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3站　松潘古城

离开毛儿盖会议会址，我们当然不可能像红军长征那样进入草地，只能继续沿着县道XU02松黑路向东行进，转入G213国道后向北去往松潘古城（松州）。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毛儿盖会议会址［XU02松黑路］向东13km→曲定桥（屈锦桥）28km→燕云乡28km→红扎乡7km→红土乡20km→小姓乡12km→镇江关乡1km→过桥，岔路口左转上［G213国道］向北43km→松潘古城（松州），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城（进安镇）。

我们离开毛儿盖会议会址（索花村），重回到XU02松黑路的路口，往松潘方向前行。这一带地形以群山为主，植被茂密，是打伏击的好地方，这恐怕是当年国民党军明明知道红军在毛儿盖集结，也不敢深入“进剿”的原因之一。

我们继续前进，不断注意道路上的桥梁，在一座蓝色铁护栏的桥上停车后，经过观察，判断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红军入草地前走过的桥——曲定桥（即屈锦桥、七星桥，图1）。

桥身上的名字虽然有些残缺，但可以判断是“曲定桥”（图2）。

曲定桥在董必武、杨成武等的回忆录中称为“七星桥”（显然是曲定桥的谐音），海拔约3500米，当年是座木桥，如今已是石砌水泥桥，为石墩、铁栏杆，应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来桥梁的位置上改建而成。

董必武在回忆录中描述得比较详细，出毛儿盖向北行约20里到“七星桥”，在“路的左边，有矮小草房，约摸百十间”，是牧牛人的房子，“过了这里以后，连牛房也看不见了”。

后来查询得知，“曲定”是藏语音译，为“佛塔”之意，因河岸旁的山形犹如宝塔，故得名“元宝山”，藏民奉为神山，桥也因此得名“曲定”，它的谐音成了“屈锦”，红军听音记为“七星”。

离这座小桥不远就是腊子塘，从腊子塘出发就进入草地了。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和《杨成武回忆录》记载：从屈锦桥到色地的这片水草地称“小草地”，是无人区，不足160里行程，红军走了整整四天四夜；而从色地到班佑的近200里行程（俗称“大草地”），却只走了两天。途中要经过分水岭，就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岭北的河流由南向北汇入黄河，其主干一为噶曲河（亦称白河），一为麦曲河（亦称黑河）。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就是在这横亘着的一串山岭中分道扬镳的。

1935年8月第一次北上过草地时，红军右路军又分为左、右翼部队。其中，左翼部队从元宝山的西侧向北进入草地，其过草地的路线为草地腹地，走出草地到班佑；右翼部队从元宝山的东侧向北进入草地，其过草地的路线为草地最东侧（离松潘国民党军最近），经色既坝（今色地/色迪）走出草地也可到班佑。

右翼部队先行于8月18日，由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右翼部队的先导红四方面军三十军3个团最先进入草地，两天后，右翼部队的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主力跟进，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与徐向前、陈昌浩一起，于22日随右翼部队前进；左翼部队于21日由红一军军长林彪和二师师长陈光率红一军二师四团先导进入草地，红一军军政委聂荣臻率红一军主力及军委纵队、红大等随后跟进；彭德怀率领红三军殿后，随右翼部队前进。

从这样的部队混编可以看出，那时的红一、四方面军还是亲密无间的！毛泽东是跟着红四方面军部队走的！如果红一、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共同北上，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毛泽东等领导人走右翼部队的路线，不是离松潘国民党军最近吗？估计一是因为这条路线走出草地的距离近，二是先导部队已经探明了敌情无虞。这样看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与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当年是走过了曲定桥，从元宝山的东侧向北进入草地的。

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没有留下可以用于全程实地考证的翔实史料，这并不奇怪，那时候没有精确的地图，没有精通汉语的向导（发音不标准），没有地标和参照物（方位物），没有照片，茫茫大草地也不可能在穿过者脑海中留下相同一致的景象。因此，如今可以看到的那个时期的往来电报，以及穿越大草地的老红军后来的回忆，许多地名不仅要考证、相互印证，有些还要猜测。

我们不是长征史专家，看了一些当年红军的往来电报，也能知道曲定桥及附近的元宝山、腊子塘（腊子山垭口），就是红军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入口”。

这个地点不仅对于长征很重要，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多年，这里还陆续发生了多次平叛战斗。

过了曲定桥，道路开始翻越腊子山垭口，海拔约3570米。

继续前行，经过燕云乡，其所在地是卡龙村（图3），在红军长征文献中称为“哈龙”，海拔2910米。虽与卡龙沟景区同名，但不是同一地。

红军在此和胡宗南部展开拉锯战。7月11日20时，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报告：“我四团于昨十号十一时占领哈龙（即毛牛土寨）……”14日19时30分，左权、李先念电告朱德：“哈龙两侧阵地失守……二六八及四团主力已撤回哈龙南端一线占领阵地，二六七团主力明早离开哈龙……”16日，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二六五团夜袭夺回驻守阵地。毛儿盖战斗结束后，朱德18日16时的电告指出“胡敌到哈龙部队已退回松潘、平夷铺、小姓沟一带……”有资料说，这里也是当年第一次北上时，红军右路军右翼部队过草地时的出发地，还说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由此出发。这一关于领导人的说法似乎混淆了红军右路军中的左、右翼部队之分。

