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2站　索花村

从沙窝会议会址出发，继续沿XU02松黑路往毛儿盖会议会址（上八寨乡索花村）。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沙窝会议会址（原路返回）0.5km→返回岔路口［XU02松黑路］往“毛儿盖会议会址”14km→毛儿盖会议会址（索花村喇嘛庙，即毛儿盖寺）。

毛儿盖/索花村离沙窝寨子约30里，“毛儿盖”是藏语“矛格”的谐音，意译是“越咒越兴旺”，是一个地区的名称，当时，毛儿盖是毛儿盖土官属下十八寨地域之总称，方圆有上千平方公里，而今，由上八寨、下八寨、草原乡3个乡组成。

毛儿盖在长征路上的什么位置？看路线图（图1）中靠近右上角，毛儿盖就在草地的南侧边缘啦！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出发地——松潘在毛儿盖的东北方向，由于松潘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占据，右路军只能从毛儿盖进入草地北上，去往班佑、巴西。而当红四方面军未继续北上、返身南下时，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包括我们的父亲）再次回到毛儿盖。当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没有再走毛儿盖，而是从阿坝方向穿过草地。因此，红军“三过草地”中两次与毛儿盖有关。红军行军路线密集于毛儿盖。

毛儿盖在长征史上的地位、作用有3点：1.筹粮；2.开会坚持北上；3.进入草地的出发地之一。

红军自1935年7月底进入毛儿盖，而至8月21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后）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为什么在毛儿盖要停留这么久？一是青稞要8月份才成熟，必须等待青稞成熟，没粮食不可能走过草地；二是与张国焘的分歧还在扩大，红一、四方面军还不能统一行动。

红军占领毛儿盖是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打了一仗的，这是中央红军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第一次较量，红军大体弄清了胡宗南的实力是非一些地方军阀可比的。

从草地绕攻松潘行动失败后，最先进入毛儿盖的先头部队是红一方面军一军二师四团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于1935年7月1日进至毛儿盖一带，与据守在此的胡宗南部李日基加强营激战8天，才驱逐李日基营，占领了毛儿盖，这就是毛儿盖战斗。

毛儿盖战斗

毛儿盖是去往草地的通道，红军必须控制这个通道。

胡宗南部主力据守松潘，同时向西部署了以侦察、警戒为主的小股部队：一股前出至镇江关一带，据守岷江东岸，与红军对峙；一股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前出至毛儿盖地区。胡宗南曾当面叮嘱营长李日基，让他负责“搜索、警戒、打游击”，交代他“能打不能打由你自己做主，不要向我请示”。李日基营到达防地后报告，至少要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守住。胡宗南察觉毛儿盖的重要战略价值，又派一个副团长带一个营到毛儿盖了解情况。这位副团长看出毛儿盖是块死地，不想留此，于是笼络了被胡宗南派往阿坝联络藏族土司途经毛儿盖的师部参谋，请其暗中帮忙。这位“钦差”回松潘后，禀告胡宗南：“至多一个营就行了。”于是胡宗南调回了后去的这个营和那位副团长。

阿坝州志关于毛儿盖战斗的记载：“7月初胡宗南部廖昂补充旅第一团第一营（加强营）营长李日基率部抵毛儿盖索花寺内驻扎。李营第一、二连占领索花寺后山头，构筑环形阵地，营部和第三连、机枪连集中寺院东南角上一独立庙内。红一军团和三十军各一部抵达毛儿盖，拔除李营外围3个警戒哨，夜间向其一、二连阵地进攻。李营以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据守，红军未攻克，包围之。此后李将一、二连撤回寺院固守。红军缩小包围圈。寺院墙垒坚固，红军无重武器摧毁，采用挖地道战术被李营发觉未果。7月中旬，红军击毙李营守寺院大门的副营长和一连长后，李营乘夜率部向寺院东北方突围。红军追击，俘李营近百人。一军团侦察连和三十军二六八团两个连围李营残部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除李日基率少数人逃脱，全部被歼。在毛儿盖战斗中，红军俘李日基部4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4挺，无线电台1部。”

