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5站　日干乔

我们离开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开始穿越大草原，下一站是红军过草地的纪念地——日干乔红军过草地纪念碑群。其中，S301省道的一段被誉为国内最美自驾路线之一。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停车场1km→返回［G213国道］右转向北往“红原、若尔盖”方向45km→尕力台观景台（海拔3840米）路口路标往“红原”方向左转上［S301省道，瓦松路］40km→麦朵岗14km→色地乡10km→麦洼乡37km→路左边有停车场，路右边是日干乔纪念碑群（海拔约3400m）。

我们离开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重回到G213国道，往红原、若尔盖方向前行。

G213国道的路况不错。看藏民的旅游点挂牌“安多人家”，表明这里的藏民是安多藏族（我们之前经过的藏区有康巴藏族、嘉绒藏族）。

经过尕力台（有观景台标志，标明海拔高程3840米），接着左转上S301省道（瓦松路）向西往“红原”方向。尕力台是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点，随后即进入大草原。

年朵坝在哪里？如果从尕力台观景台继续向北走G213国道约20公里，在两座山丘之间的草地就是“年朵坝”（红军亦称为“镰刀坝”，当年这里是没有公路的）。

在“巴西会议展览馆”里，有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若尔盖的路线图（暗红色、蓝色、绿色的虚线分别代表了这三大主力红军的行军路线）（图1），可以看出，三大主力红军的行军路线在若尔盖有两处汇聚点，“汇聚点1”即年朵坝，“汇聚点2”即钦多路口（我们后面的行程即将到达）。

不过，我们要去日干乔，那里被定为“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并且在路边竖立着一排纪念碑，所以，就没有继续沿G213国道向北。在尕力台左转向西了，从山地往草原腹地进发。

由于我们是自驾，不可能走红军当年由南往北的过草地路线，只能走由东往西横穿大草原的公路，也就是说，我们自驾的路线和红军走过草地的路线，是几乎垂直相交的。修建不久的S301省道，也称为瓦松路，路面平坦，蜿蜒于山地和草原中（图2），不断展现出草甸草原的风光，不时有牦牛在公路上漫游（图3）。

途中下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雨停，飘过来成堆的云。经过麦朵岗时下起了大暴雨。麦朵岗（麦拖岗）在日干乔大沼泽东部，意为“花山”，海拔3595米，应该是S301省道海拔最高的地方了，也是当年红二、四方面军同行的山梁。

说实在的，初夏的大草原非常美，野花成片，自由自在的牦牛和马从眼前一直散布到视界尽头，以致我们当时决定先不要把照片发送出去，以免有人误认为红军当年走过的草地竟然如此风光明媚（图4、图5）。

进入红原县境。长征时没有红原县，红原县1960年才建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名为“红原县”。红原大草原属于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年均气温1.1度，红原县也是阿坝州唯一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纯牧业县。1935年7月至9月、1936年8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在红原爬雪山、过草地、越沼泽，经历了长征中最为艰难的岁月，留下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日干乔大沼泽、色地坝、年朵坝等永留记忆的地点。

这片红原大草原，原本无名，因红军走过而得名，路边高大的广告牌上是“欢迎进入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　长征路上新红原　有您更精彩”。

这方圆几百里，曾是我国西部最大沼泽地之一，近几十年全球气候变迁，温度升高，加之人为干预，沼泽面积缩小而成为草原。现在草原景区由7个旅游区组成，分别是：日干乔红军文化旅游区、月亮湾草原生态旅游区、麦洼寺宗教文化旅游区、达格则自然生态及宗教文化旅游区、刷经寺森林公园及文化旅游区、色阿柯河藏乡风情旅游区、雪玛格勒冰川遗迹及自然生态旅游区。红原大草原北接若尔盖草原，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境内地势平坦，山地成丘状起伏。今天，草原是放牧的天堂、旅游胜地，然而当年它却让自此穿越的红军头疼不已。

