没了痕迹；但可喜的是，姜冬村的藏民们又把那片红柳林复种起来了，就在牧场旁边、小河河边。

纪念碑旁还有一座雕塑（图14），主人公就是卢进勇和保存七根干燥火柴的红军战士。

我们多么希望《七根火柴》的故事重回小学课本里啊！

而后，我们又返回班佑收费站。

附：当年为中央红军带路过草地的藏族向导

松潘县委宣传部杨继宗考证——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两个藏民带路才安全地到达班佑的。1986年春天，邓小平与叶剑英见面时，两人谈起当年的藏族向导，“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活着，请一定给予他们补偿和安置”。中央领导的关心传达到四川省委和松潘县委后，查找任务又落到杨继宗的身上，“我二话没说，带着翻译又进了毛儿盖”。

几经周折，终于查证了两位向导的下落。他俩一个叫扎洞巴、一个叫能周，都是寺里的喇嘛。由于红军进毛儿盖前国民党的宣传，藏民基本跑光了，这两个年轻喇嘛刚好回老家探亲，回来后正碰上红军。红军给他俩讲北上的道理，两人终于同意带路。当两人把大部队带出草地后，他俩目睹红军果真是仁义之师，便提出参军要求。红军没同意，让他们返回毛儿盖，用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返回不久，能周就被土匪杀害。1956年，毛儿盖土匪叛乱，扎洞巴害怕报复，躲进山洞里，被活活饿死了。

在《红旗飘飘》里，刘忠的回忆文章也讲到红一军团先遣过草地的向导：从黑水、芦花出发的那一天，林（彪）军团长把我叫去吩咐说：“刘忠同志（侦察队的），你们又要担任新任务了。交给你们三个向导，一路上要负责照顾他们，在前面带路。”他讲完似乎还怕我不注意，又加重语气说：“你过去做过红五团的政治委员，对这三个向导要多做做政治工作，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完成带路的任务。这就是你们当前的主要工作。”

先说这三个人吧：一个是本地藏民，他知道些路线，但不会说汉语。另一个是从山东移来草地的回民，他会翻译汉语，人称他为通司，但不知道路线。再一个是在这一带来往经商的汉人，他既知道路线，又懂一点藏语，这是我们最需要最有作用的一个。但他的态度有些消极，对红军有一些抵触情绪。当时，对我们来说，显然这三个人是一个也少不了的。

大军进入草地，最主要的就是走路，而走路的关键是要熟悉路线，我们现在要靠这三个向导来带路通过草地。林军团长为了做好这三个人的工作，不仅向我亲自交代任务，派我们侦察队负责照应，而且还给他们一人分了一匹马，发了足够的酥油、糌粑、盐、肉等，此外，还有一条毛毯。可以说，这三个人要算过草地时最优越的人了。

行军途中，军团长见到这三个向导时，总要问东问西，非常关心。

有一天，前面遇到一条江河，猛一看他们三人也愣了。眼望着湍急的激流，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江河，该从哪里过去，怎样过去。最后林军团长来了，他对着地图和向导商量，核对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是白龙江。弄清情况后，部队才安全渡过。

快出草地时，走到一个深邃的山峡里，迎面是陡峭的石壁悬崖，前前后后找不到路径，人们着急起来。三个向导当时也晕头转向了。他们七绕八弯，在一个深谷里发现一座木桥。山谷深不见底，桥用很多根圆木排起来，横亘在石壁之间，使人望之生畏。部队就从这个悬空的桥上通了过去。当时如果找不到这座桥，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呢！

由于我们对那三个向导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终于把我们顺利地带出了草地。部队通过草地以后送他们转回时，他们含着眼泪，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中国有了工农红军，我们就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