关于毛儿盖战斗的时间，各史料的记载不一，即使参战指挥员杨成武《忆长征》中的时间也不准确。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战斗持续了七八天，打得相当艰苦；围攻索花寺的部队是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和左权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二师四团；林彪、聂荣臻7月8日18时致电朱德：“二六七团及四团已抵毛儿盖附近，胡敌一营扼守街道及山地，我军正攻击中。……”朱德于7月10日电令“二六七团及一军团主力，今夜袭击毛儿盖之敌”；最后于7月16日追歼李日基营的是一军侦察连和红三十军九十师二六八团两个连。朱德7月18日16时的电告指出“毛儿盖李营全部解决，缴轻机关十六支，重机关枪三支，步枪二百余支”。

有资料称，在围歼李日基营时，胡宗南部5个团来援，与红三十军二六七、二六八团和红一军二师四团在哈龙、小羊角塘地区激战，一度攻占红军据守的哈龙（今卡龙村，距离索花村约80里）。16日夜，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二六五团等部夜袭哈龙之敌，再占哈龙。这使得李日基等不到援军，而弃寺庙逃窜。

李日基逃走前为了不让“共匪”得到武器弹药和粮草，放火烧寺。幸而红军扑救及时。尽管李日基仅率少数随从经牟尼沟逃回了松潘，但他未承想，狼狈逃回还得了赏，因为长官胡宗南此前有个命令竟然是“带回一兵赏洋10元，带回一枪赏洋20元”。日后，这个李日基官至军长，后来在陕北与共军打仗还是屡战屡败。

红军拿下毛儿盖，不仅得到了通往草地的通道和出发地，而且基本上控制了松潘以西小姓沟流域并在此间筹粮。而蒋介石、胡宗南没有料到红军会去走大草地。则失去了阻击红军于险地的机遇。当然，红军通过毛儿盖战斗也进一步了解到胡宗南部的战斗力不可小觑。

当年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主力分批翻越昌德山、达古山北进至毛儿盖，另一部红军由泽盖过河，翻谷汝山经扎窝、晴朗、达盖翻山去毛儿盖。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时，黑水河水流湍急，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因此沿河任何之地均不能渡涉。红军行至则格、黑水、芦花等地，只能沿着河岸危崖绝壁的羊肠路曲折向前，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人有两手尚可攀扶越过，骡马则易失蹄跌落，结果只有几匹从江西出发的老骡子走了过来。

如今公路穿行在广袤的低山草甸中，依然是森林茂密，牛、马散布，河流清澈，草场遍地（图2、图3）。

在公路前方，远远的山坡上出现了寺庙的金顶，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索花寺了（上八寨乡索花村索花寺）。

驶进上八寨乡索花村，村中路边有路标指示左转往毛儿盖会议会址，这是一条往山坡上去的小路。要知道，在这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我们尽量驾车靠近寻访点，这样能减少徒步上坡的辛苦。

和藏族同胞打招呼得到允许后，我们如愿以偿地在小路边一家藏居前停车，藏居对面是一个转经棚（图4）。这个停车位置离索花寺是最近的。

索花村里道路四通八达，寺庙寺院好几个，我们转不太明白，幸亏有一位六七岁的小喇嘛自告奋勇给我们带路。后来才知道，如果没有人带路，就一直往山边走，索花寺在村里最靠近山边的地方。

村中新修建的寺庙，越来越高级。新修建的藏居也越来越漂亮，藏族同胞生活越来越好。

走到一座有小门的围墙前，就是索花寺的围墙了。门没有锁，可自行进入。

进院子走几十米，就看见索花寺（喇嘛庙）的正殿了（尚在修缮中）。这就是当年毛儿盖会议会址所在地了（图5）。

这座寺庙比村中其他寺庙显得古朴与沧桑，规模也要大一些。索花寺也称毛儿盖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建于明代，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据说当年寺里的喇嘛达500人。当年的索花喇嘛寺被国民党守军败退时放火焚烧，幸被红军扑灭，但仍然有损毁，如今寺庙主殿已修葺一新。

在索花寺正殿的左侧专设了如同佛龛的位置，放置“毛儿盖会议会址”碑（图6）。

索花寺左侧有亭楼式的院子大门（图7）。看到大门，才知道我们是从侧门进来的。大门旁立有“毛儿盖会议会址”石碑。

红军到达这里时，大部分喇嘛都逃走了，寺院很空，因此住了很多部队，楼下楼上都住得满满的，解决了红军住宿难的问题。寺院现在还保留了少量标语。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寺院的一个偏殿里召开的。索花寺还有一个新修缮了的偏殿（图8），不知是否为当年会议地点。