对照一下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情景（图6），令人难以想象，今天我们看到的大草原竟然是当年让穿越此地的红军上万指战员长眠的地方！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其实既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也不是延绵不断的大沼泽，而是间或有之，还夹杂着一条条小河、一道道高原浅丘之间的低洼谷地与沟壑。红军当年过草地时，会尽可能选择高坡、山冈行走，以避开低洼地中那些纵横交错的沟壑及沼泽，即使这样，那些避不开的河道、沟壑及沼泽，仍然吞没了无数红军指战员和战马。此外，草地气候多变，我们行驶在草原公路上不过100公里的距离，就经历了大暴雨（汽车风挡玻璃的雨刮器以最快的速度都无法刷净玻璃）、绵绵细雨夹杂小粒冰雹、风吹雪花飘零的气候变化。而红军在草地中行走多日，无法避雨且不说，宿营时连一块干的地方都找不着！还有，说是“水草地”，但满眼看到的水往往不能喝，不是污水就是有毒水。再有，亿万年沤烂的腐败物产生的“瘴气”，让红军指战员们防不胜防。最严重的还是吃的东西匮乏，生火又极为困难，吃上熟的、热的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边想着边前行，经过色地乡，有藏汉融合的感觉，乡里有藏居一条街。

红军当年称色地乡的色迪坝为色既坝、色既塘。第一次北上途中，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由一位藏族老通司带路，经过4天艰难的行程，最先到达色既坝。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经过四天艰难的行程，到了色既坝。色既坝是一条岔路口，往右可通松潘，往左通往班佑。部队进入三岔路口，藏族通司双手合十祈祷，说是神灵保佑，他安全过来了。这个六十多岁、一头白发、心善面和、一路上很少说话的老头，做完祈祷，欣喜地告诉我们，色既坝是松潘通往阿坝的主要商道，当年他过草地，要不是遇上商队相救，恐怕也到不了这里。那真是九死一生啊！如今红军这么多人，居然过来了，真是了不起。他竖起大拇指，连连称奇，而且把我们赞为神兵。我们打开地图，请他介绍这里的地形。他用手指着东南方，反问道：看到山口没有？我看了看，说：‘见到了，还挺高！’他点点头，指着说：‘山口有条路穿向这里，与我们来的路合拢起来，成了草原上的一条屋脊，我们藏民叫它色既大坝。它大得很哩！’我从地图上一看，果然这块隆起的草原脊地纵有百余里，横有数十里。通司又指着前面的通道说：‘长官，我们出了水草地，可以走大道了。’通司讲得一点也不错，经过四天四夜的水草地行军，我们终于跨上了较为平坦的高地，只见野草一望无边。”

因为担任前卫，先头部队备粮较多，途中野菜丰富，比后面部队的境遇要好一些。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还写道：“色既坝露营也许是未出草地前最好的一次宿营，在那绿茸茸的草原上用人工挖出来的土坑棚里，上面盖着我那条旧被子，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背靠着背，一边喝着炊事员烧好的开水，一边嚼着剩下来的那没咸味的牛肉干，吃着香喷喷的野葱、野韭菜。”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右翼部队也到达这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随在队中，然后前往班佑、包座。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从阿坝进入今红原县内，相继走入这片草原，再渡过噶曲河（白河），穿越了日干乔大沼泽，到达色地乡，然后前往包座。

再往前是麦洼乡，标明海拔3535米。当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时，徐向前率中纵队走过此地。在麦洼有烈士陵园。

远处的山冈已经蒙上了淡淡的“薄纱”，我们眼前也飘起了小雪花。牦牛们就在路边，下雨下雪都无动于衷。路标指示“国家湿地公园　日干乔”。

公路开始转向往北，天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就要到了。能够看清路右侧有低矮的建筑和孤零零的3棵树了。路边竖立着又一个广告牌“红原——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2016年我们重走红二方面军长征路再来时，这个广告牌消失了）（图7），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队伍的画面呈现。我们慕名而来的重要地点到了。牌子上标明海拔3441米。这里属于瓦切乡，是自驾车最能贴近大草地、湿地的位置。

驶过广告牌，路边有停车场。停车后，我们顺着木栈道向一排石碑走去，虽是初夏，但寒风刺骨，雨雪交加。说明牌上指明这里就是“国家湿地公园日干乔”所在：“日干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过草地的中心地带，沼泽面积约12万公顷。日干乔湿地地处黄河上游源头地区，是尚存于青藏高原东部、世界上面积最大高寒湿地的一部分；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构筑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明牌上指明了“我们的位置”（图8），标出了我们一路驶过来的麦朵岗草原、麦洼乡、日干乔草原湿地。这一带海拔在3300—3500米，湿地下是亿万年积存的泥炭沼泽土。不知道这里说的“湿地”算不算是“沼泽”，但必须保护这片湿地，如果这片湿地消失，草原沙化将加剧，川西平原、成都、重庆将遭受沙尘暴袭击，黄河将会成为季节河！