前行经过小姓乡（小姓沟）。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包括第四军）沿着岷江向松潘进攻时，曾在此与国民党军隔着村旁的河谷对垒、形成僵持两个多月，红军曾在这里进行征粮。不知有无战斗遗址。

经过镇江关，也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四军战斗过的地方。在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控制区一度至此。但也不知有无战斗遗址。

我们在夜色降临时到达松潘古城，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城（进安镇），也是古松州（图4）。随后我们还要到古潘州。松潘古为松州、潘州。

松潘，红军冥思苦想要占领而未能占领的地方，卡住红军长征走松甘

大道的咽喉，是在长征史上争议多、争议大的“麻烦”之地！

说到松潘，就不得不提到“松潘战役”。在“两河口会议”期间，中革军委于6月26日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集红一、四方面军合力要拿下松潘；7月19日，中革军委制订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重新调整了进攻松潘的兵力部署；7月31日，在毛儿盖期间，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撤销《松潘战役计划》的决定。

撤销《松潘战役计划》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胡宗南集结在松潘地域的主力部队包括：胡本人亲率第一师，武诚仁之四十九师，陈佩之六十师，杨步飞之六十一师，另外还有王耀武和廖昂的2个旅。注意，此时国民党的师级编制规模不逊于红军的军级规模，装备更是比红军精良得多，且有坚固城池可据守。

我们不是军史专家，不能准确评说当年《松潘战役》的因果，只是3次到松潘，看到过松潘县委的册子，听过当地人的述说，登高看过松潘城周边的地形……我们的看法或有些偏颇：红军还是不打松潘为好，若打松潘，损失恐怕比走草地更大！有文章论述，在夺取松潘无望的情况下，与其打松潘、打胡宗南，用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到胡宗南的坚城利炮下去杀出一条通道，不如向大自然闯出一条生路，走出草地、进入甘南。就这样，当年红军没有去控制这么便利的松潘—甘肃通道，只能冒死翻越气候无常的雪山、跋涉渺无人烟的草地，数万红军将士没有战死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沙场上，却长眠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之中！真令人扼腕叹息！

总之，攻占松潘的不利因素太多：1.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军嫡系，资源充足。如同下棋一样，他先于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已经在松潘布棋，他统领的可是国民党军第一师等，精锐之精锐，随后快速调集了达28个团的兵力，还修建了机场，对此，红一、四方面军合力也不占优；2.胡宗南不是等闲之辈，不与红军打运动战、野战，导致红军发挥不了特长，而红军已没有可攻坚的重武器，在松潘地域打阵地战，结果可想而知；3.在国、共双方都极度缺粮的情况下，红军只能在贫瘠的藏区一点点倒腾，甚至手搓青稞粒解决温饱，而胡宗南却可以从四川其他富庶区域调集粮草，速度远快于红军；4.除了松潘国民党正规军之敌，南边还有大量的川军（达到80个团）在压迫红军集结地，导致红军出现后顾之忧，无法全力攻击松潘之敌；5.松潘地区当年民风彪悍，又受到国民党蛊惑宣传，红军缺乏群众基础。

在此之前，中央红军入川后在会理城面对千把川军守城，经几日攻城亦未能克，遑论松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一直就没有放弃攻占松潘，从理县、北川过来就开始打松潘城的外围。由于1933年松潘大地震后还有余震，红四方面军往松潘的机动甚至受到余震的影响（据徐向前回忆，红三十军有一个班就被余震造成的塌方给埋了！）有的部队要船渡才能通过地震后形成的叠溪海子（就是堰塞湖）。到1935年7月下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巩固了松潘防务，红四方面军曾一度进占至松潘城附近的东胜堡，却无力拿下松潘城，敌我双方在牟尼沟、大姓沟至镇江关一线形成对峙。红四方面军一部试图打开往北的通道，在位于松潘东南的塔坪山（塔子山）与敌展开激战。据松潘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杨继宗考证，这次战斗是红四方面军攻取松潘的一次尝试，尽管战斗规模不大。曾有人采访过战斗后负责收尸的张姓老人，据他回忆，当时红军死亡约100人，半数是女兵（红四方面军有女兵战斗部队）。

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也对松潘方向展开过攻击。红一军（红一军团）二师一部与胡宗南部廖昂旅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激战一天，敌依托碉堡工事顽抗，红军未能突破；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红四军猛打猛冲，胡宗南部丁德隆旅退至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今牟尼沟？），胡宗南惊得亲往坐镇指挥。激战十数日，红四军自退。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为夺取松潘，我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及一部兵力，于七月二十二日出发，向毛儿盖进军。在毛儿盖，组织部队多路突击松潘。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装备太差，不论正面进攻或迂回突击，均难奏效。此路不通，只得另辟北进的通道。”