沙窝会议时，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北上路线，但一回到驻地就变了卦。他在召集的红四方面军部分军以上干部会上公然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红一、四方面军协调不起来，中央只好接着再开会——毛儿盖会议。

毛儿盖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沙窝会议后，1935年8月20日，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已率领左路军进军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张国焘那时似乎并不急着北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做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4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古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毛泽东作结论时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左路军应坚持向东打，不应因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随后的发言中，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也表示应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方针。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与右路军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做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被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毛泽东起草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补充了两河口会议对战略方针的认识，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使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让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

毛儿盖会议中，原拟定的左、右两路军又做了调整：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辖第五军（原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曾日三）；第九军（红四方面军所属，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第三十一军（红四方面军所属，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十三军（红四方面军所属，军长罗南辉）；从卓克基北取阿坝，继而北进夏河。

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王宏坤率领，下辖第一军（原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原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四军（红四方面军所属，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第三十军（红四方面军所属，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大”合编成）；以少部对松番胡宗南部警戒，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

毛儿盖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牦牛也不少，部分缓解了红军部队的缺粮问题。

红军在毛儿盖地区筹粮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准备穿越草地，为此，筹粮显得非常重要。过草地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数万红军要带足15天粮食，就需要上百万斤。

全军上下按照统一部署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一是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各村寨去向藏民收购；二是征收土司、喇嘛的部分粮食，迫不得已时才武装筹粮；三是自己动手收割青稞。

毛儿盖是周边藏族地区最大的村落，当时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存粮并不太多。这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9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筹粮收获。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经过大约一个月的紧张筹粮，仍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食的要求，最多的能有8—10斤，一般的有5—6斤，少的只有三四斤。因此，红军一方面向藏民请教尝百草，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供过草地时采用；另一方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同时还带点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

有时不得已便收割地里还未完全成熟的青稞麦。有些地的主人不在，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藏民拿着牌子向后面的红军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依据。

2002年5月21日《四川日报》报道，年初在毛儿盖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板借据，是一块长96厘米、宽19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借据写道：“这块田里割了青稞2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青（稞）……归来后拿住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在你们未兑得这些东西前，请保留这块牌子。”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这张特殊的“借条”现在松潘县文管局保存着。我们在中共松潘县委的宣传材料上看到过这块木板的照片。

收割没有完全饱满成熟的青稞麦，吃上几把又鲜又嫩的生麦粒儿，味道甜丝丝的，但如不细嚼慢咽，整粒吃下去也不好消化，即使煮熟了吃，吃多了肚子发胀，很多人都闹起胃病来了。为了筹集粮食过草地，红军把这种收割回来的青稞穗子先用炉火烘烤一番，然后再用木板或石片搓去皮壳，脱出半生不熟的麦粒儿，在锅里煮着吃。最好的办法，是把青稞粒搓揉出来，用手磨和水磨推碾成面粉再炒熟，这就是干粮炒面。但因为青稞麦里含水分多，外皮又过于柔韧，有时也无法磨成面粉、加工制成炒面。

我们父亲田长华不止一次提到，那时，他们最高兴的是发现土司、喇嘛藏匿的粮食，可以一包一包地背出来；而下地收青稞，则原始许多，没有镰刀就用手拔，要把未完全成熟的青稞粒搓揉下来比较费事，而要把青稞粒弄熟就更费事，锅太少，只得把青稞粒放在石头上，然后火烧石头将其烤熟。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道：“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

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写道：“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

红军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我们站在高坡上，毛儿盖的谷地尽收眼底（图9），这就是当年为红军提供了粮食、肉干、野菜的大地。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其行军序列是：中央红军一军（红一军团）在前，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三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居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多数和前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三军（红三军团）殿后。

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随红三军行动，且周恩来病得还十分严重。彭德怀命令宁可丢弃一些装备也得抬着周恩来走，结果是迫击炮被埋掉，抽调小伙子组成担架队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过草地。

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大约有600里，要历时六七天才得以通过。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我们离开毛儿盖索花村，追随红军的脚步，继续往草地方向开进。