在说明牌上，没有标示出红军过草地的路线。别说这里，在我们重走长征路的一路上，都没有看到红军过草地的具体路线，有的只有“示意图”“略图”，因为那个时候，大草地无人勘察没有地图，红军只能靠向导、通司（翻译）带路，才得以走出草地，大草地留在红军记忆里的地名也就经常是发音相近的多种名称。

《淮海日报》刊登的《简陋地图指引红军过草地》一文中写道，红军测绘人员自1936年7月3日至8月11日，从甘孜县城出发后，边走边绘制了“草地设营地图”。这些草绘的“草地设营地图”极其简陋：没有比例尺，没有地名标注，没有道路指示。但正是这些简陋的地图，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近万人顺利通过草地指明了道路。草绘的7月5日宿营地“吉瓦沟”，只是一片弯弯曲曲的手绘曲线（等高线），表示草地地形起伏。地图上唯一可辨别的是吉瓦沟的水流，适合设营的地点则用一个下面带两三个小点的小圆圈表示。地图上唯一一句提示的文字是“自该地上走十里无术（树）林，行进队伍多带柴烧水”，绘图人员可能觉得说明不清楚。又在“无术林”前加上了“全是草地”几个字。这句简单的话语却是红军战士用生命代价换来的。如此简陋的地图，在当时却弥足珍贵。茫茫草地，动辄吞没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先头部队用自己的经验教训绘制了此图，依次传给后面的部队，才保证了这支近万人部队以最小代价通过了草地。

看这里竖立着一排6块石碑（图9）。最左边大一些的石碑上镌刻着“做红军传人　当忠诚卫士”，是武警八七四○部队立的；近邻的石碑镌刻着毛泽东手书“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中间两块石碑，卧着的镌刻着“日干乔大沼泽”，立着的镌刻着周恩来题词“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最右边的石碑上镌刻着“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石碑后边生长着的3棵树，据称是红军路过时插上的手杖长成的，这显然是传说，因为红军走过都80年了，树不可能长得还这么一点大。

我们顶着猎猎寒风、紧抓着队旗留影（图10）。

站在这里，往南看，直线距离上百余里是毛儿盖；往北看，直线距离约百里是班佑。日干乔大沼泽的核心位置离这里还有约60里的距离，在瓦切乡有一条往东北方向的土石路可到，顾虑天气变化多端，我们只得放弃前往探寻。

1935年8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右路军左、右两翼主力部队穿越了这片草原。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与徐向前、陈昌浩一起，随从毛儿盖出发的右路军右翼部队经这里向北行进，穿越了日干乔大沼泽到达色地（色既），然后前往班佑、巴西、包座。

穿越茫茫水草地：1935年8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按照红军总部的决定，分为左、右两路军经草地北上。红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红军大学），顶风雨、冒严寒、吃野菜、啃皮带，经过7天左右的艰苦行军，穿越了100多公里的水草地，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从阿坝进入今红原县内，相继走入这片草原，再渡过噶曲河（白河）、穿越了日干乔大沼泽，到达色地乡，然后前往包座。红四方面军先行，红二方面军分左右两个梯队担负断后和总收容任务。由于红二方面军坚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未久留筹粮，于7月11日由甘孜东谷出发时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而张国焘原承诺提供的粮草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中途抵达阿坝仍没能筹集到多少粮食，因而作为最后一支过草地的队伍，红二方面军粮草极其匮乏。并且祸不单行，红军兵站粮草遭藏骑武装的袭击与洗劫，粮食补给中断。贺龙总指挥退回了分配给自己当作口粮的牦牛肉，自己去钓鱼解决吃饭问题。以前的小学课本里有《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课文，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日干乔大沼泽前往班佑的途中。红二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8月8日走出草地到达包座。现在这里的旅游点有的辣锅鱼和不辣锅鱼，藏族老乡称为“黄河鱼”（一种无鳞的冷水鱼种），可能就是红军当年钓来当饭吃的鱼。

回到北京后，我们特意把我们父亲田长华回忆当年过草地的一段文字翻了出来：

毛儿盖的北面就是草地，茫茫几百里草原举目无边，东西长近千里，南北宽有几百里，气候多变，终年积雪。由于终年雪水浸泡，有许多草根是腐烂的，水很黑，散发出臭气。实际上，就是一片广阔的沼泽地。