在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地区要图（图5）中，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进攻松潘（图中左上角）投入的部队有：红四军二十八团、红三十军二六二团、红三十一军二七一团、红九军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这些部队分别从平武、江油、茂县（茂州）出发，但都无功而返。

长期研究红四方面军军史的夏宇立认为，夺取松潘的战斗，是长征期间不多见的大规模、长时间的血战。又是最恶劣环境中的一场超极限恶战，双方伤亡巨大，国民党军损失上万，红军也有数千人阵亡。他考证，从1935年5月中旬起，红四方面军之四军十、十二师，九军二十五师主力，三十军九十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三十三军九十八师等，都不断与胡宗南部发生激战，“其中第十、十二师与胡部血战了两个多月，从茂县城外一直打到松潘城下，在松潘城下两进两出。后来松潘战役发起后，红四方面军投入的部队更多。……红十二师副师长项志平、红三十团团长丁先华、红三十六团团长李香恒和红二九四团团长余立贵等，都牺牲在松潘战役中。松潘战役极为激烈残酷，红军有多大伤亡，至今没有发现统计数字，一些参战的老红军告诉我，估计牺牲的有四五千，笔者从多方搜索，认为这一数字可信。……松潘战役能打到这种程度，造成胡宗南部大量伤亡，迫使它不敢主动出击，骚扰和截击红军主力部队通过草地北上，已经很不简单了。同时，红军在战役中表现的顽强作战意志，既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阻截红军北上信心，又为即将到来的包座大捷全歼胡宗南第四十九师，打开红军北上甘南通道，创造了条件”。

不过，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范长江。于1935年7月由成都出发去西北，曾发《松潘战争之前后》一文，却有不同的报道。文中谈到胡宗南部由武都、碧口一带攻下摩天岭险要，抢先红军一日占领松潘这一战略要地。文中论及关于松潘战争的结果是：双方相持3个月以上，并没有进行过主力战争，打死的人简直微乎其微，红军方面主要是饿死、冻死、累死的不少，胡宗南所辖各部，因饥寒而疾而死者，至少亦占1/3以上。“大家完全是和自然环境斗争，谁能支持得久些，谁就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范长江于1937年2月到延安见了毛泽东。

我们曾到过离松潘城不远的牟尼沟，曾经听到当地藏民说，他在去往松潘城外的高坡上捡到过子弹壳，他还说，当年红军没有打下松潘城，因为红军跑都跑不动了。

让我们登高看一下松潘古城的今日面貌吧（图6）！整个古城“江水穿城，城垣环山”，处于岷江河谷中，基本保持完好，东南方是塔子山、金篷山，西南是窑头山，西北侧是庙灵山。

松潘古城，又名松州古城（与几天后我们将要到达的潘州古城合称“松潘”），是历史上有名的边陲重镇，也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城（进安镇）的主体，被称作“川西门户”。

松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东接平武县，南依茂县，东南与北川县相邻，西及西南紧靠红原县、黑水县，北与九寨沟县、若尔盖县接壤。新中国成立前，现今的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县、九寨沟县、黑水县均无县治，其境域大都属于“松潘”，即红军时期的“松潘”包括范围更广大，就连红军经过的草地，当时都叫作“松潘大草地”。而在古潘州衰落之后，松潘就更成了川甘、川青重要的重镇要津：从松潘向北经黄胜关或弓杠岭均可进入包座河谷中的川甘驿道北出甘南，向东北则可经南坪、平武等地北出陕、甘。

自汉唐以来，此处均设关尉，屯有重兵。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置松州，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置松州、潘州二卫，寻并为松潘卫，“松潘”之名自兹始。清置松潘厅和松潘直隶厅。从北城门的名字“镇羌门”可知古城的作用。唐朝时，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派使者前往长安求婚。使者路过松州，被州官扣押，松赞干布大怒，亲率大兵20万入侵，唐都督韩咸战败，唐太宗命吏部尚书统军抵达松州，经川主寺一役，唐军大胜。松赞干布返藏后又遣使臣送黄金以求通婚和好，太宗晓以大义，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传为千古佳话。如今古城进行了修整，“松州”城门外竖立着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的雕像（图7），立着“藏汉和亲”的碑记。松州亦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这里现在生活着10多个民族的人民。为了发展旅游，古城进行了修整，已经成为四川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的一部分，到黄龙、九寨沟的游人们往往也会到松潘古城转转。我们既然到此，也转转吧。古城保持了城楼和部分城墙，有原味，而城里的街道则大部分是仿古的了。我们转了古城，感觉松潘古风犹存，比丽江、凤凰这样的古城显得更古朴。

下一站是川主寺，那不是寺庙，而是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长征纪念碑总碑所在地。尽管红军长征没有经过川主寺，但重走长征路是一定要去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