草原上空总是笼罩着阴森迷蒙的雾，让人分辨不清东西南北，草地中个别地区有些小高地，有些藏族人民的放牧棚，但见不到人。进入草地前我们每人准备四五斤炒面，因部队多、少数民族地区粮食少，多带粮食困难，我们就准备带了一些干牛皮。草地里没有柴烧，每人都要背十几斤干柴，所以，开始进入草地时每个人的负担都在几十斤重。

在草地的行军方法是很小心的，因为，草地上走的路是一层草根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绵绵的，每踩一脚都扑哧、扑哧地冒水，走过的人多了，就会破坏草根的拉力，人就会陷进泥沼中，如果陷下去了千万不能用脚向下用力踩，因为，那样踩只会越陷越深，应该把上半身体向侧方向躺下，用手抓住侧面的草往侧面爬。或者由其他同志伸出木棍拉。草地行军不能老是走一条路，常变换，所以在草地行军的速度是很慢的。草地气候多变，老是下雨下雪刮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第一次过草地没有帐篷，红军战士没有棉袄穿单衣，很容易被雨雪淋得全身湿透了。同志们，想一想，全身穿的湿衣服，又遇到风雪袭击，肚子又饿，可想而知，身体不强壮的人，能扛得住吗？在那种情况下，的确是牺牲了不少革命同志。

草地露营就更困难了，以班为单位、坐在地上，背靠背，常遇到下雨雪，身上的单薄衣服淋得透湿，只能用自己身上的热量慢慢将衣服暖干。在这样艰难条件中，同志们没有叫苦和埋怨情绪。为了革命吃苦是光荣的，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得战胜它。

在草地行军几天以后，困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同志们带的干粮都吃完了，背的干柴也烧光了，野菜也被前面部队挖得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到处再找点野菜挖，主要就靠吃牛皮维持生命。我们把行军穿的牛皮草鞋泡软了，切得碎碎的，和野菜一起煮，虽然没有盐，但是，肚子饿得难受吃起来也感到很香。

过草地时，军中流行《牛皮腰带歌》（图11），乐观、坚定，没有一丝沮丧或哀伤。

过草地令红军们刻骨铭心，后来回忆过草地的文章太多了，父亲田长华回忆的这段文字还不是过草地最艰难的描述，他那时是炊事员，行军背大锅，宿营忙着烧水做饭，还要四处找野菜。担任后卫的红三军一个连的9名炊事员。走出草地前夕一个个全都牺牲了，大锅最后落在了司务长身上。阿坝藏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专门向走过草地的老红军进行了调查访问，所有被访问的老红军异口同声的字就是过草地“苦”！老红军程启学始终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两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老红军张显扬回忆，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水塘旁长着一丛丛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的野草，一个小战士高兴地喊有“野萝卜！”张思德忙赶上去，抢先试着吃一点。不一会儿，张思德肚子绞痛，大口呕吐起来。“这草有毒……”没等把话说完，就失去了知觉。老红军陶立功当时是团部卫生员，他亲眼看见一个排的同志几天没东西吃，突然碰到一大片鲜嫩的叶子草，大家就摘来猛吃，“不一会儿，整个排的人跳啊叫啊，猛跑一阵后倒下，再也没人起来。”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让他一生不能忘记！

在红军走过草地后，至今极少有人再走过长征路。《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是坚定的后来者，20世纪80年代，他徒步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采访，在当地政府和党组织支持下，有人陪同，有牦牛驮运物资器材，才艰难地完成了草地再穿越。可见，即使在物质条件极为丰富的今天，过草地仍然不是件易事。

后来的总结是：“红军过草地，有三难，行路难、缺粮难、御寒宿营难；有三怕，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泥沼。”

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墩走，从一个草墩跨到另一个草墩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则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其次是食难。说是“水草地”，满眼看到水往往不能喝，不是污水就是毒水。严重的还是口粮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红军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生火极为困难时，红军只能生吃干嚼。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

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儿。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由于夜晚太冷，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

让红军指战员们防不胜防的，是亿万年沤烂的腐败物产生“瘴气”，在不知不觉中夺人生命。

在日干乔还有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在半山坡上。可惜我们重走红二方面军长征路再来时，这座纪念碑已被拆除了。

我们望着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图12），小雨雪后地面留下一汪汪的积水，脚下是软绵绵的感觉，不禁再看一眼这留下父辈们足迹和生命的地方！

附一：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

现在的长征景点，把这个汇聚点定在了若尔盖县巴西乡的钦多桥与巴西电站旁的路口（见图1）（我们即将走到，有专稿），在那个路口旁有纪念碑，石碑上的大字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而另有人考证，年朵坝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过草地时唯一共同走过的一个地点，早于钦多路口的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汇聚点，因此，年朵坝才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1935年8月，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从毛儿盖附近进入草地后，走到年朵坝大约为草地的中点，从年朵坝继续向北行军，到达班佑才走出了草地。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南下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返回，沿着草地东边的山路，避开了一段草地回到年朵坝，在年朵坝再入草地后，二过草地回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年朵坝这里走出草地，也是沿着草地东边的山路，避开了一段草地走到了包座。所以，年朵坝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走过的地点。而跟随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三过草地、来回3次走过了年朵坝。

附二：红军三过草地的巨大损失

一过草地时，红一军团（即红一军）过草地是右路军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做后卫的红三军团（即红三军）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红三军团（即红三军）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红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红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当时的红一军团仅有3000余人）。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经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

聂荣臻回忆：“我到班佑的前一天，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同志打了一个电报，其中有一段是：‘一军团因此次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10天后，得到周恩来的一份电报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者在400以上……”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殿后的部队收容掉队者和掩埋的牺牲者竟达400人以上。红一军团为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过草地尚有400人以上落伍牺牲，其他非战斗部队的减员绝不会低于战斗部队。

黄克诚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部队正在趟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

仅在8月底，彭德怀命令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王平带上刚刚从巴西农区筹集到的粮食，率领一个营的兵力返回班佑草地，迎接滞留在班佑热曲河岸的伤病员。当他们一行赶到班佑热曲河边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河对岸至少700多人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过河后才发觉，这些背靠背坐着的红军全都牺牲了。还有一步之遥就走出草地了，但他们没有能够走出去，全都牺牲在了草地上。这是记载长征过草地众多回忆录中，记载红军集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处。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叙述：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二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沿草地原路返回，沿途那些牺牲战士的坟茔和未及掩埋的战友遗体历历在目，这些坟茔和遗体成了红军二过草地的路标，但也一次次地刺痛红军指战员的心。红四方面军由8个团减员至6个团，损失四分之一。

三过草地时，红二方面军备粮不足，据1986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长征在雪山草地》记载：“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22日，一日雨雪，仅六师抵达绒玉之夜，死亡140人。许多红军战士嘴里含着野菜光荣牺牲在草地上。”在若尔盖包座一带的百姓中，不少人亲眼目睹过包座松甘古道上那些红军遗骨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散布罗玛龙沟约1公里地带，其惨状目不忍睹。这些红军遗骸，正是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过草地时留下来的。

曾任松潘县委宣传部长的杨继宗说：（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镰刀坝以北发现过一圈尸骨，大概有八九个人；后来和牧民探讨过，牧民说这绝不是他们牧民的，牧民都是一两个人出来放牧的，这是红军的尸骨确定无疑。红军战士围篝火而坐取暖休息，在睡眠中就中了草地的瘴气，没有任何感觉就牺牲了，留下了这一圈的尸骨。曾有资料载：作为右路军先遣队的杨成武的四团由于粮食带得充足，顺利地过了草地，但是有一个班的战士在睡眠中被瘴气熏倒而窒息死亡。那么，杨继宗发现的这些红军的尸骨会不会是四团牺牲的战士呢？

镰刀坝历史上就无人居住，只是牧民的夏季牧场（图13）。就在红军过草地的第二年，挖药材的牧民就在镰刀坝发现了由于下雨而暴露在地面上的一片片红军尸骨；自从在这里发现了红军的尸骨，牧民再来到这里就绕道而走。但十几年以后，又是采药的牧民在镰刀坝的另一处又发现了更多的红军尸骨。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主要分布于若尔盖县的镰刀坝、包座牧场、班佑草地及红原县的色既坝、龙日坝一带）。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红五、九军团剩下约5000人，中央红军减员约7000余人；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减员约3000人。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第三次过草地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许多红军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

离开日干乔的石碑群，我们继续向北，那是和日干乔连成一片的若尔